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提到杨靖、马淑季这对患难夫妻不能不让人思绪回转到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北京。那段历史的轨迹虽暂短如昙花一现但亮丽清澈的光焰却给集权制度下的中国民主运动带来希望和曙光。76年“天安门事件”后在民间引发的要民主、要自由、铲除中共独裁的呼声随着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而渐为人知，人们重新审视思考这个社会、这个共产体制带给人民的是什么，它的发展在那里。
思想活跃愿做中国民主之开路先锋的一代民运人士和他们所创办的刊物由此应孕而生。魏京生、刘青、徐文立、何德普、杨靖、马淑季等人以及民运刊物《四五论坛》、《探索》、《北京之春》等也为人所知。然而这些敢面对暴政说“不”的有为有志的青年人，他们的主张无疑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封建僵尸独裁暴政，因而毫无列外的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打入人间地狱。。。这段历史虽已成往事，但有多少人对此不是记忆犹新，不由衷敬佩、怀念这些民主先锋大义凛然之士呢？
中国新年过后记者采访了当年创办《四五论坛》刊物的杨靖、马淑季夫妇。回想起这段生死别离、悲欢离合的往事，他们百感交集，却无怨无悔。8年苦海中煎熬或许是白发爬上了他们的鬓角，岁月的沧桑在他们的额头留下道道痕迹，繈褓中的婴儿，渐渐成长，但不变的是他们共同的志向、彼此的承诺和忠贞的爱情，使这对患难夫妻携手走出阴霾相濡以沫到今天。
记者与他们交谈的话题也是从北京西单民主墙说起。
记者：当年北京西单出现“民主墙”对中国人和社会影响很大，他出现的背景和意义所在？请您讲讲您当时的亲身感受和您当时对民主运动的理解。
*家里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分子，我当了工人
杨靖：我先讲讲我的家庭和个人的情况。我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起义投城人员，解放后在中学任教员，他自认为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可是由于出身不好，家里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分子，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很苦恼。所以我在1962年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当了工人。
文革时期毛把这场运动称之为“群众运动”，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当时积极参加群众组织，参加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后来发现这些事情不是我要做的，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样，所以我就退出这些组织活动。这些年运动来，运动去的，群众也就明白了文革是怎么回事儿了。
“逍遥派”刻苦读书
文革后期，我选择做了“逍遥派”，看了大量的书籍，马列主义、受批判的书，包括当时“供内部批判用”的书，充实自己，同时结交了很多开始独立思考的朋友，大家彼此交流看法心得。
1976年“四五事件”官方说是群众悼念周恩来的一场群众运动。但人民都清楚这次事件不是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我认为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真正的人民对于是要集权制度还是争取民主诉求的一场运动，后来被镇压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在1978年，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出现很多大字报，后来转移到西单车站总站，那里特适合贴大字报，内容大概就是有喊冤的、有要求民主和法制的、有要求平反文革的等等，当比较突出还有对“两个凡是”派的批判。
“两个凡是”僵化的思想
