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六四反思和理论探讨

--随着科技力量的扩展,被统治者反抗专制暴君的难度越来越大,怎么办?

徐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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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5日讯】(一)对《六四真相》的一点批评

对于六四研究,我想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事实和真相的研究,一个是理论和策略的研究。事实和真相研究,有不少朋友做了很好的工作。但在这里,我只对《六四真相》讲一点批评性的看法。对这本书及编辑,我一直抱有某种疑问。我赞成许良英先生的说法,即《六四真相》掩盖核心真相。这个倔老头,脾气倔,许多意见,很尖锐,别具眼光。这个核心真相,也正是中共要掩盖的核心目标。这本书有一些浅层次的意义,但其意义显然被夸大了。黎安友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前言,及后来写的对十六大交接的评价等东西,有失水准,让人惊讶。

(二)理论研究:定性和定量

不过,我在这个发言中,主要想讲的,是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先顺便讲一点基本理论。

一门科学,要成为真正成熟的科学,不仅必须有成熟的定性理论,而且必须有成熟的量化的数学模型。但社会科学方面,迄今还没有基本理论方面的系统的数学模型。马克思有其社会科学的定性理论,并且有经济学方面的数学模型,虽然这个模型不实用,但毕竟是重要的数学模型。可惜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和模型,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的人本主义或新人文主义也从理论上证明了它的错误,并提出人本主义理论的粗线条的定性体系。但限于客观条件,我一直无法详细解释我的定性理论,并作一些量化方面的探讨。就目前理论界、学界整个情况看来,要建立真正的量化的社会科学,路途还非常遥远。我这里也不准备谈量化问题,但从我下面的叙述中,人们或许能够看出量化问题的某些方向。

(三)传统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

这里必须颠覆和清除一个流行很久的,几乎成为人们”常识”的基本观点。

在全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受经济唯物主义即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决定民主的发展,它们是民主的基础。即使受经济决定论影响不深的人,也习惯地认为,生产力和科技,直接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民主力量向专制暴君争取民主,从而对民主有促进作用。但事实上,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就像象我过去批判的,把私有制看成民主基础的观点相类似。

我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没有对民主的自觉认识,生产力和科技越发展,人们就越可能成为专制暴政的奴隶。

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固然对现代民主有某些重大意义,提供了实现现代民主的某些技术手段,例如交通、通讯、统计、计算、无线电、电视、电讯、电脑、互联网等等对民主的重大作用。但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同样地,或者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为专制暴君提供了手段和力量。一个古代的专制暴君,要对边远地区的反叛采取镇压措施,需要化很长时间;而现代的专制暴君,却几乎没有空间限制。原始社会的原始群,以力相搏,胜者为王,这时的王,依靠的只是自己的体力和石器;古代的专制暴君,能够利用的,只是弓箭和刀剑;而现代的专制暴君,却可以利用机枪、大炮、坦克、飞机、火箭、导弹、甚至原子武器,后者即使不用,至少也是威慑力量。他们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电讯和媒体,制造舆论。而对于专制制度的反叛者说来,尤其是对于极端专制的国家,即法西斯国家或极权国家,如希特勒德国,萨达姆的伊拉克,塔里班统治的阿富汗,现在的北朝鲜,古巴,中国这些国家的反抗者说来,几乎像原始人一样,只能依靠自己拳头和牙齿来反抗,用自己的口来宣传。并且,古代的暴君,由于所依靠的技术力量和其他力量不足,往往使反抗者有可能形成组织,以反叛组织的组织力量,去对抗国家这种组织力量。中国历史上,秦末农民起义,以及不断以宗教和半宗教形式掩护形成的农民起义,就是例子。但现代的专制暴君,却不让反对者有形成组织力量的可能。即使像法轮功那样,不自觉地沿用中国农民起义的半宗教形式,形成组织,但还没有开始反对政府,马上就被取缔了。组织力量,尤其拥有武装力量的国家力量,是有机集成的强大力量,一般情况下,分散力量是无法与组织力量,尤其是国家力量抗衡的。

