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日讯】受过严格侦讯训练的廉政公署调查员，一队五众，亮出法官签发的搜查令到本报（事后知道共有七家报社八份报章有类似遭遇）进行搜查，由于笔者事发翌日外游，在海外虽与报社保持联系，毕竟还是隔了一层，加以本报社评及时评论，笔者因此没有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事件导因源自一宗涉嫌“造市”的上市公司，传媒在报道时，失慎透露了内庭审讯过程中一名受保护证人的名字，那是无容抵赖的“技术错误”（editorial error），唯因控方早已知悉证人身份，没有人身安危的威胁，因此传媒虽有犯禁，却无论如何不是“大件事”，即使不是“警告”了事，顶多也是控告报馆；可是廉署却假设有知情者“漏料”（故意漏出消息）给报馆，而向法庭申请搜查令，直接走上几家报馆进行盘问与搜查，想要得到消息源头。其来势汹汹，说明有关当局对传媒是毫不尊重—孔武有力的调查员“搬走”前线记者的计算机时，已露出廉署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凶兆！
披露受保护证人的身份，报馆是有法律责任，可是八家报馆同时“疏忽”，误蹈法网，正好反映了有关规定已呈“废弛”，要是保护证人是那么重要的话，有关方面早该有所提示，过去执法当局与传媒不是没有事先沟通的良好关系，何以这次特别小题大做？多家报社犯上同样错误，显然是事不寻常，有人甚且怀疑那是有人故布“陷阱”，然后借机发难，向传媒显示颜色；其实法律有如罗网，用不着设下陷阱，任何人包括传媒工作者稍一不慎,便会误闯禁区；如果因为“有法可依”，当局便可动辄以对付刑事罪犯（如杀人狂魔、汪洋大盗、贪官污吏）般对待传媒，上门搜查甚且搬走影响记者工作的计算机，新闻工作能在无惧无怕的气氛下运作吗？除了待遇特殊的“官方喉舌”，民间独立传媒的活动空间，是否会愈来愈因不胜其扰而缩窄？这次传媒错在披露保护证人身份，有关的新闻工作者根本不涉贪污行贿，廉署搜报馆的行动是否越轨？
廉署是行政长官特派机构，原意是超然于一般司法、执法架构，权力特大，纪律也特严；可是自从“胡仙案”令政府和律政司大为尴尬之后，当局便通过接二连三的人事调动将之“矮化”，这宗引至大规模搜查报社的案件，是由律政署转介而进行，看来廉署已是权力不受约制的统治工具——独立的廉署对政府可发挥重大制衡作用，但现在似已被政府收为己用，即使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廉政专员任满后可重回政府工作，已是把他的独立性淡化；独立性受人质疑的廉署，由于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很易成为自由社会之大害！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深谋远虑的布局，自从“校本条例”通过后，笔者便感到政府对民间事务是以“对弈”态度出之；当港人的民主诉求响彻云霄，特区政府便在表面上把民主精神引入学校管理，底子则是针对教会办学的自成一统。同样地，当传媒言论力主法治之不可偏不可废，政府便借廉署行动“依法办事”，挑战新闻工作的自由度。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招式，也许会令特区政府得意于一时，但社会愈来愈不和谐、官民对立的情况日趋严峻，当可预期。
去年很多传媒群起反对二十三条立法，其中一项理由便是懮惧政府可以片面理由对传媒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拘禁和入屋搜查；此法虽然难产，但如今政府拐个弯，由律政署指示廉署进行名目不同、目的则一的“合法”活动，同样成为传媒的重大威胁，其欲令传媒工作者人心惶惶的目标已达。颇为“有趣”的是，此次被搜查的，包括传统上被定性为左、中、右的报社，而反应最强烈的，反而是和特区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媒体，在这股其锐难当的言文攻势下，廉署虽仍振振有词，坚持“搜查有理”，唯会否因此犯众怒的事而导致改组——改得独立性荡然无存，是值得留意的发展。
从另一层次推敲，在政府与传媒关系并不融洽的情况下，当局是否有意藉搜查以打击传媒工作者的工作意欲、加重报社财务负担的用心？面对受过专业训练、擅长对付罪犯的廉署调查人员，只接受过采访训练的记者哪里是其对手，在其合法的威吓下，记者极易跌入陷阱、误蹈法网，报社因此必须聘请律师陪同记者接受问话，以保护其合法权利，换句话说，这种因廉署行动而引致的开销，廉署是否要负责承担？如果廉署把此事推个一干二净，政府要“教训”不听话的传媒，岂不易如反掌？
廉署成立时，其所受约束不足；过分广泛的权力已备受各界、尤其是当时的法律界和警界质疑，后来之所以广为社会所接受，是其独立、超然、公允的表现，基本上毋负名实，如今廉署受律政署指示，贸然展开一项不合其办案性质，同时有损新闻自由的行动，规范其行动指引的内容，看来是必须尽快审议，希望新一届立法会马上检讨、修订。警方数月前“搬人”、廉署数天前“搬机”，香港已进入传媒工作者闻官色变的世界！
无论此事如何收场，廉署这次行动已造成严重伤害，传媒工作人员，不管是前线记者还是编辑，莫不战战兢兢，担心廉署状若特工的调查人员突然“到访”，办报者亦因此不胜其扰；虽然廉署和其上级会辩称此事与打压新闻自由无关，但从国际传媒的报道看，廉署因小故（证人的安危不受影响）进入报社大搜索，外界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空间已打了问号。近来不少人问“政府将如何善后？”笔者的答案是，这也许是长期受抨击的最高当局对传媒的反击，因此根本不存在善后问题。
——原载《信报》(8/2/200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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