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张谦台北特稿）中国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八日发表退休心声，表示香港的公平环境令人联想有机会壮大。有人认为，他的这番谈话，不但点出香港成功之道，也令人想起廉政公署的贡献。
六十年代，香港贪污问题严重，警察、消防、医院等政府机构，几乎是没有钱就行不通，社会逐渐爆发不满声音。面对这种情况，当时代表英国政府管治香港的总督麦理浩接纳建议，于一九七四年成立廉署，打击贪污；而廉署直接受港督指挥，不隶属于任何部门，享有极高独立性。
经过近三十年的工作，今天的廉署与香港的司法一样，已被视为公平的奠基石。
专门研究贪污问题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副教授陈建民接受中央社记者电话访问时说：“七十年代，没有人觉得香港社会是公平的．．．但廉署成立后，香港的法律开始获得认真执行，政府单位如房屋署及警察部门，都按照原有规定去做，大家有了公平的感觉。”
不过，廉署的成立，并不代表香港的贪污问题从此获得解决。
翻查纪录，廉署于七十年代成立后，八十年代香港进入较少贪污的“干净期”，期间每年贪污举报个案在二千宗左右。但在一九九三至九四年间，贪污问题突然激增至每年三千多宗。陈建民分析，这可能与“九七”香港主权转移有关，因为当时不少人忧虑香港前途，于是铤而走险赚快钱，以便尽早离港。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开始热络起来，经贸及运输往来频繁，移民也增多，不排除个别大陆企业或人士来港后沿用大陆的手法犯案。
到了一九九八年，金融风暴的后遗症也导致香港贪污个案激增，许多人因为破产或财政陷入困境，于是行贿或索贿。从二零零零到零三年间，每年遭检举的贪污个案超过四千宗。
直到近年，香港的贪污个案才开始下降，回复“正常”。
尽管香港的贪污问题几经起伏，但整体而言，香港在全球城市中的廉洁形象却日益巩固，近年甚至成为东南亚国家学习的榜样。
最近，菲律宾政府聘请了前香港廉署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伟到当地工作，希望借助他的经验，协助当地政府进行肃贪。
在此之前，马来西亚当局提出了“学习香港警队好榜样”的口号，以配合当地整肃警察贪污问题的运动。
据报导，马国负责监督整肃警方贪污的“特委会”指出，香港有二万七千余名警察，二零零二及零三年分别只有三名警察被发现贪污，可谓已全面扫除贪污。
当年香港廉署成立时，警察部门是它的首要打击对象，也曾因此一度刺激警员集体冲击廉署，事件相当轰动，最终促使港督给予警员特赦期。但三十年后，香港警察却成为外国的学习楷模，这不能不归功于廉署。
除了东南亚国家外，据悉，中国近几年其实也不断派人向香港廉署取经。
陈建民说，近几年，大陆的防贪部门每年都派遣很多人到香港廉署参访；而他本人也会向这些干部讲述香港廉署的运作。这显示出大陆方面愈来愈重视处理贪污问题。
但他觉得，由于大陆与香港社会的结构有很大差异，大陆在推动防贪工作上始终有困难。譬如，香港没有国营企业，大陆却有很多，而且贪污问题严重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也表示，大陆方面其实也尝试从香港方面吸收打击贪污的经验。但关键是，香港廉署从上到下的运作都具有高度独立性，且其权力受到法律保障，这是大陆方面做不到的。
他说，在大陆，纪检部门的权力也很大，但在省、市、县的纪检书记，通常只是党的副书记，客观上就不能调查比他职位更高的官员。
再者，由于香港社会规模较小，高层官员的廉洁行为，可以很快成为楷模，这在大陆就很难做到。
此外，要达到廉洁，也需要其他制度如媒体监督等配合。在香港，媒体享有高度自由，可以发挥监督作用，这也是大陆方面缺乏的。
所以，大陆要打击贪污，固然可以学习香港廉署，但还需要其他制度配合。
但无论如何，不少学者专家认为，大陆的开放改革固然带来经济繁荣，但也衍生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所制造的不公平现象，已成为大陆社会隐患，一触即发。
香港报章报导，十二日广东省中山市就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当地黄圃镇大岑村超过一千名村民因不满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堵路抗议。
其实，类似警民冲突近几年在大陆各地不时发生，部分获得解决，部分却不了了之，或遭当局强力镇压，民众的不满并未真正消除。
也许是看到了贪污腐败问题正在腐蚀中共政权，因此，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掌权以来，提出了对党员的先进性教育运动；而外界有人解读，保持党员的清廉，是这场运动的关键核心。
对于打击贪污能否为大陆带来稳定作用，丁学良这样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很有效的对官员的操守的监督和对他们的腐败行为的打击的话，一定会威胁到社会的基本稳定。”
但他同时说，如果打击得非常厉害，也会造成大陆社会动荡。
总括而言，由于大陆与香港社会的规模及制度不同，把香港廉署照搬到大陆不见得完全有效，而且当中存在主、客观因素，包括北京高层的魄力和缺乏民间监督力量等，但贪污腐败却无疑是每个社会不能容忍的事，也正威胁着大陆的稳定。
联想是大陆经济成功发展的象征，日前更完成收购IBM手提电脑业务而走向国际；联想在香港上市十一年来，市值由十三亿五千万港元激增至今天的二百三十一亿港元，它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诚如柳传志所说，完全拜香港拥有一个公平竞争环境所赐。
联想的成功，以及柳传志一番言简意赅的谈话，未知北京领导层能否意会个中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