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 (贺信彤根据录音整理)
耶鲁，非常漂亮！
对于法学，我是个门外汉，我来法学院讲法律，在中国，这叫做“班门弄斧”。所以我就从“拍马屁”开始吧。我要先讲一讲你们下一届的法学院院长高先生，他在1998年的时候，是一个高官，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他给我的女儿打了一个电话，我不知道高先生还记得这件事吗？高先生这个电话是这样打的：他说，打电话一般应该让人家高兴，但是我要先抱歉，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的父亲再次被捕了。我想说的是，高先生不因为他是个高官，他会打官腔，会说一些很官样的话，他温情地告诉我女儿，要告诉她一个不好的消息，而且首先抱歉。实际上对于我女儿来说，虽然不是个好消息，然而，我女儿正是从高先生这里第一时间知道了我的被捕，可是高先生却向她道歉。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政治是应该有血有肉的，是应该有感情的，是应该讲人性的。
其实，首先应该向我女儿道歉的，是我这个作父亲的。
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是1981年4月9号，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才9岁。那天深夜，差五分钟12点的时候，员警敲响了我家的门，十几个员警拥进了我的家，一个很小的房间，当时我们只能住在很小的房间里，我的女儿就睡在我们的旁边的一个小床上，我女儿被这种动静惊醒了，但是她跟以往一样，惊醒了自然就问：“爸爸怎么啦？”我怕她受到惊吓，很自然地就说：“晶，没什么，没什么，你睡吧。”应该说，当时冲进来的员警他们的动静并不是特别大，我内心里有一点误解，我觉得我的女儿可能因为我安慰了她一句，又昏睡过去了。但是，我现在知道，她是清醒的，她知道她的父亲在这天晚上被抓走了，而且，她把被子蒙在自己的头上，装着好象睡着了，当时那些来逮捕我的员警相对其他一些中国员警，素养要好一些，他们也没有强令我的女儿要离开她的床，所以她为我保护了床下的一些当时非常粗糙的民办杂志。
其间，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不想多讲。再讲一点，在这之后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竟然不知道我人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那时候的徐文立，那时候的“民主墙”不大为外界所知，那时候外界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事情，我的妻子只有带着自己的女儿苦苦地去问这些公安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府机关：“我丈夫到底在什么地方？”北京市公安局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窗户，那个窗户很低，使得你去问话的人，你必须向他躬着腰，自然地就是向他鞠着躬的，你们很多人可能都去过中国，都看到过一些素质比较低的员警，当时在1981年的时候，中国的许多员警是不讲礼貌的，他会把两只脚翘着放在这个视窗上，我女儿看到这个情景，自己就跑到外面去了，而我的妻子为了问我的情况，还躬著身子和里面那个员警讲话，后来，我的妻子告诉我，我的女儿哪里去了，她跑到公安局外面的马路边上，坐在马路沿上。我妻子当时看到我女儿弱小的身体的背影，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腿，身体团成一团，无助的样子……。我的妻子不会去责备自己的女儿，就是怕她出事，因为马路边上很不安全，容易被车压着。我女儿说：“妈妈，我怕！”……
所以，回忆起这些情景，深感最对不起我女儿的是我这个作父亲的，最应该向我女儿道歉的，是我这个作父亲的。
讲这样的一些事情，跟你们所研究的法律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研究过中国法律的都知道，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邓小平有他的一个在法律方面最重要的助手，叫彭真，他们制定了中国新的刑法和一个程式法──《刑事诉讼法》，彭真从西方的一些著作当中得到的一句话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彭真就得了一个“美名”，他成为“最开明”的“懂得”法律的官员了。《刑事诉讼法》当中有明文规定，一个人被拘留或者被逮捕，执行这样命令的机构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他的亲属。就是说，拘捕我的执行机构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我的亲属。大家想一想，我的亲属是在一年半之后才知道我被关在什么地方，我是死还是活，这是24小时的多少倍啊。我知道，中囯共产党内部有一个规定，就是对于特殊的情况、特殊的犯人，他们可以不执行这个《诉讼法》，好，我们就假设：从法律这个的角度上，你这个内部规定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的所谓的对他们的政权有重大危害的人，这样做是应该的。那你这个规定为什么不可以见阳光呢？为什么不可以公布给大家看呢？为什么不可以讲道理，让大家接受你这个“内部规定呢”？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法律有两套，一套可以放在面上的，可以让大家知道的；还有一套是藏在里面的，大家不可以知道的。他们藏在里面的，不让大家知道的这样一些法律规定有多少？真的不知，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我还想提到我的一个朋友叫杨建利的，二十一世纪了，在中囯共产党监狱当中被非法羁押两年了，他是哈佛的博士。你们学法律的，一定不能够接受可以这样子处理法律的事情的。
更加重要的，大家知道，中国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囯共产党内有一个机构，叫做“政法委员会”，刚才提到的那个彭真，就曾是中囯共产党内政法委员会的主任，他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西方法律架构下的“大法官”。我刚才看见有个女士摇头了，我知道我这个比喻肯定是不恰当的。请听我的下文，我下面要说，他确实不是你们西方或者美国法律架构下的大法官，但是他们在中国这个法律体系之中，他可以类似于“大法官”，他可以解释法律，重大的案件是由他来做决定的。我知道美国的大法官有九个，可是中国的类似的“大法官”只有一个，那个时候是彭真，现在叫罗干。九个么，互相之间还有一个平衡意见的过程，而一个的时候就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了。所以我第一次被审判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白，我在法庭上如何表现，不会因为我的表现，我会被多判一年或者少判一年。因为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经由那个“大法官”，就是彭真，还有彭真上面那个“更大的大法官”──邓小平已经定了。
所以，我在第一次被审判的时候，我作了一个可能从你们法律专业人士来看不大规范的一个法律动作。当时，第一次审判我的时候，他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很庄重的场合，当时没有摄像机，他们是用了拍电影那样的两部机器在那里拍摄这个过程。
