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4日讯】广东汕尾村民遭到血腥镇压，被中共官方报导为“公安干警”“鸣枪警告”因“天色已黑”及现场混乱而造成“误死误伤”，三死八伤。鸣枪警告应枪口朝上，不可能百发百中，则应是开了数十枪或上百枪才造成十数人伤亡，显然就不是一般公安干警使用手枪对空示警，而是武装员警或防暴员警直接向着示威村民射击。况且，尽管天黑而混乱，170多名村民“发动暴力袭击”，被警方迅速查明其中40多人的身份而张榜缉拿，明显 可见官方镇压“暴民”的决心，所谓拘留现场指挥员云云，其实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倒是汕尾那位地方官员爽快得多，不仅直言不讳武警开枪还击造成死伤，更点出事件的症结所在：政府视农村土地为国有──补偿金本来就不是全部给农民拿去平分的，甚至“土地征用对农民不进行补偿都可以”，至于“中南海有人头脑发昏”助长农民的“无赖行为”，向“地方政府闹‘共产’”，“那地方政府就开枪”！
显然，太石村民的和平行动遭到镇压，与汕尾村民的反抗行动遭到镇压，在官方看来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所谓“维权”本来就是“无赖行为”，对和平的无赖可以客气一点儿少使用暴力，对敢于动武的无赖就不妨动用武装部队开枪射击，就象当年在首都的大街上一样。
或许，中共的中央与地方是有些矛盾，有时矛盾还不小，但面对民众，他们的根本立场其实一致。即使“中南海有人头脑发昏”也只是少数人而已，或者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小动作，不妨碍中共作为一个整体而站到民众的对面，指手画脚是比较文明的表现，枪口瞄准亮出刺刀或开出坦克车也早有准备。更何况，政治不透明，谁知道黑箱中矛盾状况的究竟，而视农村土地为国有土地的官方看法，却真实可信，也才能解释何以“圈地”成为狂潮，何以对农民如此普遍地粗暴无理还都表现得理直气壮。
这就叫作，官逼民反。
曾几何时，共产党的干部还在感叹“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放眼望去尽是顺民，可以容忍中共的错误和罪行，可以不打扁担。而一旦新的潮流兴起，顺民的人性也会起变化，情急之下动起手来，也不奇怪了。中共党政官僚对民众的利益视而不见，该解决的事情就是不解决，却丝毫地不能容忍民众们被逼得造反。殊不知，你可以视刘邦为无赖，可以视李自成为“盲流”，但这些陈胜吴广的哥们弟兄，其实都是在帝王家的“国有土 地”压迫下不老实起来的。
有人说，共产主义原教旨理论认为土地公有是让全体人民利益均占的政策。这不大确切。对欧美社会或许如此，对东方社会则不同。马克思有其“亚细亚社会”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而土地国有实际上是这种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基础。当年普列汉诺夫曾尖锐批评列宁“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待国有化”，指出“俄国土地问题的历史与其说同西欧的历史相像，倒不如说它同印度、埃及、中国和其他东方专制制度的历史相像”，“我国的情况是土地和耕田的人都受国家的束缚，而俄国的专制制度就是依靠这种束缚发展起来的”。
要走出“亚细亚社会”，无非两条路。一是马克思等人曾期望通过农民合作，即借助古老的村社而避免资本主义式发展，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之路，但条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根本毁灭村社。但到了列宁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专著时，应该说已证明此路不通了。另一条路则是私有化、市场经济，当然，在工农政权下仍可以与资本主义多少有些不同，但条件是共产党真正作为左派政党，在发展中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尝试，但在土地国有的法令已经签署的情况下，它尚未触及根 本，结果被史达林中断，代之以集体农庄。中国也曾有新民主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但也被中断。土地改革时号称“土地还家”，激励数百万农民子弟为土地而战，激励成千万的农民支持土地革命战争，结果，土地到农民手里没几年就被动员着集体化，到现在，汕尾那位官员甚至认为“共产党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归国家所有”，“共产党没有说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之后分给农民，土地就成了归农民所有了”。他认为中国当时就“没有土地私有化”，则当年宣传合作化时历数小农经济如何不好，大体上属于胡 说八道，因为国有土地上的所谓“小农经济”是一种虚拟现实，与历朝历代没有什么根 本区别，乃从属于国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希望微乎其微。
土改完成后，中共中央的决议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所谓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当然是以土地产权为基础，以土地契约为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级社的土地入社才成为质的变化，小说《艳阳天》描写了其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高级社的迅速普及，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后来的人民公社化只是在公有制框架内升级，但它却真正使得农民体验到“穷过渡”的危害，而“队为基础”体制恢复到初级社的规模是有限的让步 ，土地集体化稳定了下来。
不过，汕尾那位官员倒也没有大错，因为土地改革只是是新民主主义经济革命的开端，革命本身尚未展开，则土地又轻易地被动员着集体化，没有真正掌握在农民手里，土地 私有尚未真正形成。这样，农村体制实际上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复制古老的农村体制，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受到土地私有、市场经济的真正改造，就延续下来，成为新型专制的普遍基础。
土地改革使农民开始拥有土地，但未能稳定下来，内容尚未充实就被改变，以至于那位官员可以声称当时实际上是土地国有，农民只有使用权。那么，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使用权也集体化，到农业土地承包改革，才把使用权交到农民手里。现在，农村土地究竟是国有还是集体所有，实际上成为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成为普遍的圈地冲突的根源。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尚未成功”，于是造成了无穷的后患，而事情越是触及到实质，就越可以清楚地使人们看到，这一场革命实际上无法回避，无法跳过去不理睬它。你拼命想着跳过它去，它却逼着你回到现实中来。
历史的规律终究不可抗拒。中共极力推动经济发展，不惜以社会两极分化、环境生态成本高昂为代价，似乎已经证明了历史规律可以抗拒，它可以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大潮流中成功地维持专制。这一表面上令人迷惑的现象，其背后是亚细亚社会及其生产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的现实。这一现实未改变，中共就可以演出它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演得让世人眼花撩乱，对中共的本事佩服得不得了。然而，市场经济已经在无可阻挡地发展 起来，却也是中共无可奈何之事。权力借助于这一发展而寻求与资本作交易的机会，尽管也还能够很得意，尽管也还能够很发财，却无可避免地在规律的作用下，一再地把国有体制推到社会发展、人民利益的对面。企业国有是如此，土地国有（即使以集体所有为幌子）也是如此。
规律的作用，总不会是那么明显，那么直接，否则，就用不着什么科学理论研究，用不着马克思那样耗费其毕生的精力了。中共可以以为，凭借手中的权力可以扭转规律，甚至造出新的规律，但是，它的利益毕竟是在国有，是在垄断，是在控制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它要为民作主不难，要“以民为本”，进而实行民主，在新的社会环境变化之际保持与人民利益一致的模样，就难了。换句话说，官逼民反，乃因为官也被它背后的手逼着，有多少良好愿望甚至菩萨心肠，有多少“某某式的好干部”，也是枉然。
(12/14/2005 1:23)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