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9日讯】 ※ ※ ※
如果我们把染色体相结合的那一瞬间规定为生命的开始，则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不能堕胎，正如西方某些国家以及某些宗教规定的那样，要是我们把生命的开端仅仅理解为出生，即胎儿与母体脱离的那一时刻，堕胎就不应该有法律或道德上的麻烦。在中国，尽管人们对生的理解不仅仅是出生，堕胎有时也会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阻力，从社会角度来说，堕胎是自由的。要是中国不准堕胎，肯定会有很多麻烦，一是计划生育上的麻烦即社会问题，二是抚养孩子的麻烦即家庭问题。中国人使用避孕药具只是近十多年的事，在农村，已婚夫妇采取的避孕措施几乎是上环和结扎，这些手术大多是政府的行政命令或强迫；由于对性知识缺乏了解，年轻人很少使用避孕药具，未婚怀孕后，要么没到婚龄或是草率结婚，带来了沉重的家庭及社会负担，要么就只有去堕胎，这些堕胎一般来说是自愿的，已婚妇女堕胎则不一定自愿，已做了上环或结扎手术的夫妇要是再怀，强制堕胎肯定会遭到非议，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技术上的失误。
有些夫妇则是通过取环或是逃避做上环或结扎手术而怀孕，一旦让他们生出来就会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要是取环，谁取谁负责，可以不强制堕胎，要是因逃避手术而怀孕，又不准他们违反政策就只有强制堕胎，强制堕胎侵犯人权，可要是把计划生育物件逃避做手术也怪罪于计划生育工作队，这不公平，我们又不能说计划生育政策是错的，正数加正数等于正数，人权标准是对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没错，可它们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谁对谁错呢？这些问题常常令人苦恼。幸好我们对生的定义要么是出生，要么至多不超过染色体的结合，要是哪一天我们把概念扩大，染色体本身就是生命，人为地阻止染色体结合就是破坏生命，法律、道德都不允许，那时问题更多，只有不避孕，只有不搞计划生育，这是数个世纪以后才会讨论的课题。
如果我们人道一点，木已成舟，我们就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而没必要非毁掉那只船不可，既然她已怀孕，就让她生下来而没必要一定依照计划生育政策”不准超生”非要强制堕胎，虽然计划生育工作队是执行政策，但用的是极不人道的手段，并且强制堕胎不只限于逃避做手术的人，有些情形令人恐惧。
A县计划生育辅导站的宣传栏玻璃窗被打烂的那段时间我还在A县任教，被打烂的玻璃窗一个多月后才重新安装。有一对计划生育对象夫妇当丈夫没在家时，妻子被带到县计划生育辅导站去堕胎，丈夫回来听说就立即赶去县城，赶到时妻子正在动手术，他没说什么，也没打算要与政策对抗，胎儿被打出来，是个男孩，当他得知时胎儿已经死亡，他控制不住，哭天抢地，冲出来把计划生育政策宣传栏的所有玻璃窗砸烂。
计划生育本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为基层政府工作的不连贯性，时紧时松，松的时候没几个人去抓，有些农民就趁机生孩子或不去动手术，也有的到外地去生，政府一旦被激怒，就搞”严打”，组织大帮人马到各村各寨抓，某地有一位身体比较胖的年轻姑娘被工作队碰上，不容分说，被拉到医院去动手术，到医院才知道她还是处女，某镇有一位女中学生也被误认为是怀了孕的妇女，工作队抓到医院后才放回来，曾听到湖南的一位同事讲，他们那地方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一位还没结过婚的姑娘，因为长得太胖，被工作队抓去后受惊吓，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尽管她有一些反抗，医生们还是给她打针，后来才知道她并非怀孕。无论是法律上的严打还是计划生育的严打，都有一些怪事会发生。
因为基层警力不够，犯罪率又上升，政府就组建联防队，联防队不属国家工作人员，而是聘用一些转业军人和地方的一些年轻人组成。这些人大多没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的薪水每月只有一百来块钱，不到一般警员的一半，不过他们有自筹工资的默许，于是抓赌、罚款最积极，只要有人有把柄让他们抓住，侮辱打骂免不了，毒打是他们的惩罚方式之一。基层政府为了抓计划生育，他们也组建工作队，除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又从当地乡镇上或村寨里聘用一些心狠手辣的中青年人组成，还有联防队，他们干这工作很刺激，有机会渲泄人性的攻击性、破坏性本能。