因此,仅仅从技术和生产力的角度看,当代专制国家的人民争取民主,决不会比古代的希腊人民,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更容易一些。相反,也许要困难一百倍。因为独立革命时期美国的技术和生产力,包括军事技术,也许比现在落后一百倍,当时美国没有任何现代技术和现代生产力,其技术和生产力,大约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差不多。而当代的民主潮流,恰恰是人们主观认识提高的结果。这种提高,一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正面榜样让人向往,二是专制暴君力量的加强,专制制度的反面榜样让人害怕,使人们尽力试图加以制约和改变。

事实上,民主恰恰不是由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直接推动的,生产力和科技恰恰不是直接成为民主力量。恰恰相反,因为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大大加强专制政府和专制暴君的力量,使生产力和科技表现为异化的,与人民及民主对立的力量,使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认识到必须对这种异化加以制约和限制,这样才产生民主制度。因此,民主制度完全是人类自觉认识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自觉认识,那么,结论就是上面说的,生产力和科技越发展,人们就越成为专制暴政的奴隶。伊拉克,北朝鲜,古巴,阿富汗,中国这些专制国家,都是不遗余力地进口特殊的先进武器和技术,去统治和控制人民。这些专制国家,比古代专制暴君更专制,而人民却更无能为力,原因就在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将说明,世界政府应该是人类维持和平和秩序的梦想,但如果世界政府没有高度的自由民主来制约,那么,它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的力量太强大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扩展,人们反抗专制暴君的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有一天,产生科幻小说描写的情况,某个狂人有可能凭科技控制人类命运,那就太可怕了。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必须自觉地大力发展自由民主事业,以便对科技可能的专制异化,加以必要的防范,制约和控制。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但中国的民主事业,却不断失败,中国的民主力量,比历史上的民主力量付出更多,失败却更厉害,其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当代的专制统治者,比过去的更强大,更专制。作为中国政治反对派根据地的狭义民运圈,被中共地下势力玩弄于股掌之上,被他们控制、领导、瓦解、搞臭,搞得一团糟。狭义民运圈这个根据地,基本沦陷,为其地下势力所控制和左右。中共不仅在国内力量强大,在海外也很强大,它的地下势力控制了海外绝大多数中文媒体和海外侨界黑白两道的大多数。以致反对力量中,那些竹筒倒豆子的人物,到了海外,仍然受中共不同程度的控制,很难反叛。忠于中共的势力受到捧抬,真正的反对力量,则被严厉打压。与中共相比,狭义民运的力量,是太过弱小了!

(四)自由和规范

人类天生是自由的,因为人类天生有意识能力。人的这种能力是自然长期作用的结果。人可以依靠这种能力产生和接受意识,并依靠意识来控制和改造世界,摆脱奴隶状态,取得某种程度的随意行动的能力。这就是自由的能力。但人天生又是不自由的,他一生下来,不能走,不能爬,吃饭还要母亲喂,自由能力还不如其他动物。人的自由是学习,继承,和社会作用的结果。

一个成年的单个原始人,虽然他的自由能力来自天然和社会的结合,但也许可以假设他离开社会,不受社会制约,自由自在。但这时,他受自然力控制的程度是很大的,也许连生存也很难,更不可能发展。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结成社会,而要结成社会,就必须遵循某些规则。这些规则也称为规范。人们必须受这些规则、规范的制约。在这些规范面前,人们必须放弃违反规范的自由。自由和规范,也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偶然和必然关系的反映。自由,让人类能够行动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规范,让这种行动和创造性不致因为互相对立而互相抵销。因此,规范,最终是为了保证人类总体上更大的自由及这种自由的成果。

然而,专制制度,尤其是极端专制的极权制度,却要取消人类必须的自由,强迫人们服从反动的专制规范。这必将大大限制和损害人的行动能力和创造性,这是专制制度对社会最大最根本的伤害之一。同时,由于专制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或者胡作非为,任意胡闹,如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又进一步对社会造成伤害。第三,这些情况又大大伤害人们的感情、积极性和凝聚能力。所有这些,往往造成专制国家总体社会力量的弱小。

