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灾变论》中提出的“权力经济学”概念，是想建议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最好把政府视为一种特殊的牟利组织或企业组织，否则，经济学对中国问题就缺乏宏观认知能力，而微观经济学最多只能沦落为智力上的游戏和企业会计。无论是“中国革命”、“中国建设”，还是“中国改革”，首先服从于经济人目标而不是意识形态目标。通过获取权力占用资源，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中国政治的经济学本质。在“革命”时期，经济目标是以军事成本“换取”全社会的财富，并在“建设”时期通过建立集体权力占用制实施按权分配的分利制度。这时候所分配的利益主要是资源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它在三个方面是不完整的所有权：第一、占用权的行使以权力任期为时间限制﹔第二，权力等级和占用利益成正比，因此，实现利益最大化意味着追逐权力的最大化（任期和职位）﹔第三、财产权利不能公开转让和继承，因此缺乏增殖动机。“改革”一方面是通过明晰和延长占用权的期限（如承包制）以刺激增殖动机，另一方面就是完成从不完全的占用权分配到完全的所有权分配。但是，“改革”时期一方面将全部权力利益换算为货币形态，另一方面，权力最大化受到了时间因素（终身制基本废除）的硬性约束，时间要素因此成为权力货币化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性因素，其直接后果是：权力更替期间将因置换占用权而导致经济危机。
最近发生的“北京门事件”和围绕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冲突，实际上正是权力更替期间围绕置换占用权而产生的政治冲突。2005年5月第一周，香港的《凤凰周刊》刊登长文披露了“北京门事件”（嘉利来案）。2003年12月22日，中国国家商务部因纠正北京市政府行政行为而成被告，并在一审判决中败诉。新华网评论称：嘉利来案实际上是北京市三个局级政府部门内部腐败分子共同涉入，联手黑社会合谋抢夺外商巨额投资权益的公务员诈骗案。目前更加引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上海。新华网5月11日报道，中央七部门11日联合出台《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直指当前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要求各地要把调控楼市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众多出现问题的城市中，上海最为引人瞩目。上海房地产市场自1999年开始猛涨，连年房价涨幅都是双位数字。上海一家公司的资料显示，2004年上海市住宅商品房均价突破每平方米7472元，同比上涨23.75%。有评论还说，中国总理温家宝跟制造中国房市泡沫的利益集团现已进入最后的厮杀阶段，而上海，这一江泽民集团的后院，显然是这场征战的中心。
胡锦涛获取最高权力以来，反击房地产泡沫和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同时出台。人们也许应该记得，江上任不久，1993年中国政府奉行了几乎完全一样的政策，环北部湾经济圈因此遭受重创。在江统治的15年里，唯一的经济变化是“长三角”作为经济热点取代北部湾，同时将这一机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推向北京和全国。江泽民和朱镕基通过“宏观调控”在华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今天，胡锦涛和温家宝将在长三角重演同样的“亚洲戏剧”（谬尔达尔）。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江泽民牟利集团是逐步形成的。通过分配权力间接分配腐败利益和实现产权、资金向个人转移，不仅是获取政治效忠的手段，也是江泽民牟利集团的经济目的。这个集团在六四以后更清晰地将经济人理性上升为政治原则。但是，获取利益最大化要完成三个方面的的技术性安排：首先，在政治上取得权力并维持政治稳定。其次，把形式上的政治权力充实为实质上的政治权力，也就是把上一届权力控制和占用的资源重新收过中央政府，然后通过“投资”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按自己人分配。这是宏观调控的真正动机。第三、由自己人按“改革”给定的游戏规则，合法地将占用权转化为所有权，房地产、水电工程、股市等等机会主义经济盛行的地方，是权力市场最活跃的交易形式。这个交易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与自己交易。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中国房地产购买者主要不是直接需求者，而是投机商，而这个投机商与政府、银行建立了一个自己人集团，他们建立了一种“内部人控制机制” ，其目标是通过连续拉动房地产价格，在不同的购买者之间分配银行贷款。这个分利企业由三部分功能组成：“政府”、“商业银行”和交易双方。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垄断土地的出让（一级市场），政府因此采取警察力量从农民或城乡居民手中廉价掠夺土地，然后“政府”与“开发商”（背后是银行）完成二级交易。其次，开发商和购买者分别与“商业银行”联合起来，各自用银行的资金完成房地产的交易过程。只要房地产在理论上维持升值，这个过程可以连续循环下去，而每次交易形成的利润，合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
这个过程发生需要一个外在的条件，就是银行没有彻底商业化，因此它可以不考虑投机风险。至于法律上的风险，由于房地产是不动产，可以在理论上通过抵押按揭等制度设置规避这一风险。这正是权力经济学钟爱房地产市场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时报》转引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统计资料表明，大约60％的房地产投资来源于银行贷款。银行是目前房地产业的最大债主。文章承认，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财产证明水分很大，至于房产“大鳄”们通过何种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更是世人皆知的秘密。但是，这类分析都回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银行明知是陷阱却积极参与，恰恰说明了中国金融体制不过是权力的出纳员。中国的银行完全清楚，房地产市场这当然不是真实的最终消费者构成的市场。有人统计，目前中国房屋价格至少高出中等收入消费者承受水平20∼30%。2000年至2003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平均不到10％，而住宅销售额的增长却超过30％。大中城市一套商品房的价格，平均超过个人年收入的30倍以上。有研究者转引2003年美国商务部的发布的报告指出，2003年中期美国的单栋新建住房的全国中间价格为19.5万美元，全国平均价格为24.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分别为160万元和200万元。美国的单栋住宅与我国相对应的同类住宅就是别墅，按照上海市的当前价格，类型相当的房子价格约为300∼400万元，大约是美国平均水平的2倍。亚洲周刊转引2005年3月21日《中华工商时报》的消息称：截至2005年2月末，上海全市中资金融机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3715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9.3%，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99亿元，同比增长43.5%。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不过是权力利润的结算中心，而银行作为权力附属机构，成为权力市场合法的交易工具。
