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葦實紐約報導】六四民主運動15週年之際，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國際資訊中心6月5日在法拉盛圖書館禮堂舉行「天安門六四回顧」研討會。特別邀請當年天安門廣場運動的參與者封從德、陳小雅﹐大陸作家余傑、民運人士潘晴、王鵬令、蘇紹智、徐文立、胡平等回顧了六四民主運動及其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
*余傑：走出夢魘瞭解真相
中國大陸著名獨立作家、大紀元專欄作家余傑呼籲建立六四特別調查委員會：「我們不願意讓自己和子女在政治陰影下屈辱生活，希望開放社會公共空間，公開談論、反思六四，讓人們瞭解15年前中國發生了甚麼。」
余傑說，十幾年來，大部份中國人選擇了旁觀迴避，獨善其身，與所謂政治異議人士保持距離，國家暴力和禁錮使六四成為中國人無法克服的夢魘，道德自信和做人的尊嚴被扼殺。但最近一些正義人士在覺醒，如在國內呼籲開放式徵集簽名，這在十幾年前不會有。
目前網絡聚集公眾輿論，已經有20次涉及國內國際事件的簽名活動，普通網友和知識份子作家現在以平等身份參與，而以前的活動只局限於社會精英和知識份子，不具有普遍代表性。
余傑自己在今年兩會期間，揭露六四歷史並公開表示，89年請願是合法和正義的，是公民履行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執政黨鎮壓是錯誤的，是政治罪行。他認為中共高層應公開道歉。
「我們呼喚寬容，不是報復，知道真相是為了尋求和解，促進民主，是一個以和解尋求認同的過程，並同時推動立法保護言論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封從德：六四學運失控因組織不力
89北高聯前主席、副總指揮、六四檔案的主持人封從德總結了六四教訓：組織是一切一切的關鍵。「89沒有成功的組織，能放不能收，組織化不夠，不重視程序認同，不遵守規則，根本原因是我們受到黨文化的局限。」
「民主化是很漫長的路，我們自己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89年開始時，我們為了確定發言之前要舉手的基本原則，就花了3天，控制會場秩序很困難，因為從小就是班主任在訓話，到了自己選舉反而不適應。組織不健全是黨文化的局限，反映現象就是非此即彼，而民主是思維方式，要求同存異。」
「我們到廣場後期的時候，不是維持秩序，就是『鎮壓政變』，有時有同學帶糾察隊把我們從廣播站趕走。後來分析一下廣場的情況，自己在思考，覺得歸結最後，是我們沒有規則認同的習慣。學運組織在各個基層不堅實，北高聯不但無法組織絕食，而且作了幾次決議認為不該絕食。」
「王丹為甚麼發動絕食呢﹖後來知道是得到消息，黨內的改革派希望學運越大越好，北高聯當時沒有辦法，組織沒辦法操控，結果是6位個人發起絕食團，絕食是89第一次組織的分裂，是發動者自己的個人行動，其悲壯性和勇敢吸引了媒體。當時戈而巴喬夫訪華，帶了上千的記者來，結果絕食成為非常大的新聞事件。」
「當時的運動持續了相當長時間，規模很大，中國突然有了公眾空間。不光是學生參與，還有記者和社會各界的參與，中共最恐懼的就是其他力量佔據公共空間。比如法輪功，開始中共支持，因為對民眾的健保有功效，而法輪功佔據公共空間後，中共馬上害怕。」
＊潘晴：六四本質是殺人
中國自由民主黨秘書長潘晴說統治者可以不必用屠殺解決問題，但它為了維護專制而選擇用殺人製造恐怖。
潘晴介紹了現流亡法國的天安門運動學生張健的經歷及其對六四的看法。張健認為六四本質很簡單﹕殺人。中共政權用屠殺壓制人民的呼聲，維護了它的專制。它是暴力政權，暴力謊言欺騙和欺騙下的盲從是建立在人性弱點上。「現在最麻木的是中國人，在中國半世紀發生的對生命漠視，其中包括文革、反右、對知識份子摧殘。不是學生要統治者的命，而是統治者用殺人製造恐怖。」
至於有沒有可能避免，統治者找責任說民眾過激、學生不理性。「首先，對付為數不多的學生，兩個士兵架一個就可以清場。朋友介紹過，中國各個縣市級武裝部都有繩子和木棍，政府清場，兩個抬一個，為甚麼30萬野戰軍包圍，殺人﹖就是需要恐怖，軍隊當中不是沒有討論，你拿棍子，市民拿棍子對打怎麼辦﹖於是出動坦克機槍用暴力機器，堵住人民。」
另外，有的軍人有良知並不願殺人。當時北京體院大學生張建為了保護同學走在最後，一個軍官在他的對面拔出手槍，向他腿上開了兩槍。張建認為這個軍官是有良心的，因為他沒有上抬槍口要人的命，很多軍人是這樣做的，真正承擔責任的是中共當局。
一部權威性國際年鑑是這樣說六四的：人類有史以來最觸目驚心的殺戮發生在中國，中共曾經殺戮6千萬無辜百姓，對人類苦難的記憶沉重又苦澀，恐怖詭異，荒誕血腥，記憶是自由永恆的代價。
＊蘇紹智：六四是中共保守派的政變
從馬列主義學者變成異議人士的蘇紹智說，整個80年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鬥爭，趙紫陽提出民主法制解決高層問題，結果被推翻。六四是中共內部頑固保守派發動的政變，中國的改革中斷。