极权政府和反抗者之间,力量的巨大差距,以及专制制度对国力的伤害,正是伊拉克,阿富汗,北朝鲜,古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表面上稳定一致,实际上贫穷落后,国力衰弱的原因。

(五)六四教训,突变和渐变,革命和改良

一、 突变道路

由于人们反抗这种极权专制的极端困难,不可能逐步形成和发展反对派组织,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如果极权政权坚决不愿意进行改革, 特别是不愿意让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形成和发展,不愿意开放党禁和报禁,实行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那么,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变的有序的、渐进的变革和改良,都是不可能的。这时,改变极权制度,实现民主的道路,基本上只有两条:这就是突发事件和外力入侵。

在古代中国,夏桀和商纣暴虐的专制统治,采取了商和周两个属国起兵入侵的形式来消灭,这可以说是外力,也可以说是内力。秦和隋,采取了农民起义的突发形式。汉以后的专制社会,残留少量宗教结社的自由,因此,反叛力量往往采取宗教半宗教的形式,形成组织力量。在现代和当代,希特勒,塔里班和萨达姆,由外力消灭,而其他极权国家,如共产党极权国家,往往采取了突发事件的形式。当然,夏桀和商纣,及到国民党政权为止的中国专制政府,除了秦皇朝等个别以外,还算不上标准意义的极权政权。中共政府才是典型的标准意义的极权政府。极权专制制度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它不仅实行政治上的专制,而且剥夺社会公共生活的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例如竞选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共产党极权国家,比一般极权国家还要更进一步,这些国家不仅剥夺公共自由,而且尽可能多地剥夺私人自由,例如个人生活的自由,家庭生活的自由,私人经济活动的自由等等,以致在这些共产党专制国家,离开政府控制,人们就无法生存。这些极权国家,往往还是法西斯国家,屠杀人民的国家。而象满清末年和国民党时期的专制国家,则是一般的专制国家,它们没有民主,但却不同程度地保留一定的基本自由。不仅保留私人自由,而且保留一定的公共自由,包括政治自由,例如一定程度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它们甚至实行低度的竞选自由和低度的民主,例如省以下议会的民主选举等等。

由于不可能依靠组织逐渐积累力量,逐渐发展,逐步前进,在极权国家,老百姓只有依靠突发事件,迅速集结,在极权政府还来不及镇压,尤其是来不及采取武力镇压前,短时间内,就迅速形成与统治者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相抗衡的强大力量,并且尽可能组织化,争取分化或瓦解政府力量,尤其是武装力量,至少使其中很大部分保持中立,才可能取得胜利。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突发事件,是由于专制政府的强大压力,使社会的反抗力量逐步进入”超临界”状态,就像自然界物质在特殊的压力等条件下产生超临界状况,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相位的突然变化一样,产生突变。这就是突发事件的形式,它往往表现为庆典式的革命。

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对反抗极权争取自由的人们,及至对全人类说来,它的最大意义,就是这样的一次突发事件。它虽然在中国失败了,但却在全世界胜利了。它改变了世界,它促进了苏联东欧专制极权政权的垮台,它给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教训。

这种突发事件的结果,取决于反抗的人民与极权统治者之间的力量和策略对比。就人民这一方面说来,决定其力量大小的因素,一是数量和组织程度,二是主观行动及其目标的明确程度,三是策略的正确、坚定和灵活程度。就统治者这方面说来,一是统治者力量,尤其是他们还能够控制的武装力量的强弱程度,二是极权统治者的无耻和坚决程度,三是专制政权各级人员,尤其是武装力量的服从程度和反叛程度。

就力量和声势说来,苏联的八一九,远远没有中国的八九民运声势浩大,但为什么结果却相反,苏联人民胜利了,中国人民却失败了呢?这里,有两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1、就反抗力量说来,中国完全合法的全国领导人赵紫阳等,不敢对邓小平有任何积极主动的反抗行动;而对全苏联并不具有完全合法性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却勇敢地走上街头,号召抵抗。如果叶利钦像赵紫阳一样不敢抵抗,那么,苏联人民也是必败无疑。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有了某种决定性的意义。

