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三、毛泽东一连串的失算与人民文革不断地越轨
1、毛泽东并不英明
毛在世时其英明神武曾被吹捧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吹捧者到头来被毛列入清洗物件)。但实际上，毛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运作中都失误连连。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把国家经济推入灾难的深渊，三千万人因此饿病而亡。他对现实状况失察；对事情的预测屡屡失算。其政治洞悉力亦相当薄弱。1957年春他提出要搞开门整风，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他以为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都会是他可以接受的。他闻过则喜、虚心纳谏，既校正了治国措施中的疏漏，又赢得了豁然大度、睿智开明的好评，真是皆大欢喜、何不美哉。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中竟埋藏有对他的党、他的政府那么多的不满乃至憎恶。从罗隆基的政治设计院到钱居平的新阶级论，无不刺向他的党和政府的根本。震怒之下他把“开门整风”骤然转向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倡狂进攻”。为了掩饰他的失察、失算，他干脆说当时的“开门整风”其实是要引蛇出洞。毛泽东宁愿被人评为阴狠也不愿被人视为低能。这其实是很合乎他性格的逻辑的，因为他一向以秦始皇自况。
文化大革命中，毛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一连串的失察、失算，说明他对社会的真情非常缺乏了解。洞悉力十分薄弱。这就如他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对业已崩溃的社会经济缺乏起码的知晓那样。
人民文革虽由官方文革导出，但它绝非消极地附属于官方文革、为毛的官方文革服务，而是时时力图越出毛设定的界线、轨道，成为自主自为的群众运动。毛间接地发动了人民文革，但却不能应心得手地领导人民文革。这正是人民文革终究被毛镇压的根本原因。
毛对人民文革的自主自为性缺乏预见洞悉。当然，毛的失察失算不但是对于群众，对于统治集团内部亦如此。无论是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还是对统治集团的统率，毛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耐。
2、人民文革越轨的两个层次与军方对毛意图的误解和违抗
三年文革中，更精确地说是从1966年深秋到1968年夏，人民文革从发韧到被镇压的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它究竟是怎样越轨的呢？人民文革的越轨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浅度越轨，另一个是深度越轨。浅度越轨波及面广，一波接一波。深度越轨触角尖锐，由于官方迅即予以扑灭，使之如划过夜空的流星，虽耀眼但瞬息即逝。
人民文革的浅度越轨从它萌动之时就产生了。人民文革的第一波越轨行动借着助毛的批“资反线”展开。
1966年10月为了把刘少奇、邓小平搞的在群众中抓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第二次反右扭转到对党内高层的清洗上来，毛指责刘、邓搞的第二次反右是迫害无辜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号召群众起来批判之。他没有想到被他发动起来的群众，并不把“批判”内容停留于他所划定的“资反线”范围内，而波及到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中遭过殃的人们出来喊冤，说他们亦是遭到“资反线”的迫害。于是掀起一股翻四清运动已定案件的风。由于此风大有蔓延趋激之势，毛在意外之余，不得不发了一个“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中央文件予以遏制之。此外，群众批“资反线”的烈度也是超出毛的意料。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人们冲进人事、保卫部门，砸烂保险箱，抢走档案材料。这种情况先发生在学校，后蔓延至工厂甚至机关，令中共当局极为震惊，但又不便仅因这单一情况发中央文件，故懊恼万分。
1967年“一月夺权”后，毛指示军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要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在毛的心目中夺省委、市委权的那一派就是“左派”，军队应予支持之。可是，事情远远不象毛想像的那么简单。在全国大多数省市，起初对毛的意图还不大理解的群众组织此时都迅速省悟过来。他们从保省市委很快也转变为造“走资派”的反，他们也去夺省市委的权。如果行动迅速的一派群众组织把它们撇开，抢先夺了权，它们会进行再夺权。这类组织的成员政治质量大多较“高”。党团员多、老工人多、劳模先进多、人保政工干部多。在广州，这类组织聚合成总派，又自称东风派。总派被排除省市夺权之外。它没有搞再夺权，但是对夺省市委权的一派群众组织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无论有没有搞再夺权，各地军方都无一例外地认定政治质量较“高”的那一派(保守派)是“左派”。军方的这一识别是合乎共产党的正常鉴别标准的，也是文革前共产党政治伦理的自然延伸。于是各地军方在1967年早春都无一例外地支持保守派，压制乃至镇压造反派。最极端的例子是青海省军区二月下旬对造反派的大屠杀。