关于“两个凡是”杨解释道：毛死后，党内权利斗争激烈，权利更替也是集权色彩，华国锋上台，成为毛的接班人，国家最高领导人，针对人民对文革否定的呼声和过去共产党的极左作风，老百姓都持批判态度，当时（在中共建政后历次运动中）受到过政治迫害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庭人口，已经达到全国人口的七分之一！人民迫切要求中央拿出新的主张使他们得到公正的对待，对于以前遭到的迫害有一个公平的结论。民间的呼声高涨。可是华国蜂他们提出“两个凡是”的论点，对于以往毛的做法和毛说过的话，还是坚持是对的。用“两个凡是”阻挡人民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于是人民要冲破“两个凡是”，打破这个僵化的思想，民主才能出现，中国社会才有希望才能发展。民主墙当时这方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但更多的文章都是矛头有所指向的。要求民主破除集权专制统治。矛头指向共产党独裁政权。
记者：当时民主墙的出现矛头有所指向，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民主墙从出现到取缔经过了多少年？
民刊是民意的渠道窗口，也是自己的阵地。
杨靖：当时邓小平在领导层里地位比较低，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也曾经对西单民主墙有过评价，他说“西单民主墙是个好东西，人民有权利讲出自己的想法”。但当他的地位巩固之后，就开始痛下杀手。民主墙的时间虽然是跨越了两个年度，但它只存在一年半，但作为往墙上贴大字报的这种方式存在了半年。当时我们看到，这种大字报的形式比较原始，是不会长久的，而且我们从中也发现了一些跟我们有共同志向和主张的人。所以我跟刘青说我们还是办刊物比较好，它是反映民意的渠道窗口，也是自己的阵地。
创办了《四五论坛》
民主制度的基石就是言论自由。于是在那样的气候下，我们从1979年底开始创办民运刊物。我和徐文立、刘青、赵楠等人一起创办了《四五论坛》，这个刊物是中国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由民间人士创办的。我们诉求就是争取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同时魏京生创办《探索》、还出现了《今天》、《沃土》、《北京之春》等民运刊物。
80年代初我们正式公开的向社会征稿、出版、印刷、发行。当时加入的还有李普、王春。但中共出于权利恐慌症，他们夺权也是舆论先行伴随着暴力夺权，他们自知他们是一个集权的政府，所以他们有恐慌症。特别是他们搞的“一言堂”，钳制言论自由，绝不会容忍其他的声音。因此我们在办刊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一直受到中共的监视，还有太监卧底，骚扰。
《中国之春》编辑部在《历史将宣判徐文立无罪》一文中对〈四五论坛〉有如下介绍：“《四五论坛》先后出版了十五个月，经历三个年头，共出十七期，于一九八零年三月停刊。《四五论坛》刊载的文章立场温和、稳健、切中时弊，在“北京之春”时期成为华北第一大民刊，每期均刊登十几篇文章，约三至五万字左右，最多时油印一千多份。《四五论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改革。政治上，提出立法、司法、行政、党权四权分立；修改宪法，保障人民真正有权监督和管理自己的国家，成为国家的主人；健全和完备法制；取消终身干部制，代之以选举制；国家武装力量听命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真正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经济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合法竞争；提倡适当的消费；“小河没水大河干”，应打破大锅饭制度；在农村应给予农民自主权等。
狰狞初现遭迫害
魏京生被捕后，他们又以政党文件的形式诬陷我们的刊物是地下刊物。对于骨干分子要进行抓捕。我听到消息后，我跟几个民刊的朋友想，我们绝不放弃，要抗争到底的，这是道德立场问题。于是我们到人大常委会阐述立场，他们就把我们都该抓起来了，说我们是非法请愿、闹事。我为了对读者负责任，把这个资讯告诉了读者，并不是我们不想办刊物了，是办不下去了。
1981年他们以提供、刺探、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判了我8年徒刑。而实际上在判我罪之前我已经被捕一年多了。我做为编辑对我的读者讲了停刊的原因，就这个事情判了我8年。
记者：这些事情怎么都没有听说过？当时是怎样审判的？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杨靖：中共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杀鸡给猴看，他们审判魏京生是公开的，他们认为公开审判对社会有一定的震慑力，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公开审判魏京生，使魏成名，中共自己制造了一个烈士。由于中共僵化的意识形态越来越不得人心，所以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他打谁，谁香”。从这件事情上他们也明白了人心向背，后来对我们的审判就秘密进行了。都是在封闭式的情况下审判判决的。
