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2日讯】(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０日下午，由于接到国内参加深圳反日示威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我匆忙从蒙特利尔九评讨论会上赶回写字台前整理这篇访谈。这位朋友因为与一些爱国者争论，希望能尽快“参考”一下我的有关评论——他们在北京时间１１日上午还有一场论战。我现在把这两天就程益中获新闻自由奖和中国反日游行答法广记者的内容整理出来，希望能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并总结一下我本人对这两起新闻事件的基本看法。由于行文方便，我省略掉了记者的提问，仅把我的回答写出来，并在发表时进行了个别的补充。)
一、程益中、网络时代与后极权社会的言论管制
在我们向程益中先生表达敬意的同时，我也呼吁人们同时密切关注《南都》副总编辑喻华峰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务委员李民英的命运，喻华峰在去年6月中以”经济罪”被判八年监禁，李民英则以同样罪名被判刑六年。我希望人们能够为改善他们的处境继续努力
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国先后有两位记者获得新闻自由奖（高瑜，1997），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中国八年来言论自由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这一事实也足以反驳任何关于中国人权逐渐进步的空话。更多的事实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是在逐步改善，而是在逐步后退。我们可以用一组数据来证实这一点。根据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今年均发表的年度观察报告，去年全球有一百二十二名记者被囚禁，而仅在中国一地被拘押的新闻工作者人数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共四十二人。中国已连续六年成为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在六年内增加了一倍。
我今天主要想请人们注意一个新的事实，在中国政府迫害言论的强度增长一倍的六年里，正是中国网络媒体从无到有，网络自由从兴起到被管制的六年。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呢？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网络自由无疑对中国威权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管制危机中，中国最高当局的恐惧也在增强，这种恐惧表现之一就是担心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的冲击和推动下失去控制。因此，《南都》案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它表明，在网络时代，由于政治恐惧，中国对言论的控制没有放松反而在强化。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中国言论控制都在不断加强。这一趋势与人们一般的看法也许正相反。但这个逻辑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专制本身的逻辑。当然，这毫无疑问是最后的疯狂。
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的第二个特殊现象是，《南都》案也代表中中国专制主义控制言论方式的某种转型。在邓小平、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迫害言论自由至少表面上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但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政府打压言论，一方面继续考虑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更可能是个体权力对记者的报复。这种变化的大背景是，中共已经从意识形态的政党沦为一个牟利组织。这个牟利组织早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热情（因此说中共是个邪教几乎等于是对他精神生活的表扬） ，它几乎可以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批评有所“宽容”，但如果言论自由触及个体权力的利益，你将遭遇疯狂的报复。当然，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利益就是他的个体利益。但总的来说，从基层到高层，越来越多的言论迫害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
这一背景也可以佐证刚才的结论，即中国言论迫害愈演愈烈，这是与中共从意识形态政党堕落为分利集团这一过程密切相关的。这个过程还在深化，因此，中国言论自由的冬天将会继续相当长的时间，任何对对中国言论自由的乐观评价都可能是失真的。中国专制政治的内部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言论迫害，由于缺乏公正的解决记者揭发出来的问题的机制，消灭记者就成为当事人保护自己不被政敌搞掉唯一的理性选择。
二、“反日游行”：一个政治矛盾，一个道德矛盾
怎样理解中国的主流媒体对各地反日游行的一片沉默，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当然明白，中国的反日游行显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许可。那么怎样理解这个矛盾呢？它说明，中国政府为了捍卫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更是为了统治利益，必须煽动反日情绪，并希望讨好民间的反日情绪（它一直是这种情绪的养殖者）而占据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位置。因此，它必须支持或容忍反日运动。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最清楚目前国内的各种危机都已经达到了沸点，因此它担心任何街头政治和公共抗议都可能将其他抗议卷进来，造成真正的抗议运动和社会动荡。因此，它又要千方百计地防止抗议运动的蔓延。这种矛盾展示了胡锦涛政权在政治上非常值得“同情”或非常可怜的一面：他的合法性已经脆弱的到这个程度了，连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运动，他都不敢光明磊落、理直气壮地加以支持。
这里也可以说说胡锦涛。他想学习江泽民政治控制上“成功”的经验，但这注定要失败，因为江统治的十五年已经把更多危机积累下来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各种分析足以表明，中国的政治变革一定会发生在胡时代。遗憾的是，胡锦涛可能要坚定地走江的路线了，这必然意味着他不仅不会取得江的成功，反而成会为江和自己的统治的牺牲品。有时候想想胡锦涛真为人性感到悲哀。他也算年富力强，但却完全成为了一个政治动物，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守权奴，他唯一盼望的就是巩固权力然后平安死去。如果是这样，他现在已经死了，因为继续活下去已经与人的尊严无关，那仅仅是活着，而不是人的意义上的活着。如果他真的想获得内心平安或外在平安，除了主动推动政治变革以外没有任何办法。２００５年这个春天，胡锦涛已经表明自己绝不会走这条路了。有人可能希望他彻底巩固权力后会放手改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体制的逻辑不允许这一点。权力巩固之后的政治时代是个人崇拜的时代，而不是政治革新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时间已经不在他那边了。
我们再谈谈抗日民众一边的道德矛盾。这个运动是钦定的，因此它包含着不可克服的道德问题：它不能对国内的政治黑暗，对最近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司法罪恶提出抗议，而只能按官方的意见表现自己的伪勇敢。这种“勇敢”无论如何强调自己“不过激”，即使扔石头等打砸抢的丑恶不论，它仍然是具有奴隶和流氓性质的。这种道德上的矛盾因面对佘祥林等冤的整体寂寞，足以显示这种民族主义的反人类本性。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台湾人，当我想到佘祥林的命运，想到这些钦定游行的道德麻木，我为什么要与你统一？
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０日整理,首发<议报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