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2日讯】有关师涛二审的消息传来，正是北欧一年一度欢庆的仲夏节。从人们围着花柱跳舞的野餐草地归来，一封e信静静地躺在我的邮箱里，它告诉我：师涛上诉无效，二审维持原判10年。鲜花、歌声与浪漫诗情，顿时消失，只有遥远中国那棵千年专制的老树狰狞耸立。
我想起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书中的一句话：
“只要还活着，
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
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 母亲的眼泪擦不干
我把电话打到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老师那里时，她尚未从师涛正式入狱的悲伤中缓过来。低低的呜咽，令我感受到一位慈爱母亲所承受的巨大痛苦。自从去年11月24日师涛在山西太原被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拘捕，为了就近探监，给儿子提供法律帮助，高老师就带着小儿子从山西住到长沙来了，已经住了7个月了。
湖南是我的家乡，长沙监狱是我曾经劳改过的地方，但对于高老师一家，那里却是人生地不熟的陌生之地，幸亏当地有师涛的一位侠肝义胆的网友，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以高老师微薄的退休金，为系狱的囚徒奔波，对付异乡的开支，他们必须处处节省。开始，高老师租了一个地下室蜗居，但地下室一下雨就漏水，目前正搬到另外的房子。
身患心脏病、糖尿病的高老师，曾经在师涛一审宣判的时候，当场昏倒在法庭上。现在，坚毅的母亲做出决定，她打算在长沙住下来，陪同儿子坐牢10年。过去，高老师在山西忙于教学，而师涛自1991年在上海华东师大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西安和长沙等地工作，母子俩难得有机会在一起生活。前几年父亲已经去世，现在，母亲和她心爱的长子，终于隔着高墙电网，在湘江畔的这个城市团聚了。
◎ 湖南司法史上又一耻辱
在一篇《随笔》中，师涛曾经写道：“屈辱史──若干年后征集每年6月4日这一天写的文章、日记，汇集成书，相信必是一部震憾人心的民族屈辱史。”只要稍稍了解一下师涛的案情，人们就会承认，对师涛一案的判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新的耻辱。
这个案件非常简单：2004年4月，湖南《当代商报》的负责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口头传达了上级发下一份文件，其中涉及到“6．4”15周年，上访，法轮功问题和对应措施。在会议上，任编辑部主任的师涛做了记录。当晚，师涛署名“198964”，用电子邮箱将文件内容发送到海外网刊《民主通讯》。其时，师涛并不知道这是一份“国家机密”，他只是担心海外的“6．4”幸存者冒失闯关回国，于是见义勇为，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
在被非法关押半年之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4月27日，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罪名，判取师涛有期徒刑10年。为师涛上诉的莫少平律师和丁锡奎律师，在二审辩护词中，非常有力地驳斥了这个荒谬的判决。律师严正指出：一审判决在证据方面存在重大瑕疵；关于密级的“鉴定结论”不符合鉴定的基本原则，故依法不应被法院采纳；从宪政的角度，本案涉及公民知情权、新闻自由和国家秘密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法治国家的司法理念应该倾向于保护公民知情权和新闻自由。
此案更荒谬的地方还在于，莫少平律师和丁锡奎律师的精彩辩护，纯属徒劳。6月13日，律师亲赴长沙递交书面《二审辩护词》，而湖南高院的二审《刑事裁定书》的签署日期却是6月2日，这说明，司法当局在没看律师意见之前，就未审先定案，剥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亵渎司法的程序正义，给湖南司法的历史留下又一桩耻辱。
◎ 师涛的精神是承担
正如师涛的母亲高老师所认识到的，当局为了陷害师涛，找了个自以为非常绝妙的借口，这是一个现代版“莫须有”的冤案，其目的不过是要“杀鸡儆猴”，以此来威胁震慑更多有良知的正直敢言公民。
阅读这位优秀诗人的大量诗文，以及师涛昔日华东师大的师友对他的回忆，我们就认识了师涛──一个热血纯真、特立独行的诗人，10几年来怀着刻骨铭心的“6．4”情结。与不少在高潮中狂热，在低潮后消沉的“学生领袖”不同，师涛当年在上海学运高涨时期，只是一个很理智很清醒的观察者，并未过于投入，但是，一旦血腥的屠杀发生，他在知识界一片犬儒之中，选择了坚定介入的姿态。
“6．4”之后，师涛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探望入狱的老师，大胆出版涉及“6．4”事件的黑色封面诗刊。除了写作大量宣传民主人权的政论文章之外，每年“6．4”，师涛都撰写纪念性的诗歌或文章，宣称他要“跟随勇敢的心”。在纪念“6．4”两周年时，师涛写道：
“夏天
我埋葬了雪
和它的仆人
我埋下自己的心脏
埋下一把旧的锁链
在头颅中埋下
一颗罪恶的铅弹”。
这是一种勇于承担的精神。师涛的抗争不是出于政治，而是出于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在《无愧于诗人的光荣称号》一文中，师涛写道：“诗人可以不是民主战士，……，但诗人首先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是一个不必为自身及周围人群最基本人身安全感到恐慌的最平凡的写作者，是对于血腥与暴政有着最本能敏感与抗争的自然人。”他因此真诚地凝视社会现实，以自己的文字承担道义，对专制制度做尖锐的批判。
◎ 师涛为我们流亡者坐牢
在师涛被捕后，我常常负疚地想，师涛是为我们而坐牢。古道热肠的他，以为我们这些流亡者会闯关回国，因此冒险通知我们，结果他自己却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师涛的命运，因此特别揪紧我的心。
对于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师涛是有预感的，在好几首诗作之中，他都暗示了这一点。例如，
“悲剧正在临近
而我竟视而不见
我收拾好一只行李包
不知灵魂将在何处寄宿
我的额头已被
打上永久的十字伤疤
……”
“但是我总觉得，有人
突然敲门
递过来一张传票，说
先生，你被捕了，
我们找你好久了！’”
师涛是清醒而坚强的，他一直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险恶处境：
“我读着索尔仁尼琴
‘癌病房’
却住进了奥尼尔的
‘动物庄园’
说真话的牛犊死期将至
真理橡树上
猴子在教人们识字”。
明知“说真话的牛犊死期将至”，师涛为什么还要挺身而出，以至身陷囹圄呢？这是由于他对自由的坚定信念，强烈的人格尊严，以及生活在真实之中的自我期许。具有深切悲悯和痛苦的师涛，就象一头毫不畏惧的牛犊，不屈不饶的顶着橡树。他知道，从劳改营出来的索尔仁尼琴，是从下跪逐渐站起来的，因此深信“只要我不屈不挠，动摇的就是他们。”
师涛曾经有一首诗，《写给被囚禁中的刘晓波》：
“你乘坐一匹黑马
从黑色的监牢里逃出来吧
……
你逃回我们的梦中
这世界的爱
总能给你一张
比书桌大很多的
温暖的睡床”。
师涛，现在请你从湘江边的牢房，逃到我们异乡的梦里，让我们的爱护佑你！
(原载《开放》杂志8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