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前国务院秘书俞梅荪忆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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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8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秦越采访、张雅芳、梁恺胎贻、吴玫儒整理报导﹞北京法律学者俞梅荪在赵紫阳主政期间曾经担任国务院秘书等工作。赵紫阳逝世后,记者采访了他。

俞梅荪,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同年起,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法制局从事立法工作,历任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参与中国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1987年起,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1989年起,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某位副主任的秘书,长期从事立法工作。2000年起,任北京东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2003年起,《中国法制》杂志副主编、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现居北京。

记者:赵紫阳去世了,您…。

俞梅荪:是,我刚才听说了。刚才有人跟我说了,我还没上网,我还来不及看呢。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局势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俞梅荪:影响当然会造成,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啊。因为赵紫阳六四的问题、赵紫阳的为人、赵紫阳改革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整个时代的推动者,因为六四问题使他下台,已经十五年啦。等到邓小平去世以后,新的胡温政府应该把这个事情给他解决一下,应该把这个事情平反,把这个历史的悬案解决。但是到现在几年过去了又没有去做,就失去了这么一个机会。赵紫阳的去世,全国人民当然是很不愿意、很不高兴的啦。那么也有可能会闹出一些事端什么的,所以对于现在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大的炸弹了,中央政府肯定是很紧张了。另外一方面,赵紫阳跟胡耀邦又不太一样,毕竟赵紫阳的事情已经十五年下来了,对他的软禁已经十五年了,年轻那一代的都不太清楚赵紫阳怎么回事了,再加上十五年以后,整个国民心态更加市场化了,所以可能激烈程度不如当年胡耀邦那样。但肯定是现在中国政治局势的一颗炸弹吧!就是新的党中央,新的胡温上台以后没有即时去做的一个好事,所以造成眼前这么一个僵局。你造成僵局你怎么追悼他呢?你说他好,怎么个说法呢?你说他不好,又怎么个说法呢?你说他好又涉及六四的问题,怎么平反呢?这对于中央政府是个两难问题,是眼前政治一个很大的动乱的因素。

记者:我觉得这个是要看当局他们是想要把中国引向什么地方啦!

俞梅荪:对,那眼前不是一个想…,眼前先不说要什么计划的问题,眼前是先要怎么把赵紫阳去世这么一个难关给渡过去的问题了。

记者:您觉得这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关?您觉得中国民众会怎么反应呢?

俞梅荪:中国民众肯定不高兴嘛!你回想一下当年那个胡耀邦去世,大家怎么闹起来的,天安门事件就怎么闹起来了嘛!整个局势乱了嘛!局势不可收拾了嘛!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事件了嘛!民众肯定是不高兴,但是激烈程度可能不如当年那个时代那么强烈,毕竟是已经十五年了,新的年轻人不是很清楚赵紫阳是怎么回事了。这两个因素造成这个难关不像当年那么难了,这肯定是个很难很难的事嘛。

记者:那您觉得中央他会怎么来评价赵紫阳呢?

俞梅荪:评价?他当然是,因为评价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

记者:那您曾经在赵紫阳手下工作过吗?

俞梅荪:对呀!

记者:你当时是担任…?

俞梅荪:当时,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当年在中南海,我是八十年到九十年中还干了十年,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我是国务院底下的一个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搞立法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么就是八0年代赵紫阳刚担任总理,他那个八0年刚刚担任总理的时候,马上就抓法律、抓立法,建立了我们怎么一个立法的机构。

记者:您觉得赵紫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俞梅荪:赵紫阳是一个有大智、大勇有远见卓识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导人,在1980年9月赵紫阳担任了总理,后来1981年就是第二年初,赵紫阳授意要加紧立法,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国会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我就觉得我很有幸能够在这个研究中心工作,赵紫阳一直抓立法、抓法治,就搞了好几年,我亲身感受到他这种大智、大勇,这种远见卓识,这种励精图治的年代,我看我把我这个文章传给你,我这个说的不如我的文章好。

记者:那您觉得他对中国的历史,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俞梅荪:有有有,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作用太大了,首先就是“要吃粮找紫阳”,这个你知道啦!

