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6日讯】
六四难属向胡锦涛发出公开信
BBC报道：
丁子霖等”六四”难属指责中国政府虽然强烈谴责日本对侵华不认罪，然而自己在”六四”上却刻意淡化隐瞒。
这封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由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在周五（27日）代为发布。
丁子霖等人指出，北京严正反对日本抹杀”南京大屠杀”等行为，但是在对待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和罪责时，却采用了与日本”如出一辙的态度和诡辩策略。”
公开信称：”你们禁止在国内媒体上谈论’六四’，凡是此类话题统统被你们列为禁区，乃至后来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
信中指责胡锦涛及其前任着意要把”六四”大屠杀从人们的记忆中一笔抹掉，从而向后人隐瞒这一段罪恶的历史。
公开信虽然赞同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主张，但是也指出在胡掌权之后，难属们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加恶化了。
丁子霖等125名”六四”难属作出一系列呼吁，包括：推翻当年对”六四”的定性，追究”六四”元凶的罪责；给”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一个公道。
公开信还敦促当局立即释放因为”六四”系狱的政治犯；允许滞留海外的”六四”流亡人士自由返回故土；纠正强加于赵紫阳的不公正结论，还其历史清白。
丁子霖等并要求：对”六四”事实进行独立调查；通过公布调查结果让中国社会民众作出公正判断；在此基础上将”六四”问题纳入法制轨道解决。
贫富差距显然会带来不满和不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表明，占中国居民总数10%的富豪占有全民财富的一半，而占全国人口10%的最贫穷居民只有1%的财产。宏观经济调查表明，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的贫富差距将继续加剧。本周四的新苏黎世报互联网版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后，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潜在危机：
“在这个多数居民仍然能回忆起当年收入和财富绝对平均的国家，这样的前景显然会带来不满和不安。许多人承认今天生活比毛泽东时代好得多，但对新富及其炫耀式的消费也表示愤怒。对此，一些知名的中国经济专家认为，收入和财富的差别是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生活有明显差别也属于正常。在一些人主张使用财政手段缩小贫富差别的同时，另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私人资本和财富的积累是好事。他们说，这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之必然，那些能力强、业绩好的人应该获得更多的回报。
这些反对过急修订财政和其它措施的人也强调说，应严厉打击非法获取财富的行为。正是这些通过贿赂和欺骗获取财富的行为引发了人们的不满。政府已向腐败宣战，但每天报道的行贿受贿事件表明，这场斗争十分艰难。此外，缺少有效的法制以及党高居于法律之上的现实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为了平息民愤，政府只能继续采用老方法，不时严厉惩办一些高级干部，以儆效尤。”
要不了多久，中国的独生子女将无力支付养老金
南德意志报就中国的社会问题写道：
“现在就可以预见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问题，这是西方早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中国的辽阔幅员使得这些问题一下子扩大了无数倍。要不了多久，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人将面临无力支付的养老金问题，贫富剪刀差将加大到一些地区无法保证社会稳定的程度，经济界在抱怨专业工人不足，但同时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甚至国家的报纸也报道说，数十年来，贫困人口的数量又有了增加。大片地区的农民无法在家乡挣钱养家，不得不到东部沿海找工作，一亿五千万民工在那里打工，领取微薄的工资。
北京领导人为其执政形式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然而今天的中国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市场经济。企业抱怨当局随意下指令，使人没有法制安全感，大集团不得不成立专门大方应酬政府的部门。新近受党干部危害的受害者不是政治异议人士，而是大工地的居民、农民及反抗地方政府剥削的小业主，中国的干部们就象对待私有财产一样管理这个国家。”
“孔子学校”诞生，中国开始新时代？
离北京大学一箭之地，32岁的哲学专业毕业生庞飞办起了一所孔子学校，向学生传授孔孟之道。时代周报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历史后写道：
“现在风向变了。中国人早就又开始重新研究孔子学说，维修孔庙，正式纪念孔子生辰。这些活动表明，中国正在谨慎地重新接近这个显然十分强大、具有很强的抵抗力、无法连根清除的传统。不过现在做的事，远远超出了这一切。拥有一切权力的共产党首次在自己的历史上选择了这位大师的思想作为口号，党的宣传口号‘建立和谐社会”就直接来自孔子学说。毛泽东宣扬阶级斗争、邓小平谈发展，现在胡锦涛宣讲孔子之道。
庞飞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非政府组织，今天他有机会完全不受党的控制、传播孔子大师的学说，这件事表明，对中国这一精神传统现在有了新的评价标准。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钱逊是二十世纪著名儒学学者钱穆的儿子，也是该学术领域的权威，他说，“政府的目标是重建传统价值观。庞飞的学校获得成功表明，社会也有同样的要求。”
“上海的摩天大楼像大杂烩”
离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幕只有五年的时间了。这个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在日夜不停地拆除老建筑、建造摩天大楼、拓宽道路。据说全世界的大型建筑起重机有四分之一集中在上海的工地。“新苏黎世报”在报道了上海老城拆迁的景象后写道：
“许多官员和设计师相信快速建造的新建筑具有样板作用。中国的急速开放似乎造成了审美观的动摇，房主以西方为榜样，模仿法国城堡式宫殿盖房子。为给地方性建筑创造国际名声，浅色外墙的单元住宅楼加上了听起来很西化的名称。浦东468米高的电视塔使人想起了苏联宇航中心的配套措施，市内高速公路就象架立在火柴棍上一样，而且上下层之间的间隔很小，游客乘车经过时不禁要低下头去。值得庆幸的是，外滩的银行建筑安然经历了共产党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房子上竖立着尼康、雀巢、拜耳和大众的广告，从浦东电视塔上看过去，在外观邋遢的房屋海洋中，外滩的这一排老房子吸引了眼球。上海建筑设计师顾先生从他高级办公楼24层的办公室指着一排摩天大楼说，“这幢赭色的大楼是十年前盖的，现在又丑又老”。确实，这些摩天大楼就象杂乱无章的大杂烩。顾先生说，“这里每个人只想自己的建筑，没有人考虑整个城市形象，极其自私。”瑞士的艺术品收藏家赫尔普林在上海生活的二十年期间发现，中国人与中欧人不同，从来不考虑建筑的永久性，“每个朝代都拆旧建新，现在的摩天大楼也只是暂时的建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