记者：监狱的情形是什么样的？8年漫长的监狱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杨靖说：在监狱对政治犯是受到最严厉的监控。我们都是不认罪的。不认罪伏法的。所以让他们少了很多成绩。迫害当时是最严重的。
渣滓管精英
中共的监狱制度是用犯人管犯人。用这些渣滓来管我们这些精英。这是他们最残酷的一点，那些渣滓是什么都做的出来的。为了立功，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诬陷诬告等等。来监视我的就是一个刑事犯。这个刑事犯在文革期间活埋了20多人。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被他给活埋了。因他杀的是地富反坏右当初抓他时，有人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行为过激，他来服刑还受到某些特殊待遇。共产党就是暴民政治。我被这些人看着我能好受的了吗？
我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这个监狱历史悠久，在满清、民国时建立的。设计者就是个死刑犯。但是现在这个监狱已经没有了，在这个原址上被北京劳改局盖成商品房了。我本来还想凭吊一下当年囚禁我的地方，现在也不存在了。
我刚进去时，在一个两张床那样大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刑事犯被派来看我，他一进来看到这个狭小的空间，太残酷了，他一下子就哭了。我在这个非人的环境中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我在“严打”时间服刑，所以最后落实的就是一个“打”字。“严打”就是严厉打击的意思。中共有很多专用名字。
“严打”时期的单独囚禁11个月
入监狱后，83年我赶上“严打”时期。我被关在反省间，单人牢房单独囚禁。这是最不人道的。反省间的面积也就跟一个单人床的面积一样大，宽不过一米，长不到两米，围墙很高，里边有一个马桶，再就是门下面有一个跟喂宠物的那样一个小小的开口，递饭用的。形象的说就像一个人被关在一个深深的井里一样。什么也没有。每天面对的就是墙壁。终日见不到阳光，也没有放风。
我听说美国的宇航员都要经过一种训练，就是把人处于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状态下但不能超过一定时间的，如果超过期限，人会处于失语状态，寂寞孤独是最可怕的，但是我被这样关闭在这样的环境中近一年。那时侯也不能见家属。
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要瘫了
对于这一段经历马淑季告诉记者：83年北京严打，他在监狱里被严管后，11个月我接不到他的信，也不能去看望，我很着急。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犯人被送到新疆去了。我就到监狱里去问，屡次没有回答，最后他们说他违反监狱规定被严管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要瘫了，很受刺激，很痛苦。11月的后我才又见到他。。。。
达摩面壁九年，他是自己选择的，我是被迫的。后来我出监狱后我爱人说我整个变了一个人，以前是一个很幽默好交朋友，谈笑风生的一个人现在性格都改变了，沉默寡言茫然。
记者：请谈谈您和妻子的相识、相知、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心路里程。
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我很感激我的妻子
杨靖：我跟我太太马淑季是在西单民主墙时期相识的，奠定了爱情基础结婚的。我被捕时我太太已经有7个月身孕了。当时监狱里审讯我的人对我说，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的要出世的孩子着想呀，我回答是我所做的就是为了我要出世的孩子和所有的孩子们，使他们不再生活在这种制度下我才去做的这些事情，使他们不至于在享受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权利时还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就是想让他们活在一个好一点的社会里。
我的太太她非常伟大的，她曾经是单位里的团委书记，干部培养物件，因为我的判刑入狱，影响到她仕途、分房子、长工资等一切。还有一个可笑的事情是，我的孩子一出生，应该享受到国家的独生子女费，但我的那份费用没有了，只是孩子的妈妈有，所以我孩子从一出生就受到社会的歧视。我太太为我承担了很多痛苦，她一直默默自己忍受。。。
