【大纪元6月9日讯】15年前，一个人的死，影响了首都北京那麽多的民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哀悼，着实为历史上少见。
这个人就是胡耀邦，他是20世纪后20年影响中国民主进程的重要人物之一。
1989年4月15日7点53分，胡耀邦在北京病逝，时年73岁。比起那些活到89岁、93岁，甚至100岁的老共产党人、政治老人来说，耀邦确实是年轻了一些，他的早逝用“好人不长寿”来说并非夸张，也并非不符合实际。
耀邦，因先天下之忧而忧，才得到后天下之乐而乐。1980年至1989年4月，近10余年时间，耀邦是中国百姓最熟悉的名字之一，他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为民族的命运忧虑，大公无私，为民做主，为民请命。在他先后任职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与总书记期间，以堪称楷模的胆略、魄力和热忱，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真正的“实事求是”精神付诸实现，造福万民。深受“文革”迫害的老革命家、“牛鬼蛇神”、50年代“被错划的右派”、历次政治运动遗下的错案、戴着“地主、富农”帽子的社会边缘人群，都是在这些日子里昭雪沈冤，“由鬼变人”，“由一等黑户、二等公民到恢复自由身”，重见天日。只要追忆拨乱反正年代，像一度被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打倒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以及他们经历的所谓“叛徒集团”、“反党集团”案件，都在短期内清查了结，水落石出，推翻不实之词，恢复了受害者的荣誉，人们就可以想象到那时挑此重任的胡耀邦是何等的辛劳忘我，爱恨交织，炽热如火，为国为民，呕心沥血。
据郑仲兵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透露，耀邦在中宣部任职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内，在有限的部务活动中，不知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
1978年12月25日，他正式出任中宣部长。19天后，他在一次例会上强调，“对青年要善于引导”，要考虑青年的特点，从青年的实际出发，“不要把青年报办成第二党报”。
1979年1月24日，中宣部例会。交谈新闻工作情况。耀邦提出：“办好报纸的标志，两条很重要：一看有没有好新闻，一看有没有好言论。”
2月7日，中宣部例会。当反映上海“知青”要求回上海、闹事等情况时，耀邦的视角非常有意思，他说：“这是最近落实政策，搞民主的副产品”。“这是因流毒未肃清，问题成堆。要快刀斩乱麻，不要拖。一时不能解决，要创造条件。”并告诫：“从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言论的体现”。反映了他的政治气度。
3月31日，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第二次讲话，提到中央正在研究“解决国家体制和领导方法的问题”，要求报纸、新闻发挥监督职能–批评、表扬的职能。 他还在新闻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把解放思想的重点放在研究新问题上”。还提到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党的唯一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只有一个宗旨，没有第二个。”
7月11日，中宣部例会。研究中宣部《关于宣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几个问题的通知》，耀邦在插话中批评现行的“全民所有制”：“什么全民所有制，是全民所无，全民所养”。“几十年的教训，就是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分子，我们有几百几千，像张志新这样遭到杀害的，有三十万人。”
8月1日，中宣部例会。讨论党风和干部作风问题。耀邦提出：“要批‘有权就有一切’，……要把这个理论搞臭。”
8月8日，中宣部例会。耀邦在发言中表示“赞成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他提出：“要注意文风、注意讨论问题的思想方法”，共五点：1、不管什么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要浮夸不实；2、不要杀气腾腾、慷慨激昂，要充分说理、留有余地，对青年人不要“围剿”；3、不要偏激、过头，片面性，多做历史分析、全面分析；4、不要从概念到概念；5、不要前后矛盾。
8月23日，耀邦会见广播局召开的电视节目会议代表并讲话： “要使人们的革命理想、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奋斗目标、生产知识、欢悦的精神生活统一起来，浑然一体。……艺术品离开政治不行，但艺术品离开艺术就不是艺术品，那看‘毛选’好了，看电视干嘛？”
9月2日，耀邦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要求关心上访人员、认真解决他们的问题，批评一些信访部门和人员“感情上不关心别人的疾苦，政策上死、不灵活。如‘右派’改正回城，先是态度不错，后来回城人多了，又发通知说，原则上不让回，搞一刀切。几万人吊在当中成了黑人。”
1980年2月23日-29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宣部的干部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谓喜，是因为耀邦当总书记是众望所归；所谓忧，是因为耀邦终于离开了中宣部。耀邦对于当时新闻改革的力度，也评价是“二八开”，他提出要在报纸上讲缺点问题与讲优点成绩，经常保持“二八开”。
1980年3月，耀邦正式出任中共总书记以后，仍然担当着民主改革先锋、青年优秀导师、记者真诚朋友的责任。
