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离奇死在派出所 老母上访寻找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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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报导)在中国,不同上访人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是,几乎所有上访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希望遇到一个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包青天”,救黎民百姓于水火。家住北京市南城的李桂芬老太太也不例外。在过去7年的上访过程中,她天天都盼着遇到“包青天”,为她不明不白死去,至今未下葬的女儿洗雪沉冤。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特别报导《女儿离奇死在派出所,老母上访寻找包青天》

李桂芬是北京一家印刷机械制造企业的退休职工,今天63岁。1998年,她当时34岁的女儿高萍被发现死在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最近,李桂芬向记者详细说明了高萍去世的经过。

(录音)李桂芬:“我女儿啊,通过原来北京的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一个警察介绍认识,这个警察的弟弟,叫做王志强,交朋友的关系相处一年多。王志强从我女儿手里骗走十多万元,我女儿发现被骗就去找他要钱。98年的2月23号晚上,王志强的哥哥,王志伟给我们家打电话,说由他替他弟弟王志强还我女儿钱,并约我女儿到北京市丰台街丰砖九楼门口等候取钱,我女儿就到那边取钱去了。王志强他们用私家车拉着体育馆派出所警察早就埋伏在旁边了,当我女儿出现的时候,他们一起过来把我女儿拉到派出所去了。警察把衣服给脱了,身上给搜了,所有东西都扣押了,铐在会议室,有七、八个人看管吧,不到一小时我女儿就死在那里了。”

高萍死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的反应,使李桂芬对女儿的死因产生了怀疑。

李桂芬:“我女儿死了将近22个小时,派出所才通知我们家属,他说是我女儿吃药自杀了。我说我女儿去取钱去,她怎么还要自杀呢?所长出面向王志强他们家说要钱给我们私了,我说我先辨认一下是不是我女儿,所长他说,我必须先承认自杀,签了字,派出所结了案,我才去看人啊。我们没有签字,他也没给钱。正在我们家属追着所长要看人的时候,被所长背着我们家属偷偷的把尸体给解剖了。后来所长一直在捏造事实、编造假的。他第一种说法,说我女儿被抓进派出所,铐在会议室,员警要给她做笔录的时候,她头一歪,人就不行了,就死了。第二次说我女儿被抓进派出所,给搁在前排值班室,有警察看着,但她突然曲了下来,人就死了。所以我们就对他不同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李桂芬说,这个派出所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将高萍非正常死亡的案件报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到现场确定死因,而是悄悄将案件隐瞒下来。为了搞清女儿的死因,李桂芬只好去上访,希望在上级主管部门,找到一个能为她主持公正的“包青天”。

李桂芬:“我到北京市检察院了,一开始告检察院不管,我抱着检察长的腿求他:求您一定为我女儿申冤。他说这不属于我们管,直到一年半我们才管,北京市检察院,得通知检察调查以后呢,我女儿是十点多被抓的,九点多钟他通知我们拿钱,这所长是在晚上六点多钟就跟他们在一起了,他们就是一起策划这个事件,谋财害命、杀人灭口。检察院做了集体公诉,对当天我女儿被害死的那批馆路派出所的,值班的一个处所长判了半年,一个政委提起公诉判了一年。结论说是他们‘玩忽职守’了。”

记者近日打电话到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向值班的张姓警察简要复述李桂芬所讲的高萍一案,并询问该所人领导是否曾因此案以 “玩忽职守罪”被判刑,这位警察表示:
张姓警员:“是的,似乎有那么一回事,因为我不在那个单位,听过别人说过,具体的反正这个事我听的蛮不服,不像他说的那样。”

尽管在高萍去世4年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的两位负责人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刑,但是,李桂芬对这一案件的处理并不满意。

李桂芬:“检察院在他提起公诉的时候,依照法律程序在我们被害人当中,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要求赔偿,检察院也不让我附带,他不让我附带也可以,他必须给我不准我附带民事诉讼法定手续,他也不给,所以我就没法按法定程序反应问题。再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判那两个警察“玩忽职守”,我就问了法院,那他“玩忽职守”这个事实,是怎样造成我女儿死的?这事实听过了你才能给他定罪呢!检察院说我们找不到他杀的证据,你女儿就是自杀!我就问他,那我女儿自杀,我女儿在警察监管下,警察也给我女儿搜身了,你们一开始说她是吃药自杀的,那药谁提供给她的啊?再说她吃那包药,要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抢救呢?后来他又说我女儿喝DD卫死的,国安局通知我,DD卫那谁提供给她的啊?她已经被搜身了!”

另一个让李桂芬不满意的是,司法机关将她女儿尸体解剖后所做的司法鉴定。

李桂芬:“他这个法医鉴定就存在好多问题呢!我问过别的,我去找到这法医鉴定的,我查了有关专家医书直接论证,他DD卫死亡应该是嘴唇直接的青紫,身上出现紫斑,当然这些症状我女儿身上都没有。这个法医鉴定书上没有委托单位,没有委托人,没有送检要求,没有我女儿尸体外表的反应、纪录,那我要求检察院你的审核鉴定笔录,你怎么审核的我要求看嘛。他也没有!”

