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3日讯】得知沈容阿姨去世的消息，我很久说不出话来。她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仍然那么温和、宁静；我甚至还想起我和她的两位女儿就“美伊战争”激烈论证战的时候，她和老伴李普站在我一边的那种温馨和相知。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无以排遣内心的伤痛，就给孙长江先生打了个电话。孙老师也是李普夫妇的朋友，他和夫人孙伟参加了沈容阿姨的葬礼。孙老师第一句话就是：你那个上帝怎么搞的，怎么把这么好的一个人给收去了呢？我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正因为她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所以上帝把她收归天国了……这世界有什么好啊，那么多罪恶，那么多伤害，那么多愚蠢和谎言！
一位朋友曾在我出国前告诉我去看看李普夫妇，说两位老人很想见个面。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但那个时候，“有关方面”对我的“关照”越来越严密，所以我放弃了去探望任何一位朋友的打算。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别，与沈容阿姨竟是永决。我出国后曾给李普先生打过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还叮嘱我多打电话回去。那时候沈容阿姨就在病中，所以也没有与她说话。现在想来，这一切真是令人追悔莫及。沈容阿姨是我见到的最端庄、最文静也最有才气的长辈之一。她的人生经历也特别有代表性：出身于名门却 “投身革命”，因此在中共治下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晚年开始反思并开始支持李普对中国的政治黑暗进行批评。沈容是江苏人，1922年出生。她的父亲曾官至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原是国民党军委后勤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他也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后上海市长）钱大钧上将的密友。反右时沈父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折磨致死，1989年才平反。沈容在初中时期开始参加抗日活动，后来追随“革命”也追随李普进入了“新中国”。1949后，沈容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在“文革”中倍受迫害。“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
我常与李普先生开玩笑说，我们更喜欢沈容阿姨的文章，比如《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一个奇怪的电话》、《我这个妈妈》等等。李普先生每次不无“嫉妒”也不无得意地赞同我们。沈容的文字没有理论特点，而是对生活的白描，静静地回忆，但却因此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个饱经苦难和历史风沙的人，能够用一种很超脱的心情叙述那些血泪往事，你不仅要为当代中国一位优秀女性的命运而悲愤，更会为这种超越而感动。在沈容的回忆中，我每次都感慨地想到：那个“党妈妈”、“祖国母亲”的说法似乎颠倒了，真正患难的母亲是沈容这样的女性，“党和祖国”肆意凌辱在她们，而她们却能把这种伤害融化在岁月之河与人性的光辉之中。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党”和 “祖国”实在是一只伤害母亲的“母狼”。
记得在北戴河，有一次沈容阿姨跟我谈起她在文革中的一次悲惨经历。我后来把这段回忆收进《李普先生口述史》中，并冠名“沈容游街：沈公一语九回肠”–“沈公一语九回肠”，这句诗本是我送给李普先生一首诗中的一句话，谈的就是当时我听过“沈容游街”的故事之后的感受。下面是沈容阿姨的这段回忆中的片段：
我是中南局文革中第一个带高帽子游行的。陶铸在被抓起来以后，我是“文艺黑线”。《大浪淘沙》这部片子挨批判。其实那部戏我都不同意拍的。那个广东珠江电影制片厂第一个来抓我。把我脸上涂得红的、蓝的是一塌糊涂，然后还抓我头发，他们开着车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我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广场那里，就叫我把鞋脱了，把袜子脱了。
他们喊：“打倒沈容！”
我就喊：“我叫沈容！我叫沈容！”。
打了一架，他们也没奈何了。
就问我：“你知道你的罪行吗？”
我说：“我没有罪行，我有错误。”
……散了以后，把我带来一个房里，我在镜子里看到我脸上画得乱七八糟的。我累死了，坐下来说：给我一支烟吧。他们就给了我一支烟。我说我累了，他们就让我躺一会儿。就是一个竹榻，我就躺在那里。后来我躺在那里，从门缝里看有人在说话，一听是中南局的干部，两个人在那里说话。刚好他们上厕所，我也说上厕所，我对他们说： “赶快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吧！”
他说：“不行不行，我们也被关起来了。”
我说：“你们为什么也被关起来？”
他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动路线。”
我说：“那现在怎么办呢？” 他说：“装病”。
回来我就躺在那里哼啊哈啊的。他们问我：“怎么回事，不舒服啊”。他们就把校医找来。校医看了后–校医其实也是在帮我–我听造反派问校医：“怎么样，到底严重不严重？”校医就说：“这个事情我很难说”，他们问：“有没有危险？”校医说： “这个事情我也很难说。”他们就商量：怎么办，死在这里也不是回事，放了她回家吧，以后再说。就叫了一个司机把我送回家……
沈容阿姨还谈到她在干校里的一段生活：
我在干校很苦的。每天累得不行。我一坐下来，歇一会吧，一会儿要吃饭了，我一歇下来，躺在床上就睡着了。那时候什么活都干。他们开会就叫我干活，没活也在那里呆着。因为开会就在住的屋子里，我是走资派，不能听，就让我去种地。碰上下雨天，老乡都不去拔草去，我得去。我穿着那个雨衣，雨就从身上流下去，挡不住。坐也没地坐 ……
在沈容阿姨这些回忆中，我不止一次想到那个“母狼”的意像。有时候也难免义愤填膺。“国家”和“革命”如此凌辱一个弱女子，特别是当这位女性还是背叛家庭投奔而来的，这种悖谬构成了20世纪后半页中国当代历史的象征。不过我也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我也在场，我是保护沈容的人，还是站在“党和国家”一边向她挥舞皮带的人呢？我得承认，我更可能是凶手、看客，而更不可能是抵挡群众暴政和国家暴力的人。文革以后，一种反思开始了，但全部的反思几乎都是由当时最可能或实际上是凶手和看客的人作出的，仿佛那场灾难都是别人搞的，而与自己无关。就是这种半吊子反思文革的人。今天构成了江泽民、胡锦涛暴政下的“基本群众”；那些过去可能成为看客的人，今天正现实地成为看客。因此，沈容阿姨的政治灾难从文化上看并没有过去， “她”仍然在街上被游斗，而“人民”仍然在挥舞拳头，或者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今天，沈容阿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她虽然没有看到那位“革命后母”被审判，却已经看见了这种未来。作为继续活下来的人们，也许更有责任让千千万万个沈容阿姨避免这种命运，让更多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能远离政治的伤害和践踏。然而事实是，“良心犯的妻子和女儿”仍然在煎熬之中，而那个曾经杀害过沈父并折磨过他的女儿的“国家”，仍然在一脸横肉地延续着毛泽东的下流产业。
因此，我在遥远的大洋对岸伤悼沈容阿姨的时候，又难免同时被一种绝望所笼罩。一位世纪老人已经离开了，但这新世纪又返回到了旧世纪的起点。我仿佛能看见朝气蓬勃的沈容阿姨正在过去那个世纪的早晨意气风发投身革命的情景–我在寒冷的加拿大的冬天里，在这个早晨，欲说还休。
2005年2月15日星期二
──转载自《议报》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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