我很感激我的妻子，她很伟大，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承担了来自个方面的压力，孩子也带大了，她吃的苦太多了，我对她对孩子对家庭的亏欠太多了，是我永远也偿还不清的。。。。。
记者：杨太太您为您的丈夫、家庭所付出的全身心的爱和您个人作出的牺牲十分令人感佩，您对当初的选择后悔过吗？作为一个政治犯的妻子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夫唱妇随无怨无悔
马淑季告诉记者：我跟杨靖是在78年民运初期认识的。我也是从开始的关心到后来就参与进去了。从关心大字报的内容到后来了解到反腐败、毛死后国家的命运、年轻人应该担负的责任，我跟杨靖谈恋爱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共同的志向理想和责任把我们联系到一起，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思想也在进步成熟。
关于她跟杨靖的恋情、西单民主墙和〈四五论坛〉的马淑季在〈铁屋中的绿树〉中披露：
他文质彬彬的气质，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吸引了我。是我初恋的朋友，也是我心中的老师。我们经常约会，在西单路口的林因道上，虽没有太多的浪漫，但也有很多的浓情蜜意。
当西单路口公汽车站长长的围墙上有大字报出现时，我们马上就被吸引了。人们在这里评论毛泽东的功过，揭露中共的专制统治，呼吁民主，很多观点，同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曾是一个一心听党的话，立志作个有为的青年，但那时已对以前的政治信仰及观念发生了怀疑，对那永远空洞僵化的宣传口号由衷产生逆反心理。在民主墙前看到人们思想空前活跃、讨论、演讲、辩论，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12月，魏京生写的《第五个现代化》一文我非常赞同，此文后来广为流传，瞬间民主墙成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热血青年交流聚会的俱乐部。
11月25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诺瓦克在墙前说：“明天我去见邓小平，我们要谈很多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你们问一下。”
群众立刻提出了很多大家关注的问题。26日晚上，诺瓦克委托另一名记者用清晰的汉语传达了邓小平的答复：“民主墙是个好东西。人民有权利”、“毛泽东三七开，我只有对半开。”
人群沸腾了，上千人拥挤在民主墙前，欢呼雀跃，草坪里，树枝上，华灯的灯杆上，到处都是欢呼的人。
然而，事实上，当时人们还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民真诚的呼声，要通过外国人的口才能与上面的人沟通？中国人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四五论坛》、《探索》、《北京之春》、《沃土》等民运刊物和组织开始出现了。
在刘青、杨靖的带领下，我也参加了《四五论坛》。
“我负责《四五论坛》的刻印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刻蜡版。当时印刷的条件比较艰苦。但积极性很高。我的工作是负责刻蜡版，《四五论坛》是半月刊，编委们订好出版稿件后，我就开始刻写。白天上班，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通常都是通宵干，印刷人员更辛苦，落后的印刷设备，一下一下推。一次要推几百下。手磨出了老茧，手腕上长出了腱鞘炎，没人道苦，没人喊累。每期《四五论坛》在民主墙前发售总是一抢而光。读者订户遍及全国。大家称《四五论坛》是人民的喉舌，说出了人民心底的愿望“。
79年我们结婚了。80年中央就有通知下来说我们的刊物是非法刊物，3月徐文利就停刊了。我作为《四五论坛》的成员，我在认为该刊在的当时的民刊中属于起步比较早，号召力比较强，影响比较大，当时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很多，我们还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为中国民运呼吁宣传。80年底在全国各地读者的要求下，杨靖主张恢复该刊物，出版了17、18期。81年4月杨靖他们写了一封致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想在4月9日递进去。但是8号夜里杨靖就被警察给拘捕了。
往事不堪回首：怀孕7个月经历生离死别