李桂芬认为,高萍生前的男友王志强和当时的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所长等人与高萍的死亡事件有关,这些人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李桂芬:“本来派出所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地方,我们是无辜的百姓,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七年了,不给我们解决。派出所所长跟那个男的王志强啊,他们是社会的哥儿们,我女儿死后公安局又说这男的哥哥在派出所不是警察,就因为跟所长关系好经常穿警服。这王志强他们也调查啦,他不是光欺骗我女儿,也冒充警察去骗饭馆的钱,但是就是不动他们。他们是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就因为他跟所长勾结,他们特殊关系。”

就李桂芬陈述的案情,记者采访了正在上海某区检察院担任检察官,现从事政论写作的顾则徐先生。顾则徐先生认为,高萍一案突显中国法医鉴定体系的缺陷。

顾则徐:“我们这个司法鉴定缺少针对性,司法鉴定和相关利益部门他们同一个系统,这个方面中国方面在调整。比如说原来这个司法鉴定本身就属于公安局的,但是这个案件又涉及到公安局的利益,所以这种司法鉴定他往往会有偏向,甚至可能有些地方司法鉴定可能还要作假,就是要我鉴定成什么东西我就给你鉴定成什么东西。所以现在这个社会老百姓啊,对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彻底的怀疑了,中国的司法鉴定失去信用嘛,这就很糟。所以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鉴定报告是对的,家属也未必会满意,这种缺陷就引起了大量的矛盾。”

北京的著名律师浦志强先生在听了高萍案件后表示,这一案件难以搞清真相,关键在于发现高萍死亡的崇文区体育馆路派出所。

浦志强:“派出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到底是以一个证人的身份来说还是怎么样,因为这涉及到他自己,所以派出所对事实的陈述怎么样,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证据效率能有多少是很成问题。不是他杀就是自杀这是不对的,因为他可能会正常死亡。实际上,我们这样看了很多报导,很多的案例,警察做了坏事以后呢想办法去掩盖,他们所说的证人都错的,都是有意的去歪曲,那么一个公共权力如果被恶意的用来跟老百姓作对或怎么样的话,我想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不仅仅是一个司法不公正的问题,这社会公正确实非常难伸张的。”

这两位法律专家的分析确实发人深省,但是,在为女儿鸣冤的过程中,李桂芬却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分析!因为她也曾找过律师,请求法律援助,但律师说,司法机关一直没有给她立案,他们无法帮忙。走头无路,老太太还得一个人去上访,去全国人大,去北京市最高人民检察院,去寻找那个“包青天”!

李桂芬:“我们到处喊冤去,那也是作为我们既无钱又无权的老百姓,也是最无能的吧?我没有别的路走啊!每天我们喊冤的时候能让胡锦涛书记、温家宝总理,能让中央听见似乎就有希望了,希望能碰到包青天。都七年了从黑发到白发,走了有上万里路了吧,到头怎么样?最高检察院他答复我说,因为高萍死亡地点特殊,就死在公安局的派出所里,人为因素、种种原因,难以收集证据,案发时间长,无法破案。”

7年过去了,不明不白失去女儿,四处喊冤无结果,使这位老太太难以释怀。不少在北京上访的“专业户”都听说过李桂芬有个女儿去世多年,至今还没有下葬的事情。李桂芬说,高萍的尸体现储存在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上一次李桂芬去看女儿是2004年4月份。

李桂芬:“还冻着呢!她怎么下葬?我女儿连死亡证明都没有,他问题不给我解决要怎么下葬啊?我女儿从派出所抬出来人都死僵了,他送到医院又送到太平间,医院就没有介入,就没有死亡证明,公安局没有权力开死亡证明啊!如果不是公安送的,太平间都不愿意收死人,医院不收死人啊!原来我一年看两次,就是这两、三年我就一年看一次,因为看完了以后我都特别难受,我都得病了一回。现在我女儿的脸都发干发黄,七年了你想,我们在那儿停放时间最长了,我看到我女儿躺在那儿,我的心里怎么就没法忍受这些痛苦。”

高萍生前曾离过婚,她去世后还留下一个孩子,当时这个男孩才上小学一年级。李桂芬和老伴微薄的退休金不够扶养这个孩子,有心脏病、高血压的老伴,只好又外出打工挣钱。李桂芬虽然后来把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外孙,但从来没有带他去法医鉴定中心看过他的妈妈。

李桂芬:“一开始不告诉他,后来他大了老见不到他妈也不行啊,老哭,一想到他妈就掉眼泪,你不告诉他也不行啊!孩子心里压抑太大,他也知道他妈那天去拿钱去,尤其赶上生日啊、过年过节啊,就他最难受的时候啊,就特别不爱说话呀!”

一个是已经无法向世人说明自己遭遇的女儿,一个是失去母亲、失去童年不愿跟人讲话的外孙,这些都是李桂芬的切肤之痛。然而,压在这个老太太身上的还有更大的悲哀。

李桂芬:“看我女儿我自己哭就哭半天,从我们现在国家以后的老百姓学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力,我确实为我女儿这件事花了几千块钱买书,我努力的学法依法去反应问题,可是我明白了一些法律我想用法律保护我们的权力,就是说我感到法律对我非常无助,因为什么?他老说找不到他杀就说自杀,我就感到非常的难过,难过在哪呢?因为我没有权力去执法,还是无法保护自己啊!写在第一条,关键下边为了其个别人的利益,他就不管老百姓情况啦,更不管什么法律,全都抛在一边了。”

这就是北京老太太李桂芬上访多年,却没有找到她心目中的“包青天”的故事,是一个平头百姓感到无法维护自己权利的见证。悲愤之中,老太太说:她还要继续上访。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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