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6日讯】过去的人们，是对生命丧失了信仰﹔现在的人们，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题记
（一）
杨：像你这样年轻的广州人，出来做摩托车司机的不多。
Ａ：做这个相对自由一些，除了怕交警罚款之外，其它的收入基本上稳定，不容易被剥夺。2007年，我们这里的摩托车就要被全部停止了，趁还有两年时间，把这份职业做好。其实我们这些本地人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有特权，我们的土地、股权、福利上的收益甚至比你们中原一带更为复杂。我们的其他本地人，到香港、澳门、海外，费用很高，进香港比进外国还难。
杨：刚才我听见你和你的同行在聊去香港的体验。
Ａ：他老婆花了50多万才进入香港居住。香港和广东虽然隔得这么近，但是他们那里的制度相对于我们而言，更让人民充满信心。我们这些大陆人，和香港人比起来，弊病非常明显。他们说话是那样的礼貌、客气、虔诚，而我们总是高八度，就怕别人听不见。我觉得，越是贫穷的地方，人就越狂妄浮躁﹔越是富裕的地方，人就越谦虚踏实。贫穷所导致的问题，不单是生存、物质的紧缺，也是精神、内心的反作用，最容易把人性最恶劣的一面无耻地暴露出来。
杨：听你讲话，不像闯江湖的人。
Ａ：说得对。我是大学本科毕业，做过许多工作，但唯独没有自由，只有利益。我在广州见过你许多次，但今天你是第一次搭我的车，听别的朋友说，你是个记者，所以跟你说这么多。
杨：不，我是作家。到广州有两年多了，今天去见《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专栏作家。
Ａ：马上我们就要路过南方日报集团报社，那里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是我们广东的骄傲。1996年我就开始订《南方都市报》了，一直坚持到现在。那些记者、评论员都是一群素质、胆识很高的知识分子，非常贴近我们这些平民。有些很危险的调查采访，总能让我看到一股真正的勇气，这是那些党报、政府报没法比的。我希望等你见到你的朋友之后，跟他说，一定要坚持到底，尽量说真话，把话说透，把事实观察分析得更深入、更全面，让平民们看到希望。
杨：我为广东的信息化喝彩，也为你这样的读者喝彩。可是我也发现，而今买报的人，第一眼看的不是头版头条，而是六合彩信息。
Ａ：那是愚蠢的侥幸心理。地下六合彩，中了大奖要拿到钱很困难，大多数人血本无归，白白送钱。这个问题如果大面积扩散到北方——尤其是北京——的话，问题就会比广东这边的问题更大。最底层的彩民就如同最底层的农民，信息缺乏，孤注一掷，赢的概率小到接近于零。这场风暴将把最底层的血汗钱通通刮走，金融不稳定，底层人民的心理走向绝望，什么矛盾都可能爆发出来。现在湖南、湖北那一带，不像我们广东这样有太多事可做，他们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去搞六合彩，结果搞到什么事都不想做，根本无力、也无心去搞什么国家建设。连那一点点生存的钱都被刮去，这完全就是玩火自焚的赌博，是在玩命。
（二）
杨：这本杂志的主编和总监是你？
Ｂ：没错。我研究先锋哲学，做“反音乐”，我要让我的声音、文字，刺耳，刺眼，刺你的大脑神经。但不搞破坏，而搞建设，建设就是淘汰。“破坏就是建设”太形式化，只是一种可能，太肤浅，所以我比许多政治批判者走得更先锋，走得更远。
杨：如何建设？我洗耳恭听。
Ｂ：你愿意听，我才愿意跟你讲﹔你越愿意听，我就跟你讲得越多。许多人不理解我，他们的头脑已经被麻醉药搞得没有独立思想了。这种麻醉药就是专门投你所好的东西，只是享受，没有激发你的本能。每个人都在观望别人提供的资源，根本丧失了自己的原创能力，只是一种复制、模仿，永远走不出他人的阴影。如今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太多人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提出问题、提出矛盾，但很少有人真正提出解决的办法。解决，比问题更重要。但是许多人连提出问题都是对他人的重复，更不切实际。你认识的大部分朋友我都知道，而且有许多人和我的关系还不错，但他们在我这本杂志里面都还不入格。
杨：比如说呢？
Ｂ：余杰、摩罗就不入格﹔说思想，都已经是抬举他们了。他们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没有深层次地剖析问题的来龙去脉，更没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更少于实践。其它一些腐朽的学者，只是一种资料的重新排列，你根本找不到他们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被重复过多次的知识。我刚才听到你在那些人面前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比如政治、底层社会、文学、电影、电视、报刊等等，我听了一些，有些讲得很实际，有些就是你学来的知识，这完全不够。我的原则就是不重复那些已经老掉牙的东西，而是什么都要讲创新。