要想让对象们自觉或是在乡镇张榜通知限×月×日前来动手术，这样的方法不一定有效果，所以计划生育工作队只好去”请”或去”抓”，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时代的文明程度，我们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政府惯用的手法，以及对人权的忽视，决定了使用请或抓的方法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人性究意是善还是恶？只要我们去区分善恶，人性的善恶就会争论不休，我们可以不管哲学上如何争吵，只用常人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世界。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现，人性并非都善，人类社会就不得不制订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其恶的一面的表现。可要是我们放松警惕，甚至给他提供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气氛，怂恿他，鼓励他，或者是视而不见，人性中的恶就会”原形毕露”。要是某个老百姓做出某件荒唐事，那被认为是偶然发生，要是有政府作后台而做出的荒唐事，那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以下的十个故事是在海滩上随意抓取的一把泥沙，它是漫长的海滩的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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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哥在距某镇三、四公里的山坡上种地。他已有三个女孩，工作队每次下去就罚款。交一百两百都行，实在没钱，他们就抓鸡，我哥也不管他们抓几个，相安无事，后来又生一个儿子，不等他们来，我哥就去动结扎手术。那地方荒山较多，我哥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相识，还没生儿子时管得不是很严。
堂兄是独子，有两个女孩还不去动手术，工作队把他带去做手术，半路他跑掉，工作队回来把他家仅有的一头水牛拉走，他不要牛，到外地亲戚家一年生了个儿子才回来动手术。童年时那帮伙伴好几个情形相似，只是有的没有逃，有的第三胎也是女孩，只好作罢。
工作队走了两个小时到一个全是石头山的穷村，他们把对象带回镇做结扎手术，并令他把家里的全部腊肉取下放在背兜里背到镇上，因为罚款物件没有钱交，只好背腊肉来”送”。
一对年轻夫妇干活回家，门外、菜地里到处是布条。原来是小孩子的衣裤被撕碎到处乱挂乱扔，屋里乱七八糟，破碗、破锅的碎片满地都是。他们已有两个孩子，本应该去做结扎手术，但没有去，工作队就如此惩罚。
洪开与父母住在一块，已同他的哥哥分家，他们还住在一幢房子里，工作队来时他的哥哥到山上去干活–躲，工作队先到他哥嫂的房间翻箱倒柜，又过来准备翻他这边的东西，他抵抗了一下，”这是我和我父母的东西，不准你们动”，工作队把绳子拿出来要捆他，他被邻居劝走。等他回家时，屋里一片狼籍。盛猪油的坛子被打破，老人的帐顶上、床上、柜子上、竹墙上、门上、地上到处沾有猪油，地上还有一根用来搅过猪油的木棒，老人的被子丢到猪食锅里搅了几转，沾满猪食，几块腊肉被六、七个工作队员煮光，吃不完的腊肉全被倒在堂屋里，用脚踩过来踩过去，一片稀烂，锅和碗有的被砸烂，有的被倒扑在地上（这些地方只有老人过世时才能把碗倒扑在桌上）……，想不出来的已经被做出来，人类之变态心理发挥得淋漓尽致。
反右、文革对付那些被贴有”地、富、反、坏、右”标签的人时有许多荒谬的、变态的故事。那是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是个疯狂的时代，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都是清醒的，可还是有人做那荒谬事，有些人能从破坏中获得快感。要是那天邻居不劝，洪开会因阻碍执行公务而被五花大绑。
黄从A县到C县某镇来承包荒山，工作队要罚他的超生款，他没钱，允诺过几天一定去借钱或是变卖别的东西才交，包括误工费等，工作队不依，去抓他家的鸡，他舍不得上前准备抢回来，若恼了工作队，一气之下他们把他反绑在棚子的木柱上，当着他的面，工作队把鸡杀掉，煮好、吃好，又提了几只鸡回去。他被捆在木柱上好几个小时，等他妻子回来才解开，因没有多少荒地可挖，得不到多少粮食，养鸡养猪又很不安全，工作队随时都可能来拉，对付这些外地来的荒山承包户（有些是为了逃避当地的计划生育而来的），工作队更凶狠，没多久，黄又搬回老家，他们那儿更穷。B县江边的某镇，年近七十的老志愿军他的一生除了其长辈们去世时按风俗要下跪外，也许没有其他例外，即使在朝鲜战场上要是被美军俘虐，他也一定宁死不屈，可是闯过大江大海却在阴沟里翻船。他的儿子是计划生育物件，工作队来找他儿子去动手术，因为生下的两个都是女孩，夫妇都已到外地去躲了。工作队要抄家，已分居的老人的家也要抄，”你儿子躲，你也有责任”，工作队蛮干，老人也想蛮干，几个工作队员拥上来把老人按跪在地上，要他认错，他一直没开口，”要不是你是老志愿军，不把你捆到镇政府才怪呢”。