但是我们看到，上述交易过程的完成需要时间这个要素。无论是宏观调控置换上一届的权力占用权，还是土地等投资项目的准备，以及施工、设计、贷款等技术性的准备，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完全进入交易市场并收回利润，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1992年华南沿海房地产泡沫破碎之后，一直到1999 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急剧爆热。显然，邓小平等元老的影响，使那一次宏观调控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因此延续了较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江泽民集团窃国自肥，主要集中在邓后时期。相应的，从2000年底到2004年第二季度，全国平均住宅用地价格指数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上涨了44.2%，部分城市地价上涨更为惊人，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地上涨均超过50%，杭州上涨则超过了170%。其中，从2002年到2004年9月份，中国商品房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价格上涨超过四分之一。但是，这个交易过程正在热火朝天之际，由于“权力任期”的限制，可能突然间崩溃，并导致权力市场全面危机。一方面，既得权力集团必须在下一届政府全面夺取权力之前及时将占用权兑现，或者把既得权力真正转化为既得利益，并要保证在法律等技术层面不给接替者留下清算证据，在政治方面安置利益看守人。因此，北京门事件和中国股市的危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紧急出仓”的末日心态。但总的来说，这一“清仓运动”常常遇到交易时间短缺的限制，因此与新任权力集团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权力市场的急剧崩溃。这正是上海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故事。
胡温本着同样的理由要求“宏观调控”，制止房地产泡沫。这一新的置换占用权的运动已经发动，江时代刚刚进入交易状态的各级权力因此面临冲击。由于利益所系，这种冲突显然是非常残酷的。一般来说，每届政府任期四年，而四年时间基本上无法全部完成上述三个经济过程。这种规定性，意味着权力市场必然在权力更替时期遭受破坏，遭遇自己的经济危机周期。对于国家来说，每一轮交易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财富：由于制度刚性，使房地产不可能完全按充分竞争市场的逻辑在低价上实现供需均衡，因此最后导致大量房地产有价无市的闲置和浪费，并使要素市场丧失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造成事故地区经济的滞涨。1993年的宏观调控至今，环北部湾经济圈等于被抛弃了，那里的市场到现在仍然无法恢复。现在长三角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产市场崩溃，则意味着下一论权力市场的空间大大地缩小了，因此权力市场必须寻找新的交易方式。但无论这新的交易方式是什么（最近更多表现为直接的金融腐败，即银行官员直接卷款出逃），权力市场是以银行高储蓄为前提的。为了避免权力市场的彻底崩溃，新生代权力必须通过向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继续投资来维持秩序，这等于轮番鼓舞了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的分利要求与干政欲望。同时，将继续奉行传统的经济政策：即政府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千方百计吸纳大量的储蓄资金、维持巨额官方外汇储备等。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将继续维持下去，因为私人企业和外商进入权力市场，对这个市场休克时期的稳定越来越重要。不过外资的介入也同时意味着风险，只是这个风险是全社会的，未必是权力当事人的。据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统计，境外资金直接流入房地产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16．1％升至2003年25％以上，2004年前5个月更是达到 32．6％。毫无疑问，外资涌入房地产业，也建立在对人民币增值的预期之上。而一旦这种预期无法实现，资本的大量撤离将带给房地产业致命伤。因此，国有银行作为权力市场的输血机构和基本交易手段，仍然是重中之重。换言之，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则权力市场将彻底失灵。
那么中国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我们看看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专业人士统计，截止到2004年二季度，中国不良资产总额达3740亿美元，占GDP 的26.5%（包括银行本身的不良资产和所谓托管给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因此早有评论称中国银行理论上已经破产。中国政府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缓解银行危机：第一、向银行注入资金以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如2003年底政府向国有银行注入了近1680亿美元的资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于2004年1月得到了450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第二、银行上市募股圈钱，但是，很少有外国投资者对购买国有银行的股份感兴趣。