毛泽东没有料到军队会如此行事，又足说明他十分缺乏洞察力和预见性。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明明是毛泽东的看家术，政治等级观其实也是他搞起来的。各地军方如此判定“左”、“右”派正是在贯彻他多年的教导。军方对他的意图的误解其实均在情理之中。但是毛泽东此时的眼睛只盯在派系清洗的牌局上，忘却了自己的一向所言。如果他能预先对地方军头讲，这次判别左、右派不以过去一向的政治质量鉴别法作划分，代之新的标准。即敢于迅速起来夺省市委权的为之“左派”，那么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刚愎自用而又轻率颟顸的毛泽东只讲只言片语，要军方去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结果就促成了1967年初遍及全国的早春镇反。
毛不能认可军方的镇压。因为他的政治清洗还没有完成。他还需要冲击力较强的那一派群众组织——造反派——为之火中取栗。于是他批评了军方，指示军方应给被军方打成反动、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可是局势并没因此而缓和下来。毛再一次没有料到军方的态度是如此的倔强，竟软磨硬顶地违抗他的指示。亦没有料到从军方镇压的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组织会如此勇悍地向军方反扑过去。
毛虽不认可军方的早春镇压，但也不赞成暮春之后造反派如此激烈地找军方算账。可是局势他已无法控制。多数省市的军方都拒不承认早春镇反的错误，更有甚者，他们还支持、唆使保守派挑起武斗，首先使用暴力袭击乃至屠杀造反派。造反派奋起反击，这就产生了1967年夏季的大武斗。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鲁莽行动使毛不得不责罚他。但他又没有料到这一有限责罚会被中央文革中的少壮派利用来向军方开刀。而且这一开刀得到林彪的暗中支持。中央文革少壮派企图通过打倒更多的军头以扩张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的段位。林彪也想以此使自己的嫡系取代其他派系，在军中建立他的一统天下。造反派则激奋万分，到处冲击军区，要揪斗本地的陈再道，要打倒军队里的“走资派”。毛震惊、震怒了。地方军头不在他的清洗目标之列。何况把军头逼急了是很危险的。他对中央文革怒斥“还我长城”。同时他省悟过来。各地所有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保守组织虽然一时没有跟上自己的部署，但从根本上来看其实是自己的社会基础。造反派虽一时可有所用，但其思想情绪和行为方式其实是令人难以放心的。
为了笼络军方，毛严厉惩处了中央文革少壮派；为了约束造反派、安抚保守派，毛重新调整了他的群众组织政策。再也不划分造反派、保守派，而强调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都应斗私批修，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熬过了军方的早春镇压，又顶住了保皇派挑起的武斗，拥有广泛的社会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优势的造反派变得愈来愈不听招呼了。早在批“资反线”后，一个叫做“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在造反派组织中就开始出现；在“一月夺权”中愈加响亮；暮春平反后更是盛极一时，令毛泽东感到很不是滋味。不错，是毛指令党组织暂停运作；是毛鼓动群众去夺省市委的权。但是，毛的体系亦是共产党。毛搞文革清洗是要搞掉刘少奇的党委，重建自己的党委。“踢开党委闹革命”则有一种离经叛道意味。不加区分地“踢开党委”，岂非连毛的党委也一样照踢？毛对此是十分恼火的，但他的文革清洗方兴未艾，他需要造反群众为他冲开局面，故只得暂时忍一忍。到1967年夏天以后，他就对这个口号严加斥责了。在斥责这个口号的同时，毛还严厉批评造反派在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毛的这一批评是具体有所指的。
1967年夏末，遍及全国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武斗基本结束之后，各地造反派的情况复杂化了。其活动并不都再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但是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少数原始保守派依然存在并愈加得势的省份，造反派仍然受着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它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统治秩序的势态。人民文革的性质鲜明地保持着。换言之，它越轨的迹象愈来愈明显。造反群众在一个大事务上不听毛的部署。那时旧省市委基本都被冲垮了，毛着手组建他所属意的新领导班子——所谓“三结合”(地方军头、地方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毛的文革清洗得以完成的重要标志。但这个工作受到造反派的阻绕干扰。因为很多省市的军方头目和重新“站出来”的地方干部都是支持保守派的，造反派寻找种种借口理由力图阻止他们出任革命委员会里领导职务。常见的有：犯过“资反线”错误，或犯有“走资派”错误没有认真改正；是刘邓黑线上的成员；有严重政治问题，历史上曾叛变变节等等。从造反派主观上去考察，这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怕遭到打击抱负的自保防卫心理，但客观上则使毛的重建计划被延宕。