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5日讯】由于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处长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么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么出路。后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后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后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于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后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着，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着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么呢？”我问道。“鲁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于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后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于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于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于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于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于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于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于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后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于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于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 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后开始学其他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么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么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泪，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连祖宗的廉耻也不顾了。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后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后，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劳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劳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后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于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于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后，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许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后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后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后，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像，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着聊着，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结婚后，李登辉对妻子的疼爱，大概也会让很多女性羡慕。一个小例子，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闲在家里的妻子觉得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学会开车，但李登辉却不允许她学，理由是“你出门后到回家以前我会很担心的。”于是听话的妻子放弃了学开车，而改学安全的高尔夫球了。
在对上板冬子谈到和李登辉的恋爱、结婚、生子的过程时，李夫人对许多细节都念念不忘，记忆如昨日般犹新。我妻子在论坛会和晚宴中观察到，那个年近80的老人，看着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时的眼神、倾听丈夫讲话时的专注和欣赏、为丈夫鼓掌时的真挚，一如18岁少女注视初恋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说，那个当年的曾小姐在倾听李登辉高谈阔论《浮士德》时的仰慕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妻子对丈夫赞赏有加，但正如许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时都会咨询自己的妻子，李登辉也同样，他说，“我认为我太太是最标准的老百姓，当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么想而难以判断时，我都会参考她的意见。”
在李登辉放弃了学者生涯而步入政坛后，李夫人一直谨小慎微地护佐着丈夫；在李登辉终于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总统担子的李登辉，却一直没能如太太的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着李登辉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给边远地区的原住民传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总统的荣耀，而是到深山里传教的快乐。但是台湾政坛的风暴自李登辉卸任后，从来都没有停息，他奋斗12年所创下的成绩和未竟的使命，无法不使他更牵肠挂肚……
（原载《开放》2004年6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