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2日讯】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新书《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在北京被查禁的消息，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中共宣传部门以近年来惯用的、于法无据因而见不得光的做法–有关官员只以电话下达禁令，不陈述具体理由，不留文字记录；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一本只因为谈论了“民主”、“自由”话题的经济学随笔，就遭到了“不准销售，余书封存”的命运。
事实上，从自诩比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厉害一百倍”的毛泽东开始，中共历代为政者的禁书、烧书、以言论治罪、大开文字狱等等，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茅于轼禁书事件，仅仅是中共当局林林总总、罄竹难书的文化专制行为中的又一个新例证而已。故事一点儿都不新鲜，甚至陈旧得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但它引发的思考却超越事件本身，值得为当世人和后代人立下历史的鉴照。
自19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发生雪崩式大崩溃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扰了人们多时：谁之罪？是我们的父一辈参与左翼运动的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错了？抑或是，居心叵测的“腐朽没落的西方势力”的“妖魔化”造成的冷战恶果？简言之，面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溃败，我们的父辈应该怎样面对自己？我们又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父辈？
笔者不同意时下流行的这样两种看法：一是，当今北京官方和民间广为流播的“西方阴谋论”，认为错不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错在“西方的冷战阴谋”，所以总书记胡锦涛还要声言“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社会上还在大唱“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文革样板戏和各种意识形态挂帅的文化政策又在大行其道。这里面的荒谬其实很容易拆解──顶天立地的“共产主义大厦”可以在一夜之间倒塌殆尽，问题一定不是来自外在的风霜雪暴，而是大厦本身基础、结构的弊陋。二是，今天的许多反共人士又容易陷入的两极化思维──共产党人都不是好东西，我们的父辈从一开始就错了，“社会主义理想”本来就是虚假的、不道德的。“今是而昨非”，历史必须重写，一切都得推倒重来。这样简单化的思考，痛快则痛快矣，殊不知，它却同样落入了共产党式的“打倒推翻”的意识形态巢臼里。如果以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主导未来，中国历史，恐怕又要进入新一轮“翻烧饼”式的恶性循环了。
在这样一篇短文里，笔者无意于展开对世界和中国共运史的回顾与清理。茅于轼谈论“民主”、“自由”的新书被禁，倒是让我想起前些年一个同样类型的禁书事件。1990年代末期，为了纪念中共建党周年，一本1949年以前中共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和评论文集，题为《历史的先声》，刚一出版就被中共宣传部门严厉查禁，发生了中共“第三代查禁第一代”的反讽趣事。这些大多为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执笔的文章，批判当时国民党政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政策，呼吁民主、自由，要求建立多党参政、议政、执政的联合政府，竟然成为当今中共为政者的最大禁忌。这真是历史给中国人开的一个大玩笑。
众所周知，当年意气风发、雄论滔滔，可是鼓吹并施行“一国一党一领袖”的专制独裁，莫以毛泽东为甚也！为什么几代人抛头颅洒热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理想，竟会成为今天北京为政者最大的禁忌？权力。权力的贪婪、占有及其既得利益，权力的腐蚀、腐化与腐败，造成的对于理想的背离、背叛和亵渎。以一党之私取代一国之利，以一己之权欲需要，把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安危耍玩于股掌之间，这正是从毛泽东开始的中国共产党人，自掌握政权以后就一步步开始走上的扭曲理想、背叛民主、践踏自由，令道德贬值、革命变质的堕落之路和颓败之路。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听到有良知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所感慨的：“如果我知道革命会造成今天的结果，我当初一定不会参加革命。”这就说明，马克思的原始学说也许有它自身的问题，但是发生最大问题的，常常不在于出发之始的理想，而在于自认为“真理在手、权力在握”之后。只要权力不受监督，为政者缺乏自省能力，理想就一定会被权力腐蚀，革命就必将由此变质变味。从历史上看，这不独共产党使然。恕我直言，从“白色恐怖”到“红色恐怖”，今天中国共产党步上的其实是当年国民党的腐败老路；推行以族群划线的“绿色恐怖”，今天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似乎又在步上国民党的老路──这样一个“革命-权力-腐败”的循环怪圈，已经成为中国几代人挥之不去的噩梦。这，恰恰正是今天，像茅于轼一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呼吁、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想，依然始终鲜活、始终没有在中国过时的原因。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