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9日讯】 (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杨：没错，《劳动法》各地的详细法规有关于“工资”的规定。比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一个月工资400块钱的话，那么OK，你这个工厂在工资上就不违法。但是我告诉你，就在我周围的许多厂，一个月工资才两三百，持续两三年了。为什么还是不能按照法律法规实行呢？第一，法律背后的执行能力到底有没有深入到这里？第二，即便它到了，它管不管？第三，它遇到的对手到底是谁？尤其是政府劳动部门，它遇到了什么对手？有的企业，它有台湾背景，有香港背景。
黄：你是说外资、台资、港资…
杨：对。当然我不是针对台商而提出意见，我只是看到了台商和港商的一部分不好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实地了解底层的状况。可能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他们下面的问题，比如经理、财务、主管、工头、带班的车间主任等等。可能上层已经把钱发下来了，但是下面的人把钱吃掉了，而民工的工资没得到、被拖欠、被少给或者不给，整个环节缺乏有力的监督和有效的管理措施，上层对此可能完全不知情，或者故意忽略乃至于故意纵容这些问题，比较冷血、残酷。在我调查的范围内，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黄：但是如果说，工人可以自己自由地组织工会的话，是不是比较可能避免这样的情况？
杨：嗯，对！你这一点讲得很好。我在调查的时候，问了很多民工这样的问题，我问：“你们有没有想过组建独立工会？”你猜他们第一个回答是什么？——“什么叫独立工会？”
黄：没听过？
杨：没听过。他们只知道工会，不知道什么叫独立工会。独立工会和工会是两回事。独立工会跟现在我们所称的官方性质的工会是不一样的，它是自助、自救，是民间性质的。可是这样的工会一旦有，那么就是非法结社，抓起来！是这样一种情况。当然，独立工会之外，还有独立农会，近几年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最早的时候，我记得1999年就有一个农民团结了他家乡的农民，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会法》——好厉害！
黄：哎呀，真是了不起！
杨：可是被抓了。
黄：啊…
杨：可是——被抓了。这，就是现实。它不允许你有这种民间性质的独立维权组织！
黄：看着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农民工身上的悲剧，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杨：我在接受你采访的时候，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我无法从决策上，包括从决策权力、决策能力、决策号召力上，比较宏观地提出究竟“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年的思索和实践。可是我想对能够听到这个声音的所有听众呼吁，无论是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还是美国的，我呼吁他们一点一滴地从实际上的事情脚踏实地去做：你能够帮一个民工就帮一个民工；你能够帮他介绍一个政府部门的电话也好，电视台、广播、报刊杂志的电话也好，你就帮他一下；他没钱的时候，他在街上露宿的时候，他当乞丐的时候，你帮他一下；他有什么冤屈的时候，你也帮他一下；他要找律师
的时候，你也帮他一下。帮他一下，帮他们一下！一定程度、一小点、一个阶段，哪怕就那么一个皮毛，你也帮他一下！哪怕你给他一个同情的眼神，你也帮他一下！必须帮他，必须帮他们！
你不能漠视他们，不能冷漠，不能远离！不要离开他们，不要隔绝他们！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要把他们当作陌生人！不要这样。这个社会是大家的，社会是全中国人民建立的，不是哪个党派立定的，是大家的，是每一个人的。这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人民！是这样的一种情愫。我希望大家有这样宽阔的胸怀，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确实在这几年看到了，很多农民工根本没有办法！比如我最近还帮了一个民工，这个民工叫梁如均，44岁了，是从四川泸州市合江县过来的，我给了他200块钱，让他广州那边去找工作。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在这边被人打了，打断了三根肋骨，被打之后回家乡去养伤，医了8000多块钱，欠了一屁股债。然后他又辛辛苦苦过来，到哪里住？到老乡那里。老乡那里也没钱，但是可以让他吃一点饭，但那个老乡是有老婆，房子又小，到了晚上的话，梁如均还得到外面树林的水井边露宿。
那天他找到了我，我说：“好久不见了，你这是怎么回事？”他讲起过去的这些事情。我说：“行，你什么都甭说了。你今天从进门到现在，其实我非常清楚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的事情呢，我知道一点。这样，我留一个电话给你，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来一个电话。同时，有什么问题，你只要找到我的同乡或者说找到我，你直接说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有认识杨银波的，你都跟他好好聊聊，他们是你的朋友。”我给了他200块钱，我说，“车费这里是完全够的，几十块钱就到广州了。在那边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在这边再给你想办法。”可是我又在想，我帮了一个梁如均，可是整个中国又有多少个梁如均呢？有多少个梁如均遭受这样的情况呢？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要光是想着——“自己又能救多少？连自己都不能救，又怎么能救别人？”大错！我不认同这种想法。我认为救不了自己，也仍然能救别人，我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让我问问自己：我能够救自己吗？说不定哪天我还有可能被抓呢。为什么抓我？因为我了解底层社会，我发表跟当局不一样的意见和现象，把我抓起来。——抓