国道线附近的冗洪村某村民，当工作队到他家来罚超生款时他没钱交，工作队就到牛圈里把他家唯一的耕牛拉出来，他冲上前用镰刀砍，拉牛的工作队员手上被砍了一个小口子。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赶集日被捆绑游街。距该乡不远的某镇某村，有一超生物件卧病在床，镇领导率领的工作队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罚他的款，他说没钱，请求工作队允许他到亲戚家去借，工作队怕他跑，他说：”你们派人跟我去行不行”？也许是村民们围过来为他说情激怒了那位领导，领导叫人到附近的老乡政府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没几时所长赶到。上去就是拳打脚踢，他瘫软在地上，所长不放过，把他捆绑后在背上插上锄头、镰刀。该村的妇女干部气愤地说：”你们这些领导天天叫我们下来给群众做教育，要我们动员他们动手术，他们都去了，他家也做了结扎手术”，”为了超生款，你们连病人都不放过，你们这样做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们了”。也许是看在上了年纪的妇女干部面上，也许是此时找到了下台阶，他们给松绑。那位领导升了官，所长也调进城里。官是人民公仆，官与民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既然得到升官，应该能说明你为了人民做了好事，至少也没做坏事，可是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官不是民选的官而只是上级委派的官，官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政府的功能大多是管理的功能而非服务的功能，中国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导致的结果常常出现老百姓越恨或越不喜欢的人越容易得到提升。
罗是学物理的，比我高两届，他曾在某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改行以后青云直上，在A县他是未来的县长候选人之一。大约就在我被关进牢房的那一段时间，他下乡抓计划生育，他们要把没做结扎手术的对象抓去做手术。到了一物件家，人没在，过去不远处有人在跑，他以为是计划生育物件想逃跑，一枪打过去就把那人给打死了。那位元农民不是计划生育对象，罗过失杀人被判七年，他的仕途生涯到此为止，可别人却丢了一条命。生与死被认为是突变，而致伤致残只被认为是渐变，只要不死，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旦被打死，惩罚是免不了的，倘若那一枪只是致伤致残，要不了多久，他会当上县长的，遗憾那一枪打得太正。与计划生育相关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是工作队员，不是死人的活一般不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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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希望法律越严越好，可要是他碰上了官司，他就希望自己是个例外，希望能逃脱法律对他的制裁，同样，老百姓都支持搞计划生育，可如果他没有儿子，他就想方设法逃避做结扎手术，一般来说，违抗计划生育政策的只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然而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那些住在深山老林，贫穷落后，过着原始般生活的村寨里，有时他们会结成一个整体与工作队对着干，用棍棒，用火药枪围攻或威胁工作队。工作队员叹气：”他们太落后，怎样宣传都不顶用，你有手枪，他们有火药枪，每一次去都像是去打仗”，那些农民却愤愤不平；”工作队一来就抓鸡抓狗，砸碗砸盆，掀房子有时还威胁要烧房子，打就打吧”。越是落后的地方，计划生育越难开展。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几乎中国每个地方都搞，有些省份只允许生一胎，有些允许生两胎，有些人口密度不是很大的地区两胎都是女孩，工作队对他们抓得不是很紧，这样的情形在少数乡镇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有一些夫妇趁机生第三胎，计划内生育又没生儿子的有一些人会违抗，不去上环或结扎，有些超生后没钱罚款，各地对这些情况所采取的强制措施都差不多，据各地的民工介绍，最普遍的是拉牛拉马，用推土机推房等等。