第三、政府核销银行不良资产证券，有报道称，财政部已经“核销”了中国银行的254亿美元的证券和建设银行的157亿美元的证券。因此，实际上中国政府维系银行运转主要的手段是动用法律手段、财政资源和外汇储备。当然，基本的依靠仍然是中国居民的高储蓄传统（占总量43%），而这一储蓄习惯是以国家垄断银行为基本前提的。但是，中国的金融垄断很快面临冲击。为了履行中国入世协议，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必须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外国银行将不断分割中国的储蓄资金。这样一来，避免金融危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银行不良资产因同等理由将继续增长），中国政府最后的手段就是建立在警察原则基础上的财政税收手段和外汇储备（2004年9月达5140亿美元），并继续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我相信，在短期内，中国政府确实拥有大量资金可以用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担保，但长期看，这种局面未必能维持。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是最后一块没有完全进入权力市场的资源，但它完全可能成为下一轮权力市场的“经常性项目”或因管理不善而大量流失。晚清的对外贸易也曾经长期拥有“入超”优势，但这个优势是不稳定的。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开始回落，这是符合市场充分竞争的逻辑的。另外，权力市场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贫困人口，将以“不稳定”的方式占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资金。这主要不是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指维护常备军和警察力量。最后，近些年来权力市场的膨胀，最大的代价是资源、能源和生态的败坏，无论是恢复环境还是向国际市场购买能源，将大量消耗的资金，这一局面从2002年已经开始了。
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完成之后，必然是新一轮的经济过热，这必然意味着银行不良资产的进一步增加。对于权力个人来说，新一轮反腐败将成为生死之战。资源占用权被置换之后，新的权力集团将一如既往地通过大量投资来安排权力交易所必须的市场条件。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央权力投资支持下的GDP中心主义的增长。这是有经济学上的理由的。一方面，权力中心就是资本中心，另一方面，权力利润只能在投资过程中实现，包括支配权和通过交易完成的所有权置换。有经济学者估计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认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在改革后中国的数值在0.6和0.4左右（2003年底中国股票市场市值占到GDP 的37%）。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平均70％以上）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长来解释。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的投资增长始终大大快于GDP 的增长以至于投资占GDP 的比重显着地上升。现在每年的投资总额已经占GDP 的40％。随着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成本增长，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会越来越大。经济统计方面的数据完全支持这一结论。众所周知，在 1978－2003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过25年增长，中国的GDP 已经升到了2003年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但是，与此同时，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当前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 3％。这一差距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家”主要是由控制资本的“政治家”组成，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与投资型经济没有任何关系。问题是中国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机会主义项目，使以洗钱为首要目的的，这不仅造成了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也必然毁灭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竞争优势，同时制造大量的无能力就业的贫困人口。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总的来说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学说，这些分析范式遇到中国问题总是捉襟见肘。不仅如此，这种分析方法——把中国政府视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政府 ——不仅掩盖了中国政府作为最大的企业组织这一基本真相，而且无法给出真正的改革建议。这是因为，关于这个权力企业的微观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都没有把分析指标固定在权力上。也许路途并不遥远，“产权分析”转为“权力分析”，基本上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了。但问题是，即使经济学能够正视这个权力市场，却没有能力通过经济人理性真正改变这个封闭体系。本来，不少保守主义学者期待，权力的货币化最终会实现利润平均化，演进出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但是，由于这个市场的周期性危机或权力的周期性更替，以及政治机会成本极低等优势造成的权力市场排资本主义市场的成长，这个乐观主义的前景越来越渺茫。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理性转轨必须超越它的政治原罪，并把这种努力同时放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等非经济领域。
2005年5月13日星期五
－－原载《议报》第198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