啊，你可以呀！我自己也自身难保，可是我要尽力救他们，直到我进入牢门之前的一刻。我能帮一个就帮一个，我问心无愧。要做到这样的一种行动，一种表态。我觉得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农民工这个问题，“中国农民工”是个广大的概念，现在它有1.3亿，1.3亿的农民工占了整个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1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1个农民工。当然现在有人提出来，“农民工”这种说法不确切，为什么呢？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还叫什么“农民工”？所以有人准备统一地称呼他们为“外来工”，可是我又在想，如果称呼为“外来工”，这个“外”！——“见外”了是吧？
黄：哈哈，对。
杨：那不就是另一种歧视？到底怎么称呼没有定局，所以还是称呼他们是农民工。
黄：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社会问题。
杨：对。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允许今天让我把这一段话念下去，这段话不是我说的话，这段话是我弟弟说的话。我弟弟杨丰友，他今年17岁，他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才16岁，从浙江省宁波市云龙镇他打工的那个地方给我写过来的。他给我写了这么一段非常“浅”的文字，他说：“哥哥，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工地上干活太累了，早上天没亮就出去，晚上天黑了才回来。我的身体也不强壮，才90多斤，而且我的身高不到1米6。我的岁数又小，今年才16岁（出生在1987年腊月初九）。再说在工地上干的话，大工和老板还看不起我，并经常说我，伤到了我的心，一天干到黑，还没有休息，只拿他一点点工钱都要说我。他可能以为他也是跟别人打工，只是钱多一点，活路轻一些。而进厂呢，我还没有办到身份证，再说文化也很低，我才小学毕业，写两个字都很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如果我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可能我早就自杀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心流泪，我要挣钱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天无绝人之路！”
这是他给我写信的这么一段话，我经常看我弟弟的这段话。本来他是我的堂弟，是我父亲的大哥的孩子。我心里面很难受，一想到这些，心里面很难受，他其实是作为一个少年工，少年的民工，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这样吧，黄绢，我觉得我同时作为一个诗人，也是应该有所诗意的，我就赠送你一首吧。这首诗是中国著名的诗人，也是中国著名的政论作家东海一枭先生，也就是余樟法先生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一只蚂蚁”。他所说的“蚂蚁””可以用到“农民工”这个身份上去，当然也是指很多很多中国的“贱民”，他的诗是这样写的：“一只蚂蚁从我家客厅爬过/一个无业蚁民/身体渺小，面目模糊/来路去向不明/没人关心他/蚁窝在哪里/离家有多远/觅食求偶养家有多难/历尽坎坷之后/还剩下什么梦想。一只无业蚁民/经不起风雨折腾/经不起/随时都会出现的意外/一只脚轻轻落下/就会让他完蛋。一只蚂蚁从我家客厅爬过/没人关心他的死活/就像一个氓流/转眼间/不知所终。”
黄：啊…
杨：说实话，黄绢，我个人觉得我今天谈的这个状态和以往接受采访的状态不一样，因为我今天是比较投入、身临其境地在说话。我告诉你，实际上我父亲这几天的脊椎啊，一直很痛，在这里他一直生病，可是他还是要去干工，搞建筑。实际上没人逼他，可是他愿意去。我们杨家是由30个人组成的大家族，其中农民和农民工一共21人，占了70%，其他的都是婴儿、学生，还有理发人员和工人，然后就是一个作家——我。想到这里，想到这几年和农民、农民工打的交道啊，说心里话，我觉得我自己是农民，也是农民工，虽然我没有进过任何工厂，可是我觉得我的血脉和他们相通。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今天这个采访动了很多的感情，觉得有点特殊。可能是因为“放眼大陆”这四个字，它说得确实太对人心了：放眼大陆，没错！我们都应该放眼大陆，放眼大陆那些底层的苦难，放眼他们的来路，放眼他们的去路，放眼他们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等等。我觉得，大陆民主化，大陆人民生活得好一点，让他们能够更加理性一点、明智一点、快活一点、幸福一点，这些不光要靠大陆人民，我也希望台湾人民能够为此作出这样的贡献。
黄：希望借以我们的努力能够拉进两岸的距离，让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大陆农民工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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