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日讯】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写下一句惊世骇俗之语，曰“丧父之痛易忘，夺财之恨难消”（“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此话历来遭人诟病，我也不以为然。不过，对此话略作变换，或许可引出另一番意思。
生命不可替代，财产可以转移。毫无疑问，丧命要比夺财严重得多，原因之一是财产的损失多少可以赔偿可以纠正，生命的损失却是不可赔偿不可纠正的。财产可以失而复得，人
却不能死而复生。再有，从事后追究惩罚的角度看，张三杀了人，张三死了，你不能抓张三
的儿子抵命；但若是张三抢夺他人的财产，而他后来又把财产留给他的儿子，那么，张三死
后，我们完全可以找张三的儿子还这笔账。父罪不应子抵，父债却可子偿（只要父子间有财
产继承关系，而这是很普遍的）。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结果：对于杀人这种大恶，
在拖过若干时日之后，人们无法惩罚，无法对受害者给予实质性的补偿，因而不得不放弃追
究（或者说只能进行象征性的追究）；对于夺财这种较小之恶，即便经过若干时日，人们仍
然能够惩罚，仍然能够对受害者给予比较实质性的补偿，因此会追究到底。
乍一看去，这不是很荒唐吗？这不是“丧父之痛易忘，失财之恨难消”吗？人们对较小
之恶穷追不舍，对更大之恶反倒轻轻放过。其实，这不是荒唐，这是无奈。阿伦特说：“我
们无法宽恕那些我们无法惩罚的人，我们无法惩罚那些我们无法宽恕的人。”简单地说，杀
人之罪，一代之后，人们就很难追究惩罚；夺财之罪，即便经过两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有
些却依然是可以追究惩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警告君主“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
”是有道理的。
同样是矫正正义，经济清算要比政治平反困难百倍。第一、政治平反主要涉及良心犯和
政治犯。在今日中国，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虽然也是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在总人口比例上只
占较小的比例。相比之下，在经济上受损害的人就多多了。经济清算涉及千家万户，在权贵
私有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民众都遭到剥夺和损害。尽管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繁荣，多数人的
生活状况都有改进，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被剥夺被损害的；而在贫富悬殊的刺激下，贫
困者的被剥夺感尤其强烈。
第二、一般来说，政治平反要惩罚的人比较少，因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决策，
其他大小官员只是执行命令。经济问题就不同了。虽然现行体制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但腐败不腐败毕竟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上级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责，也许只需要对一
小撮领导者实行惩罚；追究经济犯罪，免不了要对一大批官员问罪。
第三、政治犯是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难，自由民主的实现本身就是对他们所受苦难
的最大补偿，因此，政治犯及其亲属通常都比较宽宏大量，比较能宽恕放下屠刀的敌人；可
是，那些遭到权贵们抢劫的大众，一旦得到讨还财产的权利，他们凭什么要自动放弃而不去
尽力讨还呢？南韩的全斗焕，印尼的苏哈托，都曾经残酷镇压民运，但后来他们在民运的压
力下让步，人们就赦免了他们以往的罪行；可是不久后他们又都因经济腐败而送上法庭。可
见，在财产问题上，一般人是不容易善罢甘休的。
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民怨民愤越积越深。当局本该厉行政改，建立起民主参
与和公共监督机制，以期遏制腐败，还财于民。但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加速权贵私
有化，一方面加强对民间维权运动的打压。他们妄图借助暴力高压硬撑下去，让时间把黑钱
漂白，让时间把欠债赖掉。但是，考虑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着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
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
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因此当局的这种做法，其效果只能是饮鸩止渴，错上加错；
它使得良性的民主转型愈加艰难，恶性的社会崩溃愈难避免。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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