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讯】
一、
傅斯年(1896年-1950年)， 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自由派社会活动家。早年的傅斯年领导过1919年五四运动。他是当年5 月4 日游行的总指挥。次日即出国留学，1926年秋返国。
傅斯年一生，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其巅峰时期则是1949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他励精图治，一个二三流的大学在其引领下，成为一个学术自由人才辈出制度健全的亚洲一流大学。
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群体的一员，傅斯年为人们所记住的，主要不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阐发，而是他贯彻自由理念的那些特立独行的实践。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作为知识人清醒地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的行为方式。二是在大学校园里极力伸张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三是作为中国言论重镇，批评和挑战政治权力的道德勇气。
我们首先看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傅斯年虽然与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还鼓动他的老师胡适采取跟国民党保持距离的态度。傅斯年与蒋介石有私交，蒋介石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傅斯年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牛粪上插朵花，这朵花就是胡适，要借重你的声望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所以，傅斯年说，胡老师，你可不能干。他说，蒋介石这个人，表面诚恳，其内心是上海派，上海的流氓嘛，我跟蒋介石八九年的经历，我太了解蒋介石了。
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书生本色，昂然而显。
1947年1 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提出要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指蒋——编者注)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蒋的法治观念甚微)。”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傅、胡二人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傅斯年自己也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知识份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曾写信给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傅斯年在蒋介石统治的岁月里，代表那种无党无派的真正自由主义路线的人。他们要发挥知识份子对权力的批评制衡作用，不被国民党同化。鉴于一般人都被政权吃掉了，或者没有地位了。而胡适、傅斯年他们还有那么一点点地位，所以他们孤军作战的情势和勇气就显得特别瞩目，赋有某种悲剧感，这也象征了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者整体上的悲剧命运。
二、
在履践自由主义理念方面，傅斯年最主要贡献是在教育学术领域，是在大学校园里极力伸张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力促大学以学术为重心，维持高度的学术水准。
台湾大学——现在国际上的学术排名超越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正是傅斯年实践自己自由主义教育理念及其制度设计的主要基地。台大，凝聚了傅校长的非凡的梦想和心血。有学者评论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傅斯年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1949年国民政府迁移台湾后，国民党从反面总结在大伦失败的教训，强化了镇压异议的恐怖气氛，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遭遇更为严酷的政治环境。当局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
傅斯年面对这种高压，仗义而起：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这样做是需要极大的道义勇气和崇高的担当精神的。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革除权贵子弟降格入学的陋习。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即便因此而得罪权门也在所不惜。
傅斯年在去世前不久致友人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不无欣慰地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一成就更加值得大书特书，势将载入史册。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为此，他提出了台大办学的基本宗旨：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他强调通才教育，高深学术。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傅斯年的这些办学方针与蔡元培、胡适一脉相通。这是一缕自由主义的教育脉络，它影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教育，从而使大学在当年中国社会的混乱局面中，相对独立，相对干净，与国际社会主流教育界的差距在日益缩小。然而，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大学盲目追随苏联，强行实施所谓“院系调整”，把原有的已经建成体系的中国教育降格为党的“驯服工具制造厂”，以培养“革命的螺丝钉”或“技术文盲”一类的“专家”、“工程师”相标榜，毁了几代中国青年，至今后遗症仍然严重。以此对照傅斯年当年对中国教育界的告诫及其深谋远虑，人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超绝卓识和博大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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