杨：谢谢你送给我这本杂志，以及你个人的摇滚CD。我想请你谈几个乐队，请你创新。
Ｂ：举三个例子：子曰乐队、二手玫瑰乐队、盘古乐队。子曰有许多北京人地道的智慧语言，能隐晦地表达对政治、社会、文化的思考，相对而言，不能叫老道，而是叫老练。可能是因为吃过太多的苦，阅历深厚一些，所以在音乐最底下的愤怒和思索很难被发现，隐藏得太深。二手玫瑰是东北那个圈子的，是“二人转”演绎过来的，没有北京人那种智慧，而是东北人的文化，流于表面，形式感强一些，掩盖了内容。就表演而言，只能说比子曰好看，可以有观众，有更大的市场，但多了些花招，偏重于娱乐性。盘古是有独立头脑的乐队，破坏性强，很尖锐，但就意义而言只是表达出了一个愤怒的声音，称之为愤怒青年或者暴民。我走的，都不是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而是从根本上反对音乐的那种悦耳、好听、享受，我就是要让你难受，恨不得欲绝之而后快，然后刺激你的本能，让你找到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三）
杨：老先生，在你这书店里面，余杰的书卖得怎么样？
Ｃ：都还不错，每一本出来都有人买。现在《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已经卖完了，只剩下小说《香山草》和两本写中日关系的书。他的书，每次拿货我都要拿三四种。
杨：去年卖得最火的哪些书？
Ｃ：我不是按市场行情卖书的人。别的地方，像天河购物中心，那是广州最大的图书市场，像你这般年纪的其他年轻人，看的都是些娱乐消费的书，看过就扔了，既没什么阅读价值，也没什么收藏价值。你看，就是你身后那些书，郭敬明这种小儿科的垃圾娱乐，卖得就火。我旁边都是些卖独立电影、欧美地下摇滚的CD店、VCD店、DVD店，所以我也进了一些摇滚乐方面的杂志和书籍。对，你手上拿的这本是《非音乐》杂志主编彭洪武出的摇滚书籍，一版印了12000多册，但卖起来就没有《凤凰卫视八周年纪念》那么好卖。
杨：出版界的朋友跟我讲得很悲观，说去年没有什么好书，似乎从2004年开始，中国人要读到好书已经很难。
Ｃ：这一点说得很对。去年《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卖得很火，但是也不在我眼中的好书之列。比如章诒和写的那本书，因为我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对这些事情有亲身体验，所以觉得她没有讲得更透彻、更深入。当然这不怪她，要怪就怪那些误国误民的出版禁令。其实章伯钧这个人，我觉得共产党对他的定性没有错，他本身就是右派嘛。从共产党的发展史来看，它就是这么回事，有许多血的教训。它宁愿以相对平和的方式对付康同壁，也绝对不会和章伯钧这种人做朋友。你一旦威胁到它，或者它感觉你可能威胁到它，它就会消灭你、压制你，这就是活生生的专制政治。
杨：我是做民工调查的，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所以对《中国农民调查》也有很深的感情。
Ｃ：话虽这么说，但也只能讲这本书有它存在的价值而已。农民成为问题，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自古以来他们就是中国最受排斥和被剥夺得最惨的群体。但是从历史本身来看，农民自身致命的缺陷也使这个问题不断扩大。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村大国，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我指的缺陷之一就是农民身上根源深厚的宗族主义、家族主义，这才导致专制主义的产生。我不管是农民调查，还是民工调查，他们这些群体值得关注、同情、帮助，但也值得自我反思和自我建设。国家毕竟要走向现代化，也就更讲究秩序，农民和民工把农村那套观念、习惯照搬到城市里面，这就注定了悲剧的发生，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之一。
（四）
杨：这一大叠电影DVD我要了，可惜没有我还想要的另外三部电影：神州传播协会拍摄的记录片《十字架在中国》，张元拍摄的记录片《广场》，陈为军拍摄的记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Ｄ：你一进来我就看得出你是个懂电影的人。如果上个星期你到我店里来，这些电影都能找到。那帮警察到这里来扫荡，扫了三回，让我损失了10万块钱的成本。所有DVD都被没收、掰烂，完全不留一点情面。要是那天被你碰到，直接免费捡现成的，倒是很容易。
杨：可是我也没发现有什么反动电影啊。《天安门》、《红色角落》进不进？