2、就专制暴君那一方面说来,苏联的那些将领,既没有邓小平的权威,又没有邓小平这样无耻,还有一点人性,因此他们在需要镇压,尤其需要杀人时,不免显得有些犹豫。而邓小平却是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开杀戒。人,一到不要脸皮,就失去任何道德底线,就没有救了。

所谓好的怕孬的,孬的怕赖的,赖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就是这个道理。对这些不要脸的人,无论在中共内的,还是钻到民运中的,都还是离远一点好。在中国历史上,原来最大的坏蛋一直是秦始皇,中国农民恨了他两千多年。但毛泽东一出,自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万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坏蛋。但是,毛泽东的特点是死要脸皮,还有一点羞耻之心;而邓小平的特点却是不要脸皮。两者的特点符合专制君臣关系的要求。因此,邓小平做起任何坏事来,都是毫不犹豫,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人之一。我在大陆曾经口头上和写文章,责问官方:邓小平说他爱中国,爱中国什么呢?不过因为中国是块大肥肉,恨不得把这块肥肉一口吞进他邓家的肚子!杭州一个朋友对我说,毛泽东是把天下看成家,天下就是自己的;邓小平则要把天下搬到自己家,变成自己的。六四那些天真幼稚得令人震惊的知识精英,碰上这样一个无耻,冷酷,坚决而凶残的恶魔,也算是他们倒楣。当时我在监狱,对精英和邓两方面的对比鲜明的相反情况,深感震惊。

二、渐变道路

极权专制制度要走向民主,也可以走另外的道路。这就是渐进变革的改良道路。类似台湾,匈牙利和戈巴契夫曾经企图走的道路。

但走这条道路的一个最必要条件,就是极权专制的统治者愿意并且决心走这条道路。愿意开放党禁,报禁,及到愿意实行民主选举并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从上而下的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没有统治者的同意,就不可能。六四以后,中国特有的”告别革命”派,公然歪曲,篡改和捏造历史,公然捏造”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暴力只能产生暴政”之类的”规律”,自大狂地把自己当作中国的统治者,决定走改良道路。他们千方百计否定作为民主精神、民主道路的精髓和圭臬的《独立宣言》。在策略上,他们无视客观条件,把极权政权和英国的议会民主等同起来,从而把甘地和平主义的作用任意夸大。这种情况,乃是一种精神或理智的错乱。

台湾道路和匈牙利道路是由于特殊条件而产生的,而且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一般专制与大陆极权专制有重大质的差别。所以台湾和匈牙利成功了。这条道路有它的优点,又有它的缺点。它的优点是和平平稳,破坏小;缺点是不易解决官僚腐败等弊病,和重振民族精神的问题。

戈巴契夫的新思维,开放党禁报禁,企图走渐进改良道路。但他运气不好,遭到苏联保守派反对,迫使吸取六四教训的苏联人民,不得不走东欧许多国家的突变革命道路。

我的哲学理念和人本主义社会科学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死板的”决定论”,死板的”必然规律”和单向单线发展的历史观,主张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统一,必然和或然的统一,主张多线多向发展的历史观。中国走什么道路,中共当局和中国人民有选择余地。我不否定任何一条可能的道路。作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强势一方,中共选择的余地更大。但是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当局的顽固态度,我对中国走渐变改良道路的前途,并不乐观。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民主力量,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应该作好各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最后,希望听到对上述观点有内容有深度的批评,包括中共及其地下势力方面的认真批评。希望中共势力能真正拿出一点像样的东西,过去他们只能在内容之外,作抹黑性抨击,只能表示他们没有能力讨论真正严肃的理论问题。不过,对他们这方面能力,实在是无法恭维。

2003年5月21日写

【注】本文原是为一个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后因故未与会。现整理发表。――徐水良(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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