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日前，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接受大陆《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国的经济学太热闹了，什么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什么问题他们都敢谈。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到经济科学的门口来，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像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实际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丁教授一语激起千层浪，大陆传媒和网站附和他的言论犹如排山倒海。有一家周刊更公布了近年大陆一些“海内外闻名”的经济学家与大企业的关系，其任职企业、职务年薪等相关利益一览无余。有些人担任企业董事多达十余家，年收入由数十万到过百万不等，然后为企业利益提供“理论依据”，误导政府产业政策。其实，不仅是经济学界，在近十年物质主义汎滥的环境下，整个大陆学术界弥漫着见利忘“学”的腐败风气。今日学界更像一个官场，权势、地位、金钱、交易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真理或学术。
大陆经济学家直接从财团企业获取利益，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获利的方式则更多样化。例如，以卖学位、卖文凭的方式吸引学生，为大学和自己增加收入；学术评奖和争取研究课题立项时，拉邦结派、彼此关照、互相投票、瓜分利益；利用录取研究生或授予学位的权力，迫使学生成为无偿“雇员”，向学生索贿，甚至于学生发生性关系。至于吹嘘浮夸、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更是蔚然成风。近几年大陆学术界呈现一种虚假“繁荣”：拥有高级职称、各种奖项和各种称号的“名学者”越来越多；学术论文和专著以惊人速度增长。大陆学者的专著和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矛，但其中有国际影响的却寥寥无几。从前的大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过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人在学界混了几年就敢自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几百篇的俯拾皆是。据报导，山东某大学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即一天都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的科研论著。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一是七拼八凑，既不搞研究，也不做调查，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多看，只找来三四本现成论著，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着便诞生了。二是一稿多用，把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稍稍修改一下换一个题目，再拿出来发表；把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拿出来拆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把自己一本书或几本书中的内容，搬到另外一本书又成新著。如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文化语言学》一书被揭发有350页是申教授其他著作的重复，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三是抄袭剽窃的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其手法包括“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的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不仅年轻学人，连一些功成名就的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这样做的目的除了骗取稿费版税，主要还是为了评职称。在大陆，原本标志一个学者学术水准的职称，与其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于是他们为了评上职称，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请求在他人发表的论著上挂名，把学生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最荒唐的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某教师，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还用电脑虚拟了封面。这本从来不存在的书竟然还获得学术奖。对这些人来说，搞学术只是手段，而利用这一手段来攫取钱权名利才是目的。大陆的学术腐败可谓触目惊心，台湾人还能放心让子弟去大陆求学深造吗？
──转自《新世纪》网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