在劝戒不果之后，毛将造反派的这些作法斥责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令其迅速改正。造反派从整体上来说是共产党体制外的社会势力。无论是从获取社会权力还只是为了防卫自保，造反派都有力求更多地打倒“当权派”的倾向。如果说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体以获取权力的意向大于自保防卫意向，那么基层单位里就刚好调过来。但不管哪种意向为多，都使人民文革必然要在“干部政策”问题上与毛产生冲突。毛在1967年初号召“夺权”时并未划定夺权的范围，以至从省市级党政机关到各基层单位的当权派大都被夺了权。可是到1967年秋，毛又强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意味着他们都可以出来重握权柄。毛转向了，但造反派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意向，还是出于前阶段行为的惯性，都要按原来的势头往前冲。故此人民文革不可避免地要越轨。
在跟保守派的关系上，造反派也与毛的意向发生龃龉。在造反派看来，保守派背靠军方，不但一直是耀武扬威，还首先使用暴力，突袭杀伤造反派群众，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打手。怎么他们一下都变成了革命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自己一向回应毛主席的号召、批“资反线”、“夺权”、反抗“资反线”的镇压反扑。
经过艰难卓绝的斗争，总算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社会同情和舆论上占尽优势，怎么到头来只是跟保守派打个平手，双方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的组建中，强调自己的造反功绩，力求使自己的代表名额多于保守派的。或者，在群众组织代表只能有一个任革委会副主任时，造反派就要求由自己的代表担任。但是这一企图遭到支持保守派的军头和地方干部的抵制。争执不下之时，官方就会指责造反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对于文革清洗基本完成的毛来说，造反派不但愈来愈失去使用价值，而且愈来愈碍手碍脚，于是放手让各地军头压制之。这就使造反派无可避免地心怀怨气。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反派曾以毛主席号召的响应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的身份出现。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人民文革不断地、持续地出轨，造反派的身份转化了。它变成了毛战略部署的干扰者。毛中央不断发出“要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号召就是针对造反派说的，实质上是在批评造反派没有紧跟毛的战略部署。
1968年春季之后，造反派与毛的摩擦愈加尖锐起来。这是因为各地省市级革委会大都相继成立。刘少奇的铁案也已搞定。毛的文革清洗大体完成。造反派面临“鸟尽弓藏”。毛通过地方大员向造反派传递他的这样一个意向：造反派组织应予解散。当时是用了一个较婉转的说法：“铲山头”。毛的喉舌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形势下，保持派性组织是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在作怪。在这种批评的力度太弱而不能奏效时，当局就进一步严厉地威胁道：“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早铲主动；迟铲被动；不铲反动”。保守派很顺当地解散了他们的组织。保守派属于共产党体制内势力。共产党的政治体系就是他们最大的组织，所以他们完全不在乎自己这在文革非常时期的临时组织形式。可是，造反派则非常在乎他们的组织。没有组织他们就没有一切；就只是孤立面对庞大社会机器的一粒沙砾；就会在面临秋后算账时一点反抗力量都没有了，故此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种种借口不铲山头，起码是尽可能地拖延。这无疑与毛的部署和地方大员的意向正面冲突起来。莫说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即使是三十几年后的今天，共产党都不允许有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存在。当时，只是出于毛搞文革清洗的特殊需要，在这巨大的历史缝隙中，民众才一时拥有了组建政治组织的权利。到毛的文革清洗完成后，毛就要收回曾一度给出的东西。造反派不肯顺从就范，亦即人民文革坚持其出轨的势态，这就势不可免地为其灭顶埋下动因。
在某些原始保守派垮台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造反派掌了权，但随之又分裂成两派互斗。由于垮了台的保守派往往会在分裂了的两派造反派组织中，选择其中政治质量较高的一派加入，不动声色地把这一派改造成新的保守派，军方亦会在其中发挥作用，竭力催生新的保守派，(如湖南“工联”就有这种迹象)致使这里面仍然有造反与保守的浅度区别。但是这些省份的人民文革色彩则毕竟因此淡薄下来。至于在浙江那样一类原始保守派垮得很早，“一月夺权”的纷争已经发生在造反派之间的省份，由于两派都有军方的支持(军方亦分成两派)，故两派都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造反派。人民文革就在社会大环境中已难寻踪迹，只是在基层单位中还会保持一些色彩。
