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1日讯】几年前，我离开加拿大来到中国任教，先到了一个不太知名的大学，第二年到了清华大学，后来到了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院也很有些知名度，但是，我后来发现，却是一个很邪恶的地方。
我在外交学院讲授外交、法律和英语等课程。学生们对我评价很高，许多人在评语中都特地提到我的“严格”，还说，他们上我的课感到很“紧张”。我要求他们在90分钟的课时内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要用心思考，而不是仅仅重复我教给他们的东西。这样的要求他们好像感到很新鲜。
2000年11月初的某个周末前，我在那里的日子过得很舒心。学生们很欣赏我的课，感到在我的课上能学到新东西；我也感到讲这样的课很刺激，很有意思。
后来有一天，外交学院外事处的王燕（音）女士通知我到处里去，开门见山地说，外交与法律系的领导最近转交给她一些学生们的信件，要求对我授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采取紧急行动。
严重问题？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是哪些人写的信呢？”我怀疑地问。
“瞧！”她抽出一遝信纸，举到我面前愤愤地说。
看样子，外交与法律班里所有同学都签署了对我的投诉信。投诉我什么呢？
可王燕不愿给我谈细节。细节不成问题。很显然是我的态度有问题。她巧言令色地问道，难道说所有的学生都搞错了？
她不同意我把这些信件复印一份。她说她要保护学生。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点点兆头。一个学法律的学生不会做考卷，于是给我留了短短一段话，说学生们不喜欢我的课。后来,我就给全班同学发了电子邮件，询问他们是不是感觉我的课有问题。我收到的回信都是正面的反映。很奇怪，同是一个人，几天前还在写信赞扬我，几天后却在投诉我的信上签名。下面，是几封信的摘录：
你的课富于挑战，我们总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开动脑筋才能应付。不过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在你的课上学到很多东西。
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文化差异，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你们的不太一样。不过我认为这很自然。有时候我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不过你解释之后，我就明白了你的意思，只是不知道那就是你要的答案。我感觉现在已经习惯了你的授课方式，我也在尽力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扩大我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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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喜欢你给我们发的材料，也喜欢你对这些材料的分析。那些论题我都感兴趣，通过它们我学到了其他文化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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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课里我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你的课讲得好，对文章的解释很有逻辑性。我喜欢你的课。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这些几天前还主动对我的课大加赞扬的学生，几天后却写信告我？而且是全体上阵告我？
看起来好像突然爆发了一场情感大战。事情发生之前学生们都很高兴看见我，现在却像一群鱼，突然扭头游走了。
这原来是集体行动，而且有来自团体的压力。有一位学生后来告诉我，如果你不签，签了的学生就会恨你。为了表示“支援女生”，男生必须得签。
这件事只是发生在外交与法律班上，英语班的学生还跟以前一样，许多人还毫不掩饰地说我的好话。
王燕跟我谈话，是希望我能改变态度。要说恢复常态也不是难事。学生们的狂热很快消退，大家都想忘了这件事，想继续向前。可是我却忘不掉。
这些未来的外交家和律师们确实做错了。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和我的原则不符，因为那样会传达给他们一种错误资讯。
他们写信控告老师，那就必须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么对自己的指控做出解释，要么承认自己的错误。不然……我实在没有心思给他们讲别的东西。
我的课叫做“主题英语”。我跟王燕见过面之后，我给了他们一个新论题——讨论学生们对我的指控。
学生们不喜欢这个题目，他们讲不出什么道理。甚至说不出他们签名的那封信的内容。因为谁也不能留底稿，大家对那封信的回忆全是驴头不对马嘴。
但是，要让他们承认错误是不可能的。于是，课堂成了我和学生之间的公开辩论。
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人递给我一封信。我决定朗读给学生：
亲爱的乌列•维登堡先生
你知道我们怎么想你吗？你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臭不可闻的流氓，敌视我们的国家，还经常骚扰女生。你想象不出我们多讨厌你。我们要警告你，如果你再攻击我们的国家，再骚扰女生，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不是吹牛，我们要废了你，宰了你，比杀一头猪容易多了。
学生们哄堂大笑——他们感觉很好玩。这是四年级的学生，年底就要拿到外交学位，走上工作岗位，有的还要成为外交官来代表中国。
离下课还有20分钟，一个名叫高惠君（音）的学生很客气地请我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改成别的题目。我拒绝了，说这是手边最有意义的题目。
高变了脸。以前的他总是那麽温和、平静，现在却是掩饰不住的愤怒。他给身边的同学小声用汉语嘀咕了几句，然后起身走向后边的出口。别的学生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教室。
一个叫刘明（音）的男生紧跟着高惠君，刚走出门，就回过头对我大声叫道：“滚你的蛋！”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别的学生跟着。有的默默不语，满脸的不愉快。但是，看得出，离开课堂仿佛是一种命令，他们不能不服从。
我把那封威胁要杀我的信拿给王燕。可是她只是想给我谈论我的教学。她建议我别再讨论控告信的事。学生们不喜欢，而且又写了一些控告信。
我说：“有个学生今天让我“滚蛋”。你也可能会感兴趣吧。”
“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她又问。
问完，接着说我的教学，仿佛一点不关心对我的死亡威胁，也不关心学生们的行为。
“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面临的威胁。”我说。
“这不关学校的事。”她说。
我盯着她说：“我认为这当然是学校的事——因为它聘请的一位外教受到了死亡威胁。”
“我说的是，我个人没有责任去做调查。”
可是警方也从来没有来调查过。我和我的外交与法律班的学生又对峙了一个星期之后，我被解雇了——离合同期满还有8个月。我还要付“违约金”，要在10天内搬出公寓。我的签证也被换成了旅游签证，20天之后就要过期。
我有标准的外国专家合同，保证在双方发生纠纷时由外国专家管理局来仲裁，可是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人曾经援用过这种权利。
我的两个同事来自美国，是搞政治学的。他们很同情我的境遇，可是认为我不要再追下去。一个警告我说，我可能会被“踢出中国”，另一个阴阴沈沈地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和中国的制度较量，那当然很好。不过我认为那样做一点好处没有。”一个英国律师说：“别再找麻烦了。你可能会被押送到机场的。”
我不怕你叫我傻瓜，可是我心中的原则又一次和人们对我的希望发生了冲撞。他们解雇我完全是因为毫无根据的癔想。我的合同保证给我政府仲裁，我怎么能不经尝试就认为这种保证毫无法律效力呢？我又怎么能永远不去了解事实真相呢？
后来，他们也没有把我押送到机场。第二个学期，我在兰州大学得到了另一份教师工作。（我对在外交学院发生的一切一点不隐讳。中国人，包括教师在内，毫不迟疑的相信在中国无辜受冤的事情很普遍。）可是政府一直对我的仲裁要求不管不问。我坚持了一段时间毫无结果之后，决定把我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下来。读者可以到http://urielw.com/china2/ 阅读英文原文。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