马淑季回忆着说：当时拘捕他的时候也就是81年4月8日，那天我没有在自己的家里，我住在娘家。因为我跟杨靖约好9号去医院做孕期检查，那时侯我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娘家离医院近所以8号我在娘家。我早晨没把我丈夫等来却等来了3个警察。他们说：他被拘留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正在调查之中。我说没有结论你们为什么要拘留人呢？他们说我们正在调查你不要问了。那天就是我们生离死别的日子。
我差一点就把孩子生在路上
我在临产前我最困难时候他离开了我。81年6月4日我生了一个儿子。我生孩子的时候当时北京还没有计程车，家里也没有电话，我70多岁的小脚（缠过足）的母亲陪我去医院的，我半夜就有情况，为了不让我母亲着急，我一直强忍到天亮5点多钟，后来在我家街坊帮助下把我送到医院，我差一点就把孩子生在路上，当时我真是感到很凄凉悲苦。。。女人生孩子是她生命中的大事，可是我的身边没有人安慰我，为我守侯。。。。产期过后我就去法院检察院奔波想问问他的案子的情况，他的判决书到82年的4月才给我的。当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也没有人接待过我。
孩子一岁时终于见到他的父亲
到82年的6月2号我才在第一监狱见到我先生，当时孩子一岁了。。。在接待室里，我见到了我丈夫。我一看他瘦了很多，当时我抱着孩子，那中种场面多悲痛凄凉我想您的想像的出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关于这段回忆在铁屋中的绿树〉有比较细致的描述：
记得1982年6月我们接到第一封接见通知书时，我拿着通知书，哭了好一阵。是为牵肠挂念的丈夫终于有了消息还是为刚满周岁的儿子在第一个生日之际要去的既不是公园也不是玩具场所，而是黑暗阴森的监狱，与他从未见面的爸爸相识相聚。
1982年6月2日，孩子满周岁那年，我终于见到了杨靖。
那是在监狱。警察把我和孩子带到一间小屋，隔窗我见到穿着囚衣的杨靖蹒跚而来，我抱着孩子迎上去，号啕大哭，杨靖抱着孩子不住地亲，踌躇的眼泪滴滴落在孩子的脸上。
一年多了，牢狱之苦使本来瘦削的他更苍白憔悴，只有深度近视镜后的目光，我仍然熟悉、亲切。
我们默默对视着，不知说什么好。旁边三个警察紧挨着我们站着，觉得又别扭又难受，又讨厌。到嘴边的话也说不出。
杨靖慢慢说：“孩子真胖。你辛苦了。”
看得出，他有好多话要说，约15分钟左右，警察就催我走，出语生硬好不客气，原来安排家属见面就着么敷衍了事。
总算见到他了，我心里塌实了许多。
后来我就带着孩子去见他，到了孩子4岁了，我想孩子已经开始有记忆了，怕给他留下痛苦的回忆，我就决定不再带他去监狱见他父亲了。
我们基本是一个月见一次面。每个月接到一封接见通知书，都是监狱统一印好的。8年之中我们就是这样见面。
当人们都在享受生活、享受爱情、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候。。。
8年来当人们都在享受生活、享受爱情、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候，在孩子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妻子最需要丈夫的关爱温情的时候，我们却分离，天各一方。。。
我的青春岁月就是在这样一天天无望的等待、悲苦和无奈中流逝，我何尝不渴望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何尝不渴望夫妻团聚和和美美的平静生活？每当我带着孩子去公园玩，看到人家都是一家三口人在一起，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我好是羡慕。。。我们孩子却没有父亲陪着。。。
当时我孩子小时候我得带他出去玩，都得是我抱着他，坐汽车不管多拥挤，路有多远，我都得抱者孩子，我一个人默默的承受，没有人来帮一把。。。
有时候孩子半夜发烧到40度，我心急难过担心孩子出危险，可是没有人能帮助我，没人能替我分担。都是要我自己面对。冬天夜里多冷，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敢夜里去医院，只好用冰毛巾给孩子降温，等到第二天再带孩子去医院。孩子有病难受哇哇大哭的，我还要排队打针取药跑东跑西的，想起这些事情我心理就难过的要命。很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忙。我这8年含辛茹苦默默承受着一切。所以每次想到这些我真的心理很是凄凉。。。
我家一直就是我一个挣钱，孩子很好，现在在上大学。我今年50多岁了，退休金才700多元，生活挺艰苦的。我有时也去外面打工。毕竟年龄大了。我受了20多年的苦，磨难也都走过来了。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团圆了，一家人终能在一起了。