尽管这些省份人民文革色彩已淡，但由于仍然有群众组织争革委会名额的斗争，使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或成立后在纷扰争斗中革委会不具权威，运转不灵，致使局势不能稳定，共产党的统治秩序难以有效重建。毛对此同样很感恼火。这与人民文革的出轨都成为毛最后决心以铁腕结束文革的原因之一。
1967年秋季以后，毛对人民文革浅度出轨的压制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受压的造反派普遍怀有怨气。怨气之下许多人灰心失望情绪消极。造反派阵营渐趋涣散。这正是毛所希望的。但是，其中少数人产生了抵触情绪。他们喊出了“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口号。尽管这一口号并没有正面针对毛，但却表达了一种反抗情绪。在一次又一次的翻云覆雨之中，一些造反者感到有一股股势力在愚弄自己、在力图操纵自己去为之效力。他们不甘作这样的角色。他们希企有独立的意向和行动，他们要竭力从罗网中挣扎出来，为自己的权益作斗争。人民文革的浅度出轨至此达到高潮。高潮之中有个明显的浪花，就是北京、广东、广西、青海、黑龙江、辽宁等省市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北京举行会议，商量成立联络组织，及时交流情况，以便互通消息，互相支持。毛中央获知此情况后，大为恼怒。因毛中央是决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组织的。早在1967年1月，毛中央就取缔了全农造、全红总等九个全国性组织。北京与数省造反派组织的这个联络行动犯了毛的大忌，亦是人民文革出轨的又一明显表现。造反派不但拒不铲掉已有的山头，竟还要组建全国性的更大山头，其凶险的结局确实是无可避免了。
3、文革新思潮——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在浅度出轨走向高潮的基础上产生。极少数造反派精英分子已不满足于“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抗议呼喊。他们在思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会变成了运动群众。他们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怎样才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说人民文革的浅度出轨主要表现在一连串的行为上，那么其深度出轨就是主要表现于思想意识上。浅度出轨之所以能一波又一波，在相当时间里存在，是由于其思想意识基本还在毛理论的框架之内。批“资反线”、斗“走资派”、“揪叛徒特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无论是否为其真实思想，它都成为人民文革的保护色。鉴此，毛对于浅度出轨都只是处以批评指责，而暂没施以铁腕镇压。
人民文革的深度出轨未能表现于行动上。因为深度出轨已越出了毛的理论框架，成了无可遮掩的异端邪说。毛中央初称之为“极左思潮”，后定性为极右、反革命。从民众的角度观测评判则应称之为文革新思潮。文革新思潮若付诸现实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动。(这是按照共产党的语汇表述)。事实上，即使它还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其最尖端部分就立即遭到毛泽东和整个官僚集团的联手迅即掐灭。
这最尖端部分的代表作就是湖南在野造反派“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掌权的造反派“工联”已转化为新保守派)它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已产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共产党高干所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应以罢免个别当权派的官职为满足，而应推翻整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实行民选行政长官的巴黎公社原则。“省无联”政治纲领的出现令毛震惊万分。他感到造反派的出轨已达到决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步。虽然立即逮捕了“省无联”的一班头头，并把“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大毒草来批判，但是“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仍不胫而走，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思潮甚至组织。虽然在“省无联”已被严厉惩处的情况下已无人再敢效尤，但类似北京“四.三”派和广州“八.五公社”那样，宣扬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理论都仍是极为可虑的。他们说：共产党的干部“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逐渐形成特权人物。”“现在需要重新划分阶级”。“现在的矛盾是在底层受苦最深的组劳人员、支农青年、合同工、临时工和那些爬上了权力宝座者之间的矛盾。”
毛的官方文革揭开了镇妖石，放出了人民文革这个妖怪。毛放它出来本是想要它为自己效力。但终究由于无力驾驭这日益自把自为的妖怪，而决心重新把它压在镇妖洞中。在各地实力派人物和整个共产党体系的通力合作下，毛实现了这一决心。(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