中共改組後，頑固保守派佔各級多數，江澤民靠機會主義上台，是保守派，對各級領導人按態度劃分，同情民運的罷官。後來中國社會日益惡化，整個社會道德敗壞，兩極分化，動盪不安，危機四伏。
紀念六四目的是研究、討論、推動民主憲政的改革，民主專制鬥爭的一環，對中華民族的政治覺悟和民主意識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學生明確提出反腐、反官倒、要民主自由，使學運成為時間最久、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蘇紹智說為六四正名要自己爭取，要靠堅定的信仰和信念，不能夠靠統治者發善心，江是6.4的最大收益者，胡溫也不能主動為6.4正名，因為中共是政治利益的集團要維持一黨專制，胡溫受黨文化影響很深，他們對執政缺乏信心，也受江的制約。最近國內傳達，六四鐵案不能翻，哪有沒翻的﹖歷史所有的案都翻了。海外應該支援正名呼聲，對天安門母親和蔣醫生進行支援，緊急呼籲給趙紫陽自由，流亡海外異議人士無條件回國，促進中國民主化和憲政改革。
＊徐文立：六四就是一個字—痛
流亡海外的政治人士徐文立說中國走上這樣的路是因為痛：戊戌變法左右的痛是中國弱，被欺負的痛，中國搞變法，可是沒有民主；資源貧乏的島國日本靠明治維新進步到打我們，給中國人一個字－痛 。89民主運動六四屠殺是痛，不痛心就沒有做中國人的資格。要痛下決心，改變現狀。
「我在美國有中學生提問，中國改變成民主國家後，徐先生希望作的第一件事情是甚麼？我會提議全國人民召開製憲大會。民主的中國最重要的是限制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因為他們有野心，有私慾，得到權力後漠視民眾的聲音。控制公共權力的人要遵守規則，用道德的觀念評價每一個人。
我在耶魯法學院講話時，中國中心主任提問：中國現在和未來在法制上應該解決甚麼﹖我說我回答簡直是班門弄斧。美國的行業和社區是自治的狀態，想擴大政府的權力，侵權不可能。
比較中美兩種文化，中國先學爸爸，媽媽，美國也是，然後美國孩子學對不起、請；中國要學爺爺奶奶、叔叔阿姨，是關係學。美國孩子知道自己的邊界所在，超過這個邊界是對不起，要別人的東西要請。中國人知道自己的權利和邊界有很長的路要走。」
＊周舵：親眼目睹被仇火燒得半瘋狂士兵
六四絕食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作了書面發言﹕「當時我們列隊撤離天安門廣場，我親眼目睹了被仇恨怒火燃燒得半瘋狂的士兵。從六部口到西單時，我看到那輛後來軋死學生的坦克從我身邊衝過，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西單街道中間一片狼籍，是街壘戰後的景象，世界上有這樣的暴亂嗎﹖」
「六四絕食宣言之中談到中國人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暴易暴，相互仇恨。我們曾呼籲中國人消除敵意和仇恨，但換來的是機槍掃射和坦克碾壓。」
＊胡平：政府就是罪犯
北京之春主編胡平澄清，民主化要有中產階級和市場經濟改革的流行觀點不對。蒙古沒有市場經濟但完成轉型；阿而巴尼亞沒有中產階級，照樣轉型；俄國東歐是先政改然後經濟改革，因此才面對民間自由民主浪潮，其實東歐巨變是那裏的共產黨不好意思殺人了。
在中國因政見和信仰受迫害的，六四前比六四後多。中國經濟發展創造奇蹟，為甚麼一黨專制反而比東歐突出﹖
中國一黨專制，權利監督不在公眾，想賣給誰就給誰，可以把自己的政策執行下去，打掉一切不穩定因素。這樣沒有工會沒有監督的地方，對投資者是天堂，中國對經濟有控制能力，他的政策有統一性和可預見性，官員發現可借改革發財，當然比以前關心經濟，通過權錢交易可以短期積累資本，原有國企私有化。還有中國的政治領域不能碰，人民精神真空，物質慾望空前解放，一門心思賺錢。
其實現在中共低估了內在危機，發展畸形造成了貧富懸殊。
有人認為，政府通過稅收，可以讓人有基本生活保障；有人樂觀認為法律健全完善會抑制腐敗。
河北最近發出文件，民營企業家以前的犯罪超過時限的不能起訴。創業初期的犯罪就是和政府官員勾結，權錢交易自己做賊心虛，以前不要提。政府就是罪犯，政府當法官，結果政府以前的貪污腐敗一筆勾銷。
毛搞共產，強行剝奪地主富農的財產，改革開放後又搞全面私有化。中共的政治債比經濟債更可惡， 可是經濟債償還更難，經濟受損害的人佔大多數。政治上清算，懲罰的人不多，因為鎮壓是高層行為，地方官員對開槍鎮壓沒有直接責任。意味著六四平反，只懲罰很少高層幾個人。
而腐敗是個人行為，這個問題打擊面很寬，很可能出現大規模經濟清算，重新洗牌，因此就會有很大的問題，會形成一種浪潮，經濟財富分配的格局會糾正一遍。
＊六四真相應載入教材
徐文立在回答英紹榮先生提問「下一代華裔如何面對六四民主運動，六四對他們有甚麼意義」時說：「想到下一代的未來很重要，希望中國未來年輕一代知道自己的權利，知道權利的邊界在哪裏。」
香港的知識份子把六四慘案寫進教科書，徐文立希望六四也被寫進美國的教科書。中共現領導人不肯這麼做，但將來一定要寫進課本，要人類不忘記六四大屠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