记者：当初您的这些民运朋友人目前的情况如何呢？出监狱后您的生活情形。
杨靖：我是1989年4月出来的。刚出来就赶上六四。看到这样多的人参与民主我心情非常激动非常欣慰。我们的火炬终于传下去了，年轻人跟上来了。我觉的我的牢还是没有白坐。
我仍然生活在离监狱不远的一个大围墙里。
在我的印象当中，离开的人是极少数的。从我们一诞生就在这个环境中我们的心路里程和思想的形成都是不容易，付出这样大的勇气和牺牲。有些人迫于生计，怕对与亲属家庭带来的株连，压力，不得已没有持续做下去。
我看到我过去自己所遭受的现在人人民仍然在遭受着，所以肯定是还要继续讲话的。我们对中共没有幻想。我当时读书时受到清朝变法维新谭嗣同的理念影响，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为代价。我想：中国的变化必然会有人去流血，那么就从我开始吧。我们对中国的高压迫害没有报任何幻想。我们要以我们志士仁人的热血惊醒世人，让中国真正能够走向民主与法制。
甚至我跟刘青当时在民主墙时还想像过我们自己的晚年。我们想也许我们的晚年会非常悲惨的，因为中共对与被判刑人员是很严厉的，即使你出了监狱后他也仍然是监控的，甚至是把你转入下一个监狱，我们叫它是“二劳改”也是在一个离监狱不远的一个大围墙里。
饭碗数次被他们踢掉。
杨靖：出来后我也做过比较好的工作，在一个文化传播公司，业绩突出，搞过全国的美术书画展览。但我的饭碗也是数次被他们踢掉。他们只允许做一些低级的劳役杂工，不许在文化含量高的部门工作。这些年我欠家庭太太孩子的债是无法偿还的。我知道国家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这是他们的法理。我们认为我们是革命的，他们才是反动的腐朽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们的血不能白流。
我非常喜欢人类真善美的东西，喜欢艺术，可是我每天却要在邪恶在阴影下活着。
我现在还处在软禁期。有点风吹早动我们就被监视。这就是政治迫害。遇到重大活动我们就被24小时监视。比如这次紫阳去世，我还没有去吊唁，门口就来警察了。我搬家也被跟踪。他们利用纳税人的钱动用那样大的警力，我这个人人道主义又很丰沛，我可怜那些警察，整天24小时在汽车里窝着多难受呀。而且我的朋友来看我，都要登记、被他们赶走。他们对于人权的侵犯是无时不在的。无处不在。中国人民现在受者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的剥夺迫害，官商勾结多厉害。紫阳去世十多天，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赶上“做月子”的了。警察也很无奈为了这身衣裳，他要是看不好人，把不好门，他就饭碗没有了。其实在生活中我非常喜欢人类真善美的东西，喜欢艺术，可是我每天却要在邪恶在阴影下活着。我想说说共产党为了打压法轮功他提出邪教的说法。他界定的邪教，通过对照我觉得共产党自己都具备。崇拜活着的教主，这是不言而喻，过去他们的造神运动，宣扬末世恐怖论，他们说如果资本主义复辟将千百万人头落地，用恐怖来洗脑，聚敛钱财，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教徒进行控制，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这些他们不是都具备吗？。。。。
中国的未来必定是民主的天下。争取民主事业是美好的充满人性的事业，必须与专制独裁的政治文化决裂。
在磨难中夫妻的相互信任默契支援很重要
马淑季告诉记者：在磨难中夫妻的相互信任默契支援很重要。家庭就是精神支柱。我先生被判刑时33岁，是个挺帅气的小伙子。8年回来后，身体就跨了。走路颇脚。左边身体都是麻木的。他受到迫害摧残使他的整个身心受到创伤。他身体的左半身整个是萎缩的，被右半身明显的细小。两个大腿的粗细相差四公分，胳膊也是一个粗一个细。肩膀也是左侧往下塌，臀部也一边大一边小。在监狱长期营养不良引起的肌肉萎缩。一个人终日不见阳光这么多年是什么样？
只要“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存在。。。
侯杰先生在〈我读《铁屋中的绿树》中写道：
这是怎样的人权？
从杨靖的为了人权而坐牢，到一个资本家的个人财产被剥夺，到一个知识份子自行了断生命，她为我们展示了“新中国”中国人的人权概貌。
不可否认的是，马淑季女士笔下的故事多已成为过去，但是，这段历史并没有被真正的清算过，而且，造成这些悲惨的人权记录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彻底的完结，只要“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存在，剥夺个人财产、剥夺人权、甚至剥夺人的生命的故事就还会继续发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