二十年的经验总结，方法上已有改进，国际上的压力使得国家对计划生育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有一些改变，农民们的思想观念也比以前要开化。这一、两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较为温和、较为人道，许多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大部分时间交由计划生育指导办公室，而不象以前那样组建工作队，这一、两年效果也很明显。一位湖南的同事讲，他的舅舅不去做结扎手术，其财产全被抄到乡政府，限期来做手术，否则就折价变卖；他还讲他们那地方如果一人超生，其父母、岳父、岳母甚至其姊妹都要被罚款，株连的目的是让其父母、姊妹们去规劝他，效果很好，尽管这种方法很残酷。总之，这些方法与以前用破坏的方式使世界变为无序的方法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
五十年来，我们错了就改，改了又错，周而复始，我们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其实不通过破坏性的方式我们也能把计划生育搞好。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大地上，纵向和横向，超越常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究竟发生了多少？国家为了活着的和将要出生的人的利益，必须搞计划生育，农民们一是经济上的原因，一是传统的陈腐观念的原因，他们想要儿子，二十年的经历就是为了满足其想法的代价，虽然现状已改变了不少，但我们不能因此感到乐观，因为我们还在坚定不移地遵循”抓住耗子的都是好猫”，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人们的行为就会偏离轨道。
98年，前一章提到乱收土地征用费的那位副乡长去抓计划生育，物件是从邻近专区来承包荒山的两家白族农民。副乡长要罚他们超生款，他们没有钱，准备变卖粮食才交，副乡长连问几次”交不交？再不交我把房子烧掉”，人们以为他只是威胁而已，他却把两家男人叫来：”把你们的东西都搬出来，我要烧房子”，当主人拒绝搬东西时（怎么能把那些玉米都搬完，又能搬到哪儿呢？），熊熊大火吞没了一切，木棚烧掉了，里面的一切烧掉了，两家人毁于大火的差不多有三万斤玉米。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是反抗？是哭泣？主人只有抱着不远处的大树痛哭，他们来此地时一无所有，也没带上什么东西回去，除了痛苦。
98年末，某镇沿江一带所发生的更令人恐惧，被拉鸡拉狗、被掀屋烧房不是一、两家而是一整片。
《附录》中提到的杨又去C县某镇沿江一带造林，栽桉树，他是与该镇原国营林场（伐木场）和某紫胶厂合营。林场和紫胶厂都隶属于州地区级政府管辖，林场只是个伐木场，从五十年末建立以来，三十多年时间把该镇的原始森林全部砍光，可很少造林，并且砍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土地划归林场，听说国家准备拨款搞”珠江防护林工程”以及龙潭电站、板坝电站即将淹没沿江一带大片地区，杨看到将会得到巨大利益，因此，就强行把沿江一带荒地全划归他们的造林专案。当地镇政府不仅已失去数万亩荒地，当地农民以后也得不到贷款造林，土地淹没的赔偿他们也没有份，一个小镇政府要对付地区办林场、紫胶厂以及地区级大官–也是杰出人物，他们肯定自不量力，不过为了泄气，他们也有路子–抓计划生育。
林场林工（外地来的农民）有杨撑腰，他们不买镇政府的帐，于是只要是计划生育对象，工作队就去抄家，拆房子、烧木棚，因为目的就是要把林工赶走，什么手段都干得出来，越残忍越容易达到目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林工把镇工作队拉鸡拉狗、砸碗砸盆、拆房子、烧木棚告知老板–杨当时是州政协副主席兼林业局长，本来就对那几个镇领导阻碍他抢占土地而极度不满，把柄在握，好好收拾敢不顺从的分子，践踏人权的人反过来利用人权打击对手。杨带领政协及相关部门的一些人带着摄像机实地调查拍摄，带回州里播放，尽管大家都习以为常，可一旦有人要上纲上线，没人会阻挠。镇里三个头面人物全被降职调离。这不是正义，而是玩木偶的人用木偶作牺牲来打赢对方罢了。
99年1月，某县856号档，重新确定超生款收费标准：97.1—80.10超生一个180元，80.10—91.10超生一个504元，91.10以后超生第一个1504元，超生第二个加罚1788元。有些人孩子都已长到20岁或许孩子也已成家还要交超生款。收款的人说要是这一次全部交清以后不再追问，如果不交也不勉强，但到了下一年就要交双倍以上的罚款。为了能安居乐业，脱掉那顶帽子，东借西借，卖粮卖物，卖牛卖马，过年猪也卖掉了，”欠农民的好说，欠政府的痛苦得很”，某镇新年前一个星期，超生款共收近30万元，能够把钱交齐的人不多，本来就是乱收，交不齐也不一定非要追究不可，该镇交款的农户有500户以上，还有一些实在榨不出油来，拖一天算一天，反正什么东西都没有，至于下一年去收余款时又将发生些什么事情，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