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廣東汕尾村民遭到血腥鎮壓，被中共官方報導為「公安幹警」「鳴槍警告」因「天色已黑」及現場混亂而造成「誤死誤傷」，三死八傷。鳴槍警告應槍口朝上，不可能百發百中，則應是開了數十槍或上百槍才造成十數人傷亡，顯然就不是一般公安幹警使用手槍對空示警，而是武裝員警或防暴員警直接向著示威村民射擊。況且，儘管天黑而混亂，170多名村民「發動暴力襲擊」，被警方迅速查明其中40多人的身份而張榜緝拿，明顯 可見官方鎮壓「暴民」的決心，所謂拘留現場指揮員云云，其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
倒是汕尾那位地方官員爽快得多，不僅直言不諱武警開槍還擊造成死傷，更點出事件的癥結所在：政府視農村土地為國有──補償金本來就不是全部給農民拿去平分的，甚至「土地徵用對農民不進行補償都可以」，至於「中南海有人頭腦發昏」助長農民的「無賴行為」，向「地方政府鬧‘共產’」，「那地方政府就開槍」！
顯然，太石村民的和平行動遭到鎮壓，與汕尾村民的反抗行動遭到鎮壓，在官方看來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所謂「維權」本來就是「無賴行為」，對和平的無賴可以客氣一點兒少使用暴力，對敢於動武的無賴就不妨動用武裝部隊開槍射擊，就象當年在首都的大街上一樣。
或許，中共的中央與地方是有些矛盾，有時矛盾還不小，但面對民眾，他們的根本立場其實一致。即使「中南海有人頭腦發昏」也只是少數人而已，或者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小動作，不妨礙中共作為一個整體而站到民眾的對面，指手畫腳是比較文明的表現，槍口瞄準亮出刺刀或開出坦克車也早有準備。更何況，政治不透明，誰知道黑箱中矛盾狀況的究竟，而視農村土地為國有土地的官方看法，卻真實可信，也才能解釋何以「圈地」成為狂潮，何以對農民如此普遍地粗暴無理還都表現得理直氣壯。
這就叫作，官逼民反。
曾幾何時，共產黨的幹部還在感歎「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了」，放眼望去儘是順民，可以容忍中共的錯誤和罪行，可以不打扁擔。而一旦新的潮流興起，順民的人性也會起變化，情急之下動起手來，也不奇怪了。中共黨政官僚對民眾的利益視而不見，該解決的事情就是不解決，卻絲毫地不能容忍民眾們被逼得造反。殊不知，你可以視劉邦為無賴，可以視李自成為「盲流」，但這些陳勝吳廣的哥們弟兄，其實都是在帝王家的「國有土 地」壓迫下不老實起來的。
有人說，共產主義原教旨理論認為土地公有是讓全體人民利益均占的政策。這不大確切。對歐美社會或許如此，對東方社會則不同。馬克思有其「亞細亞社會」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看法，而土地國有實際上是這種社會及其生產方式的基礎。當年普列漢諾夫曾尖銳批評列寧「用社會革命黨人的眼光看待國有化」，指出「俄國土地問題的歷史與其說同西歐的歷史相像，倒不如說它同印度、埃及、中國和其他東方專制制度的歷史相像」，「我國的情況是土地和耕田的人都受國家的束縛，而俄國的專制制度就是依靠這種束縛發展起來的」。
要走出「亞細亞社會」，無非兩條路。一是馬克思等人曾期望通過農民合作，即借助古老的村社而避免資本主義式發展，走出一條非資本主義之路，但條件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尚未根本毀滅村社。但到了列寧寫作俄國資本主義的專著時，應該說已證明此路不通了。另一條路則是私有化、市場經濟，當然，在工農政權下仍可以與資本主義多少有些不同，但條件是共產黨真正作為左派政黨，在發展中維護勞動群眾的利益。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一種嘗試，但在土地國有的法令已經簽署的情況下，它尚未觸及根 本，結果被史達林中斷，代之以集體農莊。中國也曾有新民主主義發展的可能性，但也被中斷。土地改革時號稱「土地還家」，激勵數百萬農民子弟為土地而戰，激勵成千萬的農民支持土地革命戰爭，結果，土地到農民手裏沒幾年就被動員著集體化，到現在，汕尾那位官員甚至認為「共產黨把土地從地主那裏奪過來歸國家所有」，「共產黨沒有說把土地從地主那裏奪過來之後分給農民，土地就成了歸農民所有了」。他認為中國當時就「沒有土地私有化」，則當年宣傳合作化時歷數小農經濟如何不好，大體上屬於胡 說八道，因為國有土地上的所謂「小農經濟」是一種虛擬現實，與歷朝歷代沒有什麼根 本區別，乃從屬於國家，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希望微乎其微。
