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2日讯】按：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第19个教师节。2004年9月10日，杨银波写于中国广东。
19年前的1月21日，我们这种职业的人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有了“教师节”的决定。19年后的9月10日——亦即今日，除了回顾这19年的教育进程和阻碍之外，我们一定还能并不客观地回忆起一些年轻稚嫩的面孔和往事，比如我们曾经共同教过的那个叫杨银波的学生。以我们对他性格的点点了解，或许此时的他也正在回忆着我们。
我是张晓梅，已然不是教师，但16年前的杨银波是能够有所记忆的。我们当时在家乡找不到一个让人看得起的角落作为幼稚园，如同今日被当作“地下状态”的民工子弟学校，那里的所有人都亲身体验过贫穷、窘迫和绝不敢攀比的内心背景，但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模糊地启蒙了这个人。我教过他一年，一年以后我便再没见过他，截至今日仍没见过，这大都因为师生皆穷，我到外地打工的生活延续至今，而他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除非他能真的能为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谋些看得见的福利。是的，他的语言、算术的优秀能够在当年的课堂上换取一点被奖励的零食，但在数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课堂所给予他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奖励，更多的是自省、反思和鞭策，尤其是在已拥有如我当他老师时的年龄的2004年。
我是武德琼。当年的新岸山村“新建小学”已经重建，我在这个学校奋斗的岁月记忆，已被曾患上的精神病冲淡，而这个病的由来则是我把我的心血，在那六年里全部寄托给了我的30多个学生，杨银波是其中一个。我曾批评过他两次：第一次他9岁，当时我生了重病，不服药便已无法下床行走，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偷偷地看着我这张痛苦的脸，可他并没注意到旁边的药和开水瓶，然后他就偷偷地跑了。一堂课上，我批评他：“身为班长，脑子里咋个没有想到帮老师倒一下开水？你这班长是怎么当的？”第二次他10岁，当时他的期末成绩突然严重下滑到第四名，那是他父母外出打工的第一年，没想到父母的外出给他带来的竟是懒散、放纵和任性。指着这个从未有过的成绩单，我批评他：“做事不能持之以恒，今后绝没有出路。你过去原本是不服输的浪头尖，现在心不稳，这既对不起你父母，更对不起你自己这块材料。”
2000年的那次过年聚会，17岁的杨银波和我们都喝醉了。他向他的诸位老同学（如伍波、吴建勇、王小波、李小奎、罗晓波、裴启勇、梁晓红、周梅等）讲起稽康、李卓吾、鲁迅、李敖、柏杨以及政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我自己的学生所进行的长达两小时的激情演讲。他的激烈表达在我意料之外，我尚不知他的骨子里竟发育着这样一种少见的猛烈和抗争，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当时在激情背后的那种痛苦和压抑，以及过于理想主义的狂傲和孤立。2004年的过年聚会，来看望我的学生已经仅有那麽五六个了，杨银波已连续两年没有来，我对此很遗憾，但基本可以理解。今年2月底，他和他的父亲杨庆华突然来到我自己办的幼稚园（有30多个幼儿学生），我已不能认出他的模样，他突然变得很瘦、很忧郁、很敏锐，几乎每一个细节在他的脑子里都不再仅仅是感觉和情感，更多的是细节背后的问题和矛盾。他第一次把我面临的困难作为“女人”、“公民”、“农村”的困境，至于“教师”，这个概念在他头脑中已经渐渐淡化。
我是李培文。杨银波是我在西南农业大学毕业后教的第一批初中生之一，他和我一样，都已离开永川市第十二中学。实事求是地说，他在那灰色的三年里备受争议，但在那三年里，他尝试过的角色的确相当丰富。他曾是学习成绩全镇第一名获得者，曾是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曾是英语、数学、语文科代表，曾是学校乒乓球高手、长跑冠军，曾是绘画者、赌博者、个人卫生最不合格者，也曾是装扮媳妇的小品演员；最重要的是，他是封闭式专制教育的反对者。然而，他在那时并没有学会表达，以至于助长了我们的批评力量。他曾在我的办公室被骂得痛哭起来，而且竟有六次左右，后来抵抗力渐渐加强，尽管不敢当面反驳我，却在朋友交往上更接近于那些被开除和记过的学生，他觉得这些人当中有人会比同窗更看穿世道。透过他那固执的目光，我想他一定在幕后知道了太多的真相和理由，但又觉得很无奈、很彷徨、很无助。
杨银波15岁时，我去过他的家中。一间屋是草房，三间屋是瓦房，草房很破，瓦房很烂，屋里的泥巴地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听他爷爷说这是杨银波的父母用三年的过年猪肉才买下来的土墙房子。在已经逐渐剥落的白墙上，满墙都显示着他9岁到14岁写过的墨笔字和绘制的图画；在堂屋的正面墙上，他用蓝色的墨笔写着大大的“勤奋”二字；门上有杜甫的诗，而他的左手腕上用刀刻着一个“忍”字。在这房子的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花园，其中一个花园是杨银波自己亲身培植和维护的。从这房子向远望，我便能俯视周围，且能清晰地眺望长江和朱沱镇最大的两座山，其中一座大山有寺庙，杨银波曾几次单独去过。我一直对他的想法很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人越发有些奇怪，我们的谈话随之渐渐减少，但内心的隔阂和抵抗却在渐渐增加。2002年4月，我在永川市文曲路见过他最后一面，那时我已经到永川市第八中学教书了。当时他背着挎包，留着长发，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对我说：“环境对青年养成的惰性和僵化，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你要保重。”
