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8日讯】19日晚，朋友打电话报喜：“老江下台了！”我兜头泼盆冷水：“轮着你高兴吗？”我理解朋友的心情：老江不是好鸟，换个人或许有所改善，至少不会更糟。经验理性告诉我：实质正义只有通过程式正义才可能接近。问题不在于谁掌握治权，而在于由谁赋予治权。在一党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条件下，党和党的领袖不仅垄断治权，更是自我授权的主权者。换个领导人，对臣民不过意味着好皇帝与坏皇帝、做稳奴才与做不稳奴才的区别。
江泽民窃居大宝长达15年，四中全会同意他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隐恶扬善、赞美有加，很有盖棺论定的味道。盖棺尚难论定，何况大活人。香港法轮功发言人当天就表示：“不会因为江的下台而放弃追诉。”全球踩江大同盟也声称要继续踩下去。此公本是一个喜欢卖弄小聪明、见风使舵的技术官僚，属于那种“专家没有灵魂”的机会主义政客。一场应对政治危机的宫廷政变将他推入中南海，既不能如戈巴契夫那样有所作为，亦非毛泽东那样的元恶大憝，平庸而已。“鸡肋”不宜做谥号，却是准确的历史评价。从长时段、大历史角度看，他几乎没做什么。执政的前一半有总设计师垂枪听政，差一点儿因为看错风向被拉下马，还能推说巧妇难为无权之责。吃一堑长一智熬成“核心”之后，仍然不思进取、萧规曹随，对党而言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尺寸之功，对民而言有深化寡头主义改革、加剧腐败和两极分化难辞之咎。成就食利的上海帮，不过反衬了后极权时代党官僚集团的整体平庸：山中无老虎，遂使竖子沐猴而冠！龙椅坐久了，岂能默默无闻，遂一意孤行办成一实一虚两件大事。实事是镇压法轮功，闹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却压而不服，只好跟枪杆子一起捆绑销售给胡同志。虚事是被本家江棋生誉为“皇帝新衣”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到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每况愈下、越来越没“思想”，到了江郎才尽，只能空喊代表。古今中外的独裁者，尤其是共产党领袖，哪个不是代表？
在专制淫威下苟延残喘的人希望出现一个戈巴契夫式的人物来结束共产主义暴政，如同溺水的人希望抓住一根稻草，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由于历史的不可逆性，根据过去的表像推测未来的必然未必可靠，何况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在大登殿之前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记得两年前美国之音记者就酷刑和劳教制度进行电话访谈时，问我对胡锦涛是否有所期待，我说形势比人强，不如寄希望于民间力量的成长。辛亥革命时期，昔日的督抚摇身一变就成为民国的督军，固然难免投机之嫌，亦有身不由己之处。至少，从外界能够知道的关于胡锦涛的有限过去无从窥见具有无限可能的端倪。早期的水电工程师兼政治辅导员；15年前戴着钢盔在拉萨街头指挥戒严的封疆大吏；担任总书记后，首先到西柏坡继承革命道统；担任国家主席后，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束缚下的宪法法统；四中全会前夕，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时表示决不实行西方民主，坚持议行合一的政统；接过枪杆子，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凡此种种，同人们寄托希望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军队国家化均无干系。从古代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到近代欧洲国家的宪政民主，乃至所谓社会主义民主，都是西方货色。拒绝西方民主，只能效法洪宪皇帝搞东方专制。“新政”唯一让人感到有希望的，是带有亲民意愿的“新三民主义”。如果用“权为民所授”的民主改革统摄，尚可与民更始。如果不改变党天下的专横跋扈，难出左派的民粹主义传统，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和社会主义改造来得更彻底。
郎咸平刮起一股否定国企改革的旋风，中国“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或贬或挺。考虑到权贵私有化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在一篇挺郎的短文中未曾臧否其过激言词（如“国有胜于民营”、要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纠偏）及相关的“主义”。我反对一切专断意志的强制，相同的“问题”并不等于相同的“主义”。西方国家的左派和右派作为“天平”的两头或许有平衡作用，中共则根据自身需要左右出击。借用秦晖的话：“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
需要警惕的恰恰是“尺蠖的两端”。
2004年9月22日
－－源自《议报》1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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