土改完成後，中共中央的決議說，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所謂個體經濟的積極性，當然是以土地產權為基礎，以土地契約為保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級社的土地入社才成為質的變化，小說《豔陽天》描寫了其中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高級社的迅速普及，成為整個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後來的人民公社化只是在公有制框架內升級，但它卻真正使得農民體驗到「窮過渡」的危害，而「隊為基礎」體制恢復到初級社的規模是有限的讓步 ，土地集體化穩定了下來。
不過，汕尾那位官員倒也沒有大錯，因為土地改革只是是新民主主義經濟革命的開端，革命本身尚未展開，則土地又輕易地被動員著集體化，沒有真正掌握在農民手裏，土地 私有尚未真正形成。這樣，農村體制實際上是在新的社會環境中複製古老的農村體制，亞細亞生產方式沒有受到土地私有、市場經濟的真正改造，就延續下來，成為新型專制的普遍基礎。
土地改革使農民開始擁有土地，但未能穩定下來，內容尚未充實就被改變，以至於那位官員可以聲稱當時實際上是土地國有，農民只有使用權。那麼，社會主義改造以後，使用權也集體化，到農業土地承包改革，才把使用權交到農民手裏。現在，農村土地究竟是國有還是集體所有，實際上成為法律與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也成為普遍的圈地衝突的根源。
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尚未成功」，於是造成了無窮的後患，而事情越是觸及到實質，就越可以清楚地使人們看到，這一場革命實際上無法回避，無法跳過去不理睬它。你拼命想著跳過它去，它卻逼著你回到現實中來。
歷史的規律終究不可抗拒。中共極力推動經濟發展，不惜以社會兩極分化、環境生態成本高昂為代價，似乎已經證明了歷史規律可以抗拒，它可以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大潮流中成功地維持專制。這一表面上令人迷惑的現象，其背後是亞細亞社會及其生產方式尚未根本改變的現實。這一現實未改變，中共就可以演出它的威武雄壯的活劇，演得讓世人眼花撩亂，對中共的本事佩服得不得了。然而，市場經濟已經在無可阻擋地發展 起來，卻也是中共無可奈何之事。權力借助於這一發展而尋求與資本作交易的機會，儘管也還能夠很得意，儘管也還能夠很發財，卻無可避免地在規律的作用下，一再地把國有體制推到社會發展、人民利益的對面。企業國有是如此，土地國有（即使以集體所有為幌子）也是如此。
規律的作用，總不會是那麼明顯，那麼直接，否則，就用不著什麼科學理論研究，用不著馬克思那樣耗費其畢生的精力了。中共可以以為，憑藉手中的權力可以扭轉規律，甚至造出新的規律，但是，它的利益畢竟是在國有，是在壟斷，是在控制社會，淩駕於社會之上。它要為民作主不難，要「以民為本」，進而實行民主，在新的社會環境變化之際保持與人民利益一致的模樣，就難了。換句話說，官逼民反，乃因為官也被它背後的手逼著，有多少良好願望甚至菩薩心腸，有多少「某某式的好幹部」，也是枉然。
(12/14/200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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