记者:对,我知道。

俞梅荪:那个首先就是三中全会以后,就是三中全会以后就文革十年以后,新的政府起来了,在那个百废待尽的时候赵紫阳以他的改革,在这种开明,始终没有饭吃,当时说“要吃粮找紫阳”,他一再如此自称的,到中央担任了国务院总理,那么他担任总理的时候,他继续贯彻这种开明政策,来推动整个经济的改革,甚至于到最后他要求推动政治体系的改革,所以在他担任总理的期间,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对整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啊。后来因为六四也是因为他的开明形象,他不愿意向底下老百姓开枪,向学生开枪,所以他下台了,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壮举啊!他下台以后,整个改革往回走了,整个改革被否定了。后来邓小平觉得不行了,邓小平92年开始进行南巡就掀起了新的一场改革开放,当时就提出只搞经济体系的改革,不搞政治体系的改革。实际上这是一个跛子的、拐子,这是一个有缺陷的改革,就是人就一拐一拐的走路,就跛子革命。

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如果政治不跟上去,那整个改革是无法前进的呀。我们搞的经济改革都是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江泽民上台以后,就是十四大以后我们搞的新的体制改革,都是沿着赵紫阳当年的路走下去的呀,都是赵紫阳当年订定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呀,一直搞到现在。由于后面政治体系改革没有跟上去,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再向前发展,而且造成国民素质的下降,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成堆,造成贪污腐败,造成各种各样的扭曲,造成民怨沸腾,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我们回想一下,当时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人们就是觉得改革开放以后,有官员可以倒,官倒嘛!有贪污腐败行为,人们反的是贪污腐败,所以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到天安门广场,来要求政治的开明,要求进一步推动政治体系改革,当然是反腐败啊。现在十五年过去了,这个腐败就比过去更严重多少倍多少倍!人民更加怨声载道了,国家的问题更加多了。

记者: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俞梅荪:原因就是“六四”,是因为六四让我们改革往回走,就僵持住了。如果没有六、四的话,赵紫阳当时搞的经济改革,跟着又是政治改革。比如说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你看像台湾,国民党不就是开放党禁、报禁,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发展。我们的经济改革体制是在往前走,但是政治改革跟不上,所以整个社会的前进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就变成畸形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国民素质下降,造成物欲横流、官场腐败和执政党的腐败,所有种种的问题都是因为六四这样一个转折所造成的。

反过来说“六、四”事件,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为了稳住局面,他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共产党在发展最后的一个关键时刻,就把握这个历史的机会,结果我们走了六、四这条路,戈尔巴契夫往前走了,苏共垮台了,但是苏联这个国家发展下来了。

记者:您认为苏共垮台,对苏联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俞梅荪:应该说是好事吧!因为苏共也是专制,共产党的专制走不出这个死胡同,人民不选择你共产党了,人民讨厌你,人民要你下台,所以共产党就垮台,可是国家却发展了,而且共产党现在在苏联还是有一席地位的,它还在改革还在发展,它是以新的面貌去发展,不是用人治、专制这种发展,而是发展出一个新的东西。比如说国民党垮台了,可是国民党还存在呀。国民党还是可以出来竞选,还可以继续为人民去做好事,继续去纠正党的路线,还是可以继续竞选。

记者:当年的“六、四”学生民主运动造成是因为胡耀邦去世而引起的,这一次赵紫阳去世,您觉得在中国民众当中会不会引发什么民主运动?

俞梅荪:这是有可能的。

记者:您认为假如因为这个事件引发民主运动,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俞梅荪:应该说是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进步来说是好事。因为人民要求进步,人民要求正义,人民肯定会问说赵紫阳是怎么回事?胡耀邦是怎么回事?胡耀邦为什么下台?人民要抱不平。当然如果人民搞的太厉害,天安门就搞的太厉害,把中央搞的受不了,最后就开枪了。把民主运动镇压下去,反而社会就倒退了,整体来说不是好事,从结果来说也不算好的,而且领导人不开明,不开明他受不了了,他就拚命的压制,社会当然就退步了。

如果当初不镇压六、四,而是按照赵紫阳的路线和思想,在理性和法治的轨道上去处理问题,用法治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来化解学生的怨气来化解学生的矛盾,社会不就前进了吗?用枪炮去对着学生对着人民,社会不就倒退了,共产党也就完蛋了,共产党居然会向学生开枪,这是一个天下大不讳的事情,就连当年八国联军都没有像六、四这样对学生开枪的。

记者:到现在为止,中共依然没有为六、四平反,现在赵紫阳去世,他们又会如何去应对这个局面和可能出现的运动?

俞梅荪:首先是为六、四平反,如果新的领导人把六、四平反了,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是个大好事,是谁做谁得好处的事,是谁做谁得民心的事,但是这么样的一个好事,居然拖拖拉拉。新领导人上台到邓小平去世到现在,97年到现在多少年下来了,江泽民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件好事,新的胡温上台以后,两、三年又过去了,还是没有做这个好事。这么样的一件好事大家都没有去做,失去这样一个历史的地位,太可惜了,这样一个安民心的机会。这样的事没做当然就爆发了,赵紫阳去世是迟早的事,他身为一个85岁的老人,他是朝不保夕,这样一个危机随时都会爆发的,如此一个化解危机的好事事前没有去做,现在危机爆发了。对你这个政府来说是很件尴尬的事情。