Ｄ：那种不敢进。不过我这里的电影过去的确非常丰富，大多都是大陆传媒或网站已经公开报导过的。像你手上这些电影，曾经在许多电影展览会和评奖活动上得过奖或入过围的，是良知和正义的呼声，但到了这帮鸟人面前就有了问题。他们讲，这是盗版，可是把盗版和正版做个对比，你一点问题都发现不出来，只能说封面、包装这些小问题。他们忌讳的，还有压缩牒。像你手里的《卓别林经典电影回顾》，4个碟就是10多部电影﹔《张艺谋电影作品珍藏集》，4个碟就是16部电影﹔《西游记》，5个碟就是41集。可是总共才多少钱呢，平常卖，13个碟，130块钱。要换成是正版的话，这么多影碟，起码400块钱。
杨：普通平民卖不起正版。
Ｄ：这只是个传统问题，已经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去讨论了。有些西方地下电影，比主流强很多，像《低俗小说》、《落水狗》，堪称真正的艺术，比《指环王》这样的威权色彩的电影有更深的艺术造诣，但是这样的电影要进入中国，除了少部分人接触到的网络之外，就只有靠什么呢？靠走私，靠重新录制发行。中国需要多元化的声音，但是在广州这样号称多元化的城市里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北京那套政治高压的手段，不允许中国人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观念，这是极其短视的行为。香港地下电影是怎么发行的？美国地下电影怎么发行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什么时候都要跟人家学，并且学了之后还会被打压？我想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原因，谁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杨：这里也有限制级别的电影，刚才我翻遍了你整个店。
Ｄ：严格地说，这是扭曲的中国市场导致的结果。中国人太压抑，性压抑也是其中一种。我看过一本研究性心理的书，里面讲“性饥渴的人，有暴力倾向”，所以也进一些不是垃圾的优秀情色电影，绝不进色情电影。鬼、尸解、人皮这样的电影，我对它毫无兴趣，也绝不进。我的进碟方向，就是参考一些我还算敬佩的影评家看中的电影，从网络、书报、杂志上寻找要进的电影。尽管这样，我可能仍然会再次遭遇没收、掰烂，我感到很痛苦——哎，这个中国新年真他妈的没法过！哦，我老婆带新碟来了，我帮你找找。（过了几分钟）对不起，还是没有。《教父》要不要？
杨：第二部我家里有，我要第一部、第三部、第四部（制作花絮）。感谢你让贫穷的中国人看到优秀的电影。
Ｄ：不用客气，我收你最便宜价，全部DVD，四折。
（五）
杨：你们乐队做什么音乐？
Ｅ：不值一提。现在真正做音乐的中国乐队几乎绝迹，我也是其中之一﹔准确地说，我只是一个商人。来，为这个没有真正音乐的中国干杯。
杨：那么，我以茶代酒算了。因为我认为，音乐和商业可以并驾齐驱。有更多的经济和市场，也仍然可以做出真正的音乐，并且可以为更多人做事，拒绝小圈子式的眼界和影响力。
Ｅ：（喝酒）话是不错。可是没有钱，我发现一切事情都做不了，更无法行动。我是地道的北京人，曾经看到过无数抱着音乐理想的乐队来到北京寻找他们的梦，以为到了北京就能演出，就能出专辑，就能有影响力，可是到底有多少人实现了这个理想呢？有的只是抱怨，是一种彻底失败之后的抱怨。原本想搞音乐，结果反被音乐搞了。你只是一个作家，你没有经历过那种与自己的音乐理想有着天壤之别的现实，所以你无法了解这当中失败者的反思，以及成功者的可耻。
杨：你这番话，剖肝砺胆。但是改弦易辙，终究不能放弃的是对理想的信心，音乐亦是如此。更不能因为某个方面的初次失败，就断然否定了自己身外的，世人最优秀和最需要的一切东西。
Ｅ：我从朋友那里知道你的过去，你有这些话在我意料之中。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中国。我是社会边缘者，被排斥在主流之外，这个社会既定的秩序不是来适应我的理想，而是我来适应这个秩序。你做的都是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而我们只能说想多赚一点钱，更多的目的是为自己考虑。我亲身经历了太多的生活悲剧，比如所谓朋友之间的缺信乏义，他们的欺骗、狡诈，这些经历使我完全没有勇气抱着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心态去做事。成长就是这样，把美好的东西看成丑恶，把伟大的东西看成低贱，这就是我的生存哲学。
杨：然而你丧失了生活的激情，自我毁灭了青春。
Ｅ：是的，我也曾如此悲伤过。不瞒你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与另外一个人讲些内心真正想说的话，说了等于白说。不如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根本没有尽头，我也看不到我的未来。而且你已经发现，我连游戏人生的勇气都没有，只是一个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再也熟悉不过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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