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日訊】馬基雅維裡在《君主論》裡寫下一句驚世駭俗之語，曰「喪父之痛易忘，奪財之恨難消」（「人們忘記父親之死比忘記遺產的喪失還來得快些」）。此話歷來遭人詬病，我也不以為然。不過，對此話略作變換，或許可引出另一番意思。
生命不可替代，財產可以轉移。毫無疑問，喪命要比奪財嚴重得多，原因之一是財產的損失多少可以賠償可以糾正，生命的損失卻是不可賠償不可糾正的。財產可以失而復得，人
卻不能死而復生。再有，從事後追究懲罰的角度看，張三殺了人，張三死了，你不能抓張三
的兒子抵命；但若是張三搶奪他人的財產，而他後來又把財產留給他的兒子，那麼，張三死
後，我們完全可以找張三的兒子還這筆帳。父罪不應子抵，父債卻可子償（只要父子間有財
產繼承關係，而這是很普遍的）。由此就引出了一個十分怪異的結果：對於殺人這種大惡，
在拖過若干時日之後，人們無法懲罰，無法對受害者給予實質性的補償，因而不得不放棄追
究（或者說只能進行象徵性的追究）；對於奪財這種較小之惡，即便經過若干時日，人們仍
然能夠懲罰，仍然能夠對受害者給予比較實質性的補償，因此會追究到底。
乍一看去，這不是很荒唐嗎？這不是「喪父之痛易忘，失財之恨難消」嗎？人們對較小
之惡窮追不捨，對更大之惡反倒輕輕放過。其實，這不是荒唐，這是無奈。阿倫特說：「我
們無法寬恕那些我們無法懲罰的人，我們無法懲罰那些我們無法寬恕的人。」簡單地說，殺
人之罪，一代之後，人們就很難追究懲罰；奪財之罪，即便經過兩三代甚至更長的時間，有
些卻依然是可以追究懲罰的。在這個意義上，馬基雅維裡警告君主「務必不要碰他人的財產
」是有道理的。
同樣是矯正正義，經濟清算要比政治平反困難百倍。第一、政治平反主要涉及良心犯和
政治犯。在今日中國，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數雖然也是個驚人的數字，不過在總人口比例上只
占較小的比例。相比之下，在經濟上受損害的人就多多了。經濟清算涉及千家萬戶，在權貴
私有化的過程中，大多數民眾都遭到剝奪和損害。儘管這些年來的經濟發展繁榮，多數人的
生活狀況都有改進，但是他們知道他們仍然是被剝奪被損害的；而在貧富懸殊的刺激下，貧
困者的被剝奪感尤其強烈。
第二、一般來說，政治平反要懲罰的人比較少，因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當局的決策，
其他大小官員只是執行命令。經濟問題就不同了。雖然現行體制為官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
但腐敗不腐敗畢竟是個人的選擇，而不是上級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責，也許只需要對一
小撮領導者實行懲罰；追究經濟犯罪，免不了要對一大批官員問罪。
第三、政治犯是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難，自由民主的實現本身就是對他們所受苦難
的最大補償，因此，政治犯及其親屬通常都比較寬宏大量，比較能寬恕放下屠刀的敵人；可
是，那些遭到權貴們搶劫的大眾，一旦得到討還財產的權利，他們憑什麼要自動放棄而不去
盡力討還呢？南韓的全斗煥，印尼的蘇哈托，都曾經殘酷鎮壓民運，但後來他們在民運的壓
力下讓步，人們就赦免了他們以往的罪行；可是不久後他們又都因經濟腐敗而送上法庭。可
見，在財產問題上，一般人是不容易善罷甘休的。
今日中國，貪污腐敗愈演愈烈，民怨民憤越積越深。當局本該厲行政改，建立起民主參
與和公共監督機制，以期遏制腐敗，還財於民。但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加速權貴私
有化，一方面加強對民間維權運動的打壓。他們妄圖借助暴力高壓硬撐下去，讓時間把黑錢
漂白，讓時間把欠債賴掉。但是，考慮到現代人平均壽命的顯著增長，考慮到信息時代各種
重大事件記錄的完整精確，要讓後人忘掉眼下這段公開搶劫的歷史從而放棄追究，那實在是
太難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因此當局的這種做法，其效果只能是飲鴆止渴，錯上加錯；
它使得良性的民主轉型愈加艱難，惡性的社會崩潰愈難避免。所以我們必須堅決反對。
(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