开庭不久，法官问我：“法庭组成人员中，你有没有需要谁回避的？”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当中有这个条款，我可能作出了一个中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包括那些“法官”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当时非常肯定地说“有！”
当时他们是选了一个和我年龄相当的人作主审“法官”，我那时候也还年轻啊，也三十多岁，他一听我说“有！”他开始紧张起来，他想，问你有没有要回避的，我们那是假的啊，你怎么会当了真了……，他的眼睛开始寻找坐在我后面那些人，我不便往后看，我估计后面那些人是比他大的官，或者是法院院长、北京市政法委书记之类的人。
当时的情景是空气有一点凝固了。
我也不可能说的很多，像现在这样描述得那么仔细，当时就说的很简短，大概的场景是这样的，当他眼睛向后看的时候，我马上就问他：“审判长，没有开庭之前，你是不是找我谈过两次话？”
这时候，这个审判长可能觉得，哦，你是问我找你谈过话没有，这对他来说，在他的长官面前提起，简直无疑是在表扬他，他紧张的面容有点松弛下来。他痛快地答道，是，我跟你谈过两次话。我紧接着再问，你是不是跟我说过：“你应该认罪伏法，你只要认了罪，就可以得到从宽的处理。”这时候，他的表情更加松懈下来了，这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劝说我认罪服法，对他来说似乎是个“功绩”，所以他很肯定地点头说：“是、是、是”。这时候，我紧跟着他这话，我就说：“还没有开庭，你在开庭前就认定我有罪，所以我认为你不可能公正地进行审判，所以我要求你回避！”
这下子，他不再是那副松懈的表情了，他被震住了，竟让我杀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不知道怎么突然要他回避，那么，这场戏还怎么唱，因为他是审判长、是主法官。他的双眼更加看我背后的那些人，意思是怎么办？我想他们也有过预案，遇到紧急情况会怎么办，那些人给了他暗示，他马上说“休庭”。这下子，本来拍记录影片的那些灯光马上就关掉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后面的那些员警直问我：“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一般的中国法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这样一个认真准备的、非常隆重的一次审判可能更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里，马上就牵扯到两个法律问题。我知道在美国的庭审前也有庭外和解的，也可以由法官和犯罪嫌疑人说，你承认自己的罪行将得到从宽处理等等这样的做法。所以我刚才说，我可能不是特别规范的法律行为，这里我们且不讨论这个问题。着重想讲当时中国彭真的助手叫王汉斌，他当时已经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相当于你们的副议长，当然不准确，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你们比较好理解，当时彭真是委员长，这两位似乎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法律专家”了，所谓很“懂得”法律，也很“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们当时对外的解释是：“中国实行的是，既不实行有罪推定，又不实行无罪推定。”我想你们作为法律专家一听这话，就会觉得非常可笑。当然，他们还有下文，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等的话。我当时主要是抓住他这样的话，既然你不实行有罪推定，也不实行无罪推定，那你们现在还没有开庭，就判定我有罪，那我就认为你是不会公正审判的，所以我提出来要求审判长回避。
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可能讲的更多，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怎么样让起诉的官员很狼狈，简单些说，就是事先他们把我的辩护词偷去了，然后他们预先写好了一份份批驳词。然而呢，我把我原来的辩护顺序颠倒了，临场，他找不到了他驳斥我的预案了，因为我原来的辩护顺序颠倒了啊，急得他大汗淋漓。
1998年，他们第二次审判我的时候，整个过程，我就不回答任何问题，因为觉得上次太累了。
我讲上面的一些事实，回到法律上看，中国的法律有变化，但是离真正的法治还有质的区别，“法治”的意思，你们比我懂，那就是：法律至上，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可以超越。现在，中囯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提法叫做：“依法治国”。你们很清楚，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但是若真的依法治国了，总比毛泽东那无法无天要好一些。
今天贵院的“中国法律中心”的主任见到我，马上给我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问我从法律这个角度上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已经超过了讲话的时间了，反正是回答提的问题，我就讲一讲吧，不“违法”吧。我回答说，从法律这个角度上说，对于未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今后，不论是政治人物、政治领导人、政府，还是公民，都应该搞清楚你的权力（利）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力量的“力”，公民的权利是合法权利的“利”。所以，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社会是对政府权力有限制的社会，而作为一个公民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是有边界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刚才说我的在法庭上的表现，在严格的法治条件下也可能并不是非常规范的，也可能不是非常合乎法律要求的。也就是说，不因为你是政府人员，你是公民中的一员，或者你是政府的反对派，你就享有特权。法律面前确实是应该人人平等的。法律至上，这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但中国有十三亿人囗啊，要真正走向一个法治社会，对于“法治”，不但是从事政治的人应该懂得，民众也要懂得。
所以，我现在在美国，我想从事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一件“地大”的事情。
“天大”的事情是：未来的中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法治社会作一个讨论和构想。
“地大”的事情是：中国的民众也应该有一个公民课本，让每个公民知道自己的权利有哪些，同时知道自己的权利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这听起来已经有点太大了。最上层的事情要去想、去做。最基础的事情要去想、去做。所以，这就希望在座的所有法律上的专家、学者帮助我们，帮助中国，帮助我们怎么样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我想在座的有许多中国的学者，我觉得你们对中国的未来会起很大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法治的社会来说，法律是超越党派的，我觉得你们不应该站在任何党派的立场上来为这个国家负责，为这个民族负责。
转载《议报》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