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研讨六四教训 吁将真相载入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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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记者苇实纽约报导】六四民主运动15周年之际,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6月5日在法拉盛图书馆礼堂举行“天安门六四回顾”研讨会。特别邀请当年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参与者封从德、陈小雅﹐大陆作家余杰、民运人士潘晴、王鹏令、苏绍智、徐文立、胡平等回顾了六四民主运动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余杰:走出梦魇了解真相

中国大陆著名独立作家、大纪元专栏作家余杰呼吁建立六四特别调查委员会:“我们不愿意让自己和子女在政治阴影下屈辱生活,希望开放社会公共空间,公开谈论、反思六四,让人们了解15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

余杰说,十几年来,大部分中国人选择了旁观回避,独善其身,与所谓政治异议人士保持距离,国家暴力和禁锢使六四成为中国人无法克服的梦魇,道德自信和做人的尊严被扼杀。但最近一些正义人士在觉醒,如在国内呼吁开放式征集签名,这在十几年前不会有。

目前网络聚集公众舆论,已经有20次涉及国内国际事件的签名活动,普通网友和知识份子作家现在以平等身份参与,而以前的活动只局限于社会精英和知识份子,不具有普遍代表性。

余杰自己在今年两会期间,揭露六四历史并公开表示,89年请愿是合法和正义的,是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执政党镇压是错误的,是政治罪行。他认为中共高层应公开道歉。

“我们呼唤宽容,不是报复,知道真相是为了寻求和解,促进民主,是一个以和解寻求认同的过程,并同时推动立法保护言论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封从德:六四学运失控因组织不力

89北高联前主席、副总指挥、六四档案的主持人封从德总结了六四教训:组织是一切一切的关键。“89没有成功的组织,能放不能收,组织化不够,不重视程序认同,不遵守规则,根本原因是我们受到党文化的局限。”

“民主化是很漫长的路,我们自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89年开始时,我们为了确定发言之前要举手的基本原则,就花了3天,控制会场秩序很困难,因为从小就是班主任在训话,到了自己选举反而不适应。组织不健全是党文化的局限,反映现象就是非此即彼,而民主是思维方式,要求同存异。”

“我们到广场后期的时候,不是维持秩序,就是‘镇压政变’,有时有同学带纠察队把我们从广播站赶走。后来分析一下广场的情况,自己在思考,觉得归结最后,是我们没有规则认同的习惯。学运组织在各个基层不坚实,北高联不但无法组织绝食,而且作了几次决议认为不该绝食。”

“王丹为什么发动绝食呢﹖后来知道是得到消息,党内的改革派希望学运越大越好,北高联当时没有办法,组织没办法操控,结果是6位个人发起绝食团,绝食是89第一次组织的分裂,是发动者自己的个人行动,其悲壮性和勇敢吸引了媒体。当时戈而巴乔夫访华,带了上千的记者来,结果绝食成为非常大的新闻事件。”

“当时的运动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规模很大,中国突然有了公众空间。不光是学生参与,还有记者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中共最恐惧的就是其他力量占据公共空间。比如法轮功,开始中共支持,因为对民众的健保有功效,而法轮功占据公共空间后,中共马上害怕。”

*潘晴:六四本质是杀人

中国自由民主党秘书长潘晴说统治者可以不必用屠杀解决问题,但它为了维护专制而选择用杀人制造恐怖。

潘晴介绍了现流亡法国的天安门运动学生张健的经历及其对六四的看法。张健认为六四本质很简单﹕杀人。中共政权用屠杀压制人民的呼声,维护了它的专制。它是暴力政权,暴力谎言欺骗和欺骗下的盲从是建立在人性弱点上。“现在最麻木的是中国人,在中国半世纪发生的对生命漠视,其中包括文革、反右、对知识份子摧残。不是学生要统治者的命,而是统治者用杀人制造恐怖。”

至于有没有可能避免,统治者找责任说民众过激、学生不理性。“首先,对付为数不多的学生,两个士兵架一个就可以清场。朋友介绍过,中国各个县市级武装部都有绳子和木棍,政府清场,两个抬一个,为什么30万野战军包围,杀人﹖就是需要恐怖,军队当中不是没有讨论,你拿棍子,市民拿棍子对打怎么办﹖于是出动坦克机枪用暴力机器,堵住人民。”

另外,有的军人有良知并不愿杀人。当时北京体院大学生张建为了保护同学走在最后,一个军官在他的对面拔出手枪,向他腿上开了两枪。张建认为这个军官是有良心的,因为他没有上抬枪口要人的命,很多军人是这样做的,真正承担责任的是中共当局。

一部权威性国际年鉴是这样说六四的:人类有史以来最触目惊心的杀戮发生在中国,中共曾经杀戮6千万无辜百姓,对人类苦难的记忆沉重又苦涩,恐怖诡异,荒诞血腥,记忆是自由永恒的代价。

*苏绍智:六四是中共保守派的政变

从马列主义学者变成异议人士的苏绍智说,整个80年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赵紫阳提出民主法制解决高层问题,结果被推翻。六四是中共内部顽固保守派发动的政变,中国的改革中断。