我是朱平。但凡过年，必有聚会，如林洁林、胡晓、曹兰、邓明珠等杨银波的老同学皆有参与。去年教师节那天，杨银波给我打过唯一的一次电话，我很激动，但并没有对他目前的工作作出过任何评价。我的妻子后来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双方谈得都很愉快。至于促成这种愉快的原因，想必是杨银波的确从内心里感谢我——是的，我有资格这么说。永川市萱花中学是重庆直辖市重点中学，杨银波在这里度过了他最潇洒、最随意、最果断、也最痛苦的两年多高中。他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芦伟，遇到了第一位对他批评最有作用的政教处主任——陈治奇，遇到了第一位具有自由主义风格的英语老师——唐伟，遇到了第一位引领他走入文学之门但最后又分道扬镳的晨风文学社社长——樊一峣老师，当然他还很幸运地遇到了我。他在这里获得过全市“三好学生”、金太阳奖、全年级第一名，当过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两年英语科代表，在国家级纸质媒体发表过有史以来的第一篇杂文。他在这里退学，并间接导致其他学生退学，引起风波。
他激烈地渴求教育改革，可他没有任何一次成功，这是他在萱花中学不断地用文章痛骂很多现象和很多人的回圈因素。最初，他以超出同窗两倍以上的勤奋去全力投入书本，但对他最有价值的资讯却是来自广东农场，几乎每隔半月便有一封他母亲梁如成的书信从那里寄出。他活得很压抑，因为对比起城市的同窗而言，他更具体地、长期地见证了苦难。到后来，他向我提出条件：不交任何作业，不听任何讲课，全凭自己自学。我基本同意。这种状态进行到高二下期，他的成绩一直拔尖，然而他所花费的时间仅有一部分是在为应付应试教育而努力，其余的大量时间他都在整理自己的文集诗稿，并阅读大量的杂书杂报。高二末期，他的期末考试作文获得全市十多位语文阅卷老师的书面赞叹评语，但是他并不打算在乎这一切，因为他已经向我递交出了长达六页的《退学申请书》。我再次基本同意。我知道，这个“突然自由”的机会，是他人生抉择的真正起点。在校时，他就曾说：“没错，我是叛逆，但我是专制主义的叛逆！”这个人，他的路必定还很长。
我们这四个人——张晓梅、武德琼、李培文、朱平，都曾是杨银波的班主任，我们和他在一起的这十二年多，加之他此后在其他省几个大学旁听交流的时间，必是他这样一个比较怀旧和不善遗忘的人的一部分。如今，我们仍能记起他在幼稚园教室高喊“又是100分，拿糖”，他在小学教室问同学“你妈妈过年回不回来”，他在初中教室埋着头任凭老师痛骂“你一辈子没出息”，他在高中教室以最大的音量“吼”着朗读他的文章《狂人》……。如同任何人为矛盾的复杂情绪一样，他曾经让许多老师很不愉快，被有些人当作是疯子或钉子，比如小学时的自然老师马祖英，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周兴国，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周勇、生活老师谢泉水、体育老师彭友甯、政教处副主任宋朝均……，杨银波曾是他们教育方式的反对者。这种反对，在今日或许方可被认定为是一种批评，因为他已有发表反对意见的平台；然而这种平台，对于更真切地体会、思考、探索着教育问题的众多学生乃至教师而言，并未有秩序、有效率、有远见地真正建立起来。我们必须深思于此。
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踏实奋斗者，当然也有其他许多老师令杨银波怀念、牵挂和感激。他们是：小学自然、美术老师徐晓平；初中英语老师谭晓英、数学老师穆荣清、物理老师邱兴贵、美术老师高碧昌、生物老师杨祖全；高中数学老师蒋智勇和彭晓波、化学老师秦邦轩和聂勋莉、政治老师蒋云、地理老师杨清、生物老师陈晓科。我们这四个人，张晓梅是全科老师，武德琼是多科老师，李培文是劳技、地理老师，朱平是物理老师。今年9月10日，杨银波先后给我们——朱平的妻子、李培文、武德琼——打来了长谈的电话，对此我们倍感欣慰和关切。此时，朱平所在的永川市萱花中学之副校长已由杨银波之老友陈治奇担任，学校里诸多老师（包括语文老师周勇在内）常常阅读杨银波发表的文章及《百年斗志周刊》，且称之为“萱花中学的骄傲”，杨银波的老同学任杨等人仍称呼豪爽的朱平为“朱老大”，朱平新照的留影仍然风采兮兮，不减当年。34岁的李培文已于永川市第八中学改教数学，且于去年喜结良缘，与之有所过节的武俊松、游举、罗波（杨银波的老同学）竟与之关系良好。武德琼自费创办幼稚园，其女梁健已入重庆重点大学一年。
话说回来，摘除涂饰之光环，涤尽洒泼之污秽，并非易事。许多年之后，回忆者总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描述过去的一切；但是许多年之前，向往者却常常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争取如他们那样成功。那麽此时此刻呢？我们所希望的，仅仅是杨银波尽量不要为明日而留下太多遗憾，凡涉及重大公共之事，必须脚踏实地，走一条倾注于民众的有活力的正道之路。即如杨银波的母校之一——永川市萱花中学——之校训所云：“今天我为萱中自豪，明天萱中为我自豪！”凡事皆有历程与前瞻，倘若真要立志排解艰难险阻，则革新之事必须顺从世界潮流与民众期愿，如此才能有好作为，如此才能有好前途，如此才能有真改革，如此才能有真自豪。教育，亦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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