1984年4月9日，他跟一群港澳记者交谈，甚为亲切、坦率、热情。1989年4月23日《参考消息》援引《澳门日报》的纪念文章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第二号核心人物（第一号人物是“第二代核心人物邓小平”）。对于‘胃口大’的港澳记者，胡氏自然成为非常重要的采访物件。”耀邦是在出访澳洲等五国的前几天跟港澳记者约会中南海，原定只是一小时，但却提前５分钟开始，延长半小时结束。耀邦性格爽朗，谈吐幽默，没有半点儿官架子。他首先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题目：“你们有没有去过１４个开放城市？有没有去过内蒙、西藏、新疆、三峡……？”耀邦说：“世界上许多名记者都去过很多地方，这也体现出记者不怕困难的一面。到地方去，一个方法是采访领导人，一个方法是到群众里面去。”当时全国有2000多个县，他跑了1600多个。相信是中共历史上几位主席、总书记中的最高纪录。
尽管胡耀邦说自己“我快70了，老态龙钟。”没想到，比他老的人大有人在，后来也确实比他长寿。而他却早早离开了这个他热爱的中国大地。
据北京的报纸披露，一位普通市民在听说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后说：“我深感悲痛，因为他是一个为人民做了好事的领导人。他敢于说话。”耀邦正是致力改革、为官正直、为人诚恳而深得民心。他的业绩，不仅是在经济方面实行开放政策，而且也在思想方面。他尊重并任用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臭老九”的知识份子们，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机构，曾得到他的支援。
应该说，古往今来，真正的完人大概是没有的，政治上的完人更加难求。但我今天敢说，在胡耀邦的同龄人中，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尽心尽力、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光明磊落地为国家民族努力工作，到死为止，他的政治品质是崇高的。他的决策和工作大方向没有错误，积极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不重要的过失，他这样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应当予以肯定和赞扬的，应当给予隆重纪念的。
耀邦是一个热心执行和推行开放改革政策的人，中国成千成万的民众、尤其是知识份子，对他着实有一份敬爱和亲厚的感情。1987年1月16日，虽然他由于推行改革过急，高消费，导致学生运动的爆发而不得不承受责任，黯然下台。但胡耀邦没有推卸责任，显示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政治道德上，这是优秀的品质。何况，在推行改革这样艰巨的工作中，总不免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挫折。海内外极大多数中国人支援开放和改革，凡是稍有见识之人，决不会无聊到要求事事一帆风顺，不能容忍任何或大或小的困难和挫折。
71岁的耀邦承认犯了政治“错误”而辞职后，由开明派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接任总书记职务。2年后的1989年4月8日上午9点，已经由总书记、政治局常委降职为政治局委员的耀邦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该次会议主要谈教育工作。会议进行40分钟后，耀邦忽然感觉不适，遂举手向赵紫阳请假。赵发现他的气色不好，在座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立即抱住耀邦，连忙说：“别动！别动！”当即给他服硝酸甘油，缓解了病情。15分钟后，有几十名医护人员进入政治局会议室作现场抢救（因系心脏毛病，不宜移动）。至当日下午４点，胡耀邦病情稍见好转后，被转入北京医院治疗。住院后，耀邦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似乎有所恢复。4月15日醒来后，躺在病床上喝水、吃西瓜，准备接受安排在上午的专家会诊。吃完西瓜后，胡耀邦因用力气，致使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经医生紧急抢救无效，于10分钟后，即7时53分停止呼吸。
耀邦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1989年3月召开的一次人大会议上。人们发现，耀邦较前明显地消瘦了。当年新年期间，耀邦离京去家乡湖南。在湖南休假期间，从未犯过心脏病的耀邦曾因感冒致使心脏病发作，他的夫人李昭紧急赶往长沙照料。经多方抢救后病情稳定，且恢复很好，遂又前往广西继续休息。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许多人对耀邦的消瘦表示关注。
对于耀邦的不幸去世，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表示深切的哀悼、怀念和惋惜。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他所起的作用虽然有限，但他已经尽力。他这样一位正直诚恳、深得民心、坚持改革的领导人，实是中国当代政治界中的模范，期望能有极多有志之士、政治领袖以他为榜样，学习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服务精神、公仆精神，崇尚他敢于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抵制“左”的大无畏做法，怀念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体恤民情的风范。
好人耀邦，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向世界的开放，所以中国才有来之不易的今天。
好人不长寿，坏人却能活千年。这句民谚恰恰说明了在这个世界上，好人往往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坏人往往能够活得长寿、健康，更大程度地危害这个世界，做出更多的伤天害理的恶来。
我想，怀念好人，鞭挞坏人、恶人，是我们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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