中共改组后,顽固保守派占各级多数,江泽民靠机会主义上台,是保守派,对各级领导人按态度划分,同情民运的罢官。后来中国社会日益恶化,整个社会道德败坏,两极分化,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纪念六四目的是研究、讨论、推动民主宪政的改革,民主专制斗争的一环,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学生明确提出反腐、反官倒、要民主自由,使学运成为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苏绍智说为六四正名要自己争取,要靠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不能够靠统治者发善心,江是6.4的最大收益者,胡温也不能主动为6.4正名,因为中共是政治利益的集团要维持一党专制,胡温受党文化影响很深,他们对执政缺乏信心,也受江的制约。最近国内传达,六四铁案不能翻,哪有没翻的﹖历史所有的案都翻了。海外应该支援正名呼声,对天安门母亲和蒋医生进行支援,紧急呼吁给赵紫阳自由,流亡海外异议人士无条件回国,促进中国民主化和宪政改革。

*徐文立:六四就是一个字—痛

流亡海外的政治人士徐文立说中国走上这样的路是因为痛:戊戌变法左右的痛是中国弱,被欺负的痛,中国搞变法,可是没有民主;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靠明治维新进步到打我们,给中国人一个字-痛 。89民主运动六四屠杀是痛,不痛心就没有做中国人的资格。要痛下决心,改变现状。

“我在美国有中学生提问,中国改变成民主国家后,徐先生希望作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会提议全国人民召开制宪大会。民主的中国最重要的是限制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因为他们有野心,有私欲,得到权力后漠视民众的声音。控制公共权力的人要遵守规则,用道德的观念评价每一个人。

我在耶鲁法学院讲话时,中国中心主任提问:中国现在和未来在法制上应该解决什么﹖我说我回答简直是班门弄斧。美国的行业和社区是自治的状态,想扩大政府的权力,侵权不可能。

比较中美两种文化,中国先学爸爸,妈妈,美国也是,然后美国孩子学对不起、请;中国要学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是关系学。美国孩子知道自己的边界所在,超过这个边界是对不起,要别人的东西要请。中国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边界有很长的路要走。”

*周舵:亲眼目睹被仇火烧得半疯狂士兵

六四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作了书面发言﹕“当时我们列队撤离天安门广场,我亲眼目睹了被仇恨怒火燃烧得半疯狂的士兵。从六部口到西单时,我看到那辆后来轧死学生的坦克从我身边冲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西单街道中间一片狼籍,是街垒战后的景象,世界上有这样的暴乱吗﹖”

“六四绝食宣言之中谈到中国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暴易暴,相互仇恨。我们曾呼吁中国人消除敌意和仇恨,但换来的是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

*胡平:政府就是罪犯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澄清,民主化要有中产阶级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流行观点不对。蒙古没有市场经济但完成转型;阿而巴尼亚没有中产阶级,照样转型;俄国东欧是先政改然后经济改革,因此才面对民间自由民主浪潮,其实东欧巨变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杀人了。

在中国因政见和信仰受迫害的,六四前比六四后多。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奇迹,为什么一党专制反而比东欧突出﹖

中国一党专制,权利监督不在公众,想卖给谁就给谁,可以把自己的政策执行下去,打掉一切不稳定因素。这样没有工会没有监督的地方,对投资者是天堂,中国对经济有控制能力,他的政策有统一性和可预见性,官员发现可借改革发财,当然比以前关心经济,通过权钱交易可以短期积累资本,原有国企私有化。还有中国的政治领域不能碰,人民精神真空,物质欲望空前解放,一门心思赚钱。

其实现在中共低估了内在危机,发展畸形造成了贫富悬殊。

有人认为,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让人有基本生活保障;有人乐观认为法律健全完善会抑制腐败。

河北最近发出文件,民营企业家以前的犯罪超过时限的不能起诉。创业初期的犯罪就是和政府官员勾结,权钱交易自己做贼心虚,以前不要提。政府就是罪犯,政府当法官,结果政府以前的贪污腐败一笔勾销。

毛搞共产,强行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改革开放后又搞全面私有化。中共的政治债比经济债更可恶, 可是经济债偿还更难,经济受损害的人占大多数。政治上清算,惩罚的人不多,因为镇压是高层行为,地方官员对开枪镇压没有直接责任。意味着六四平反,只惩罚很少高层几个人。

而腐败是个人行为,这个问题打击面很宽,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经济清算,重新洗牌,因此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形成一种浪潮,经济财富分配的格局会纠正一遍。

*六四真相应载入教材

徐文立在回答英绍荣先生提问“下一代华裔如何面对六四民主运动,六四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时说:“想到下一代的未来很重要,希望中国未来年轻一代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权利的边界在哪里。”

香港的知识份子把六四惨案写进教科书,徐文立希望六四也被写进美国的教科书。中共现领导人不肯这么做,但将来一定要写进课本,要人类不忘记六四大屠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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