眼前你要平反六、四,这要全党整体郑重去讨论,需要政治家去决策去博弈,是件需要拿出勇气的事情。这不是一、两天之内就可以马上做到的,眼前就只能靠控制局面把难关渡过去,完了再看六、四能不能平反,这要看政治家的考虑,方方面面去博弈看看是平反好?还是不平反好?这需要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需要拿出勇气。这个做不了,因为去年人大会你也看到了,蒋彦永先生向中央写了一个建议,说应该要为六、四平反,结果蒋彦永被抓了起来被软禁,后来人家在记者会上就问温家宝这个问题,他就很为难很尴尬的说: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对温家宝和胡锦涛来说,他们肯定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要解决这个大包袱,解决这个历史悬案,他表现出来很为难,说再给我们一点时间,你还记得温家宝回答记者这个很尴尬的镜头吗?

记者:我当时没有看电视。

俞梅荪:那个画面大家一看,都明白温家宝很难很难,你们再给我们一点机会,您们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容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再给你一点时间,现在一、两年又过去了,你没做可不又爆发了,应该说现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更加艰难,他要稳住这个局面渡过这个难关。

记者:您会认为温家宝是想为六、四平反的吗?

俞梅荪:嗯!

记者:那您认为胡锦涛呢?

俞梅荪:胡锦涛应该也是想的吧!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政治家博弈和决策的问题。他要权衡利弊得失,一个政治家考虑问题和我们常人考虑的是不一样的。他要想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想到政局的稳定才能做出某种决策,是党内的各种力量的博弈和较量的结果。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说很怀念赵紫阳,您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中国民众特别怀念赵紫阳?

俞梅荪:首先赵紫阳之所以下台,他是因为为民众好才下台的,他是因为不愿意对学生开枪而下台,所以他的下台是得民心的;其次,当年人们反腐败,之所以有“天安门事件”,之所以有“胡耀邦事件”,是为了要反腐败,希望中央政府希、望党继续的往前走。但是十五年以后,我们党的腐败比之前还要更加严重,社会问题也更加严重。所以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当然人们就更加怀念赵紫阳。

记者:您认为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契机,让中共高层的决策有什么改变吗?

俞梅荪:决策改变?当然对中共高层是一个很深远的影响,他也不得不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危机终于爆发狼终于来了,狼来了你赶紧把它给化解掉,没化解掉狼就真的来了。

记者:您认为这是一个危机,为什么会是一个危机?

俞梅荪:危机就是因为人们怀念赵紫阳,他还没有被平反,还是处于一种打压状态,还是在一个被处分、被撤职的状态,还是被否定的。但是问题这些否定都是不对的,都是不顺应民意的,是违反民意、违反历史的发展,所以赵紫阳去世了,人们会怀念他,当然这对中共的政局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你知道湖南也是闹得很厉害。

记者:您是指什么时候?现在吗?

俞梅荪:当年的湖南,就是你上高中的时候。那时你可以感受到湖南学生上街闹的很厉害。

记者:对。

俞梅荪:当时我还到了湖南,我跟王震将军到了湖南。

记者:为什么呢?

俞梅荪:当年是你们湖南的任弼时的铜像揭幕,我们和当年的一个老将军廖汉生,余秋里,就是八路军120军贺龙那个系统的老同事们,为任弼时的铜像去剪彩。当年我有幸随王震将军去的,我们坐了专机到了湖南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解放军戒严。整个长沙很乱,我们的车悄悄的到了你们的九所,就是毛主席最后住过的地方,当时街上的秩序很乱,我们很低调的到了那个地方。到了汨罗江....以后,我们就回到了北京。当时整个长沙的局面非常混乱啊。

记者:那你预计中央会怎么处理,就是怎么面对这次的事情呢?

俞梅荪:怎么应对啊?眼前就是加强对舆论的控制,用老方法来应对啊,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警方军方对社会局势的控制。来度过这个难关啊!那么现在中央不可能有什么决定的。不可能平反六四,不可能为赵紫阳平反。只能稳住局面,度过这个难关以后,再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来应对六四。六四是一个共产党留下的历史血案,等于文革时的血案,总是要解决的。那么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啊。因为我们过去没解决,所以到现在问题爆发了。那么今后也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的。这不能迷信的事情。

记者:你觉得它为什么迟迟拖到现在不解决呢?

俞梅荪:那是政治家的考虑啊!因为赵紫阳下台以后,新的中央起来了,新的利益格局形成了。你要为过去的事情平反,那就影响了新的利益格局了。必然有很多人要上台,也必然有很多人要下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很艰难的事情啊!需要政治家的这种大智大勇,远见卓识才能做到的事情啊!

记者:您在国务院担任秘书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俞梅荪:我从84年到94年。

记者:10年。
俞梅荪:对,10年。其中是84年到89年吧,就是赵紫阳到台上的年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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