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1日讯】年关已近，年内发生的郎咸平与把持中国经济讲坛话语大权的“主流”经济学家的争论似乎已经咽声熄鼓，但是，“主流”们没有就此罢手，耐人寻味的是，众多“主流”于10月20日参加了郎咸平的官司对手，民营寡头顾维钧借科龙成立20周年举行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好大的口气，寡头与“主流”们已经把他们放在一个以“中国”命名的平台上弹冠相庆了。
好豪华的阵容，与会者计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陈小洪所长、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助理巡视员贾小梁、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甯向东、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黄速建、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等 15人”，其间，还推出了对郎咸平破口斥责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执笔的报告《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
盛会的余音尚在缭绕，盛宴的酒香尚未散尽，一个惊天动地、罪大恶极的，让人在惊诧之余，顿生愤怒，痛心、悲凉的大案展现在世人面前，现实的巨掌，再一次挟拷问之气，给了“主流”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据《财经时报》报道“一家多年承担国家重点计划的国有骨干企业，7年间，在由国有到民营再到国有的曲折改制过程中，4.2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殆尽，主要涉案人携款蒸发”。此案的作案过程，俨然是一出在中国经济舞台上不断上演了多时的国企“改制”的活报剧之一，把一个个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罪恶大白于天下。
第一环：选准目标“长春半导体厂始建于1964年，在当时由中国半导体事业创建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高鼎三先生提出创办并参与筹建。该厂在中国早期光电资讯产业发展以及长春市发展成为中国‘光谷’的过程中，一度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曾多次受到中央军委、国务院、总装备部、资讯产业部的表彰。…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企业经营渐不景气。…”，贡献如此巨大，作用如此重要的高科技企业，所谓“渐不景气”，可能是在“主流”们“国企必死”论启发下，在周围贱卖国企氛围的影响下，内贼萌生的举动，为日后“转制”找到借口。
第二环，民企登场“恒河集团以承担半导体厂3410万元银行债务，外加2000万元现金的方式，合计出资5410万元，占新成立公司股份的 80.6%，成为第一大股东。长春半导体厂出资1300万元，占股份的19.4%。…1998年3月17日，长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在工商局注册成立，资产性质从国有变为民营控股、国有资产参股”，一纸协定，民企控制，为掏空国资埋下伏笔，见证过国企改制的人都知道，民企拿出来多少钱，民企有没有这么多钱，甚至民企有没有钱，都是一概糊涂。
第三环，空手套白狼“长春半导体厂1998年初账面资产合计2.2亿元，总负债1.6亿元，净资产6000万元。…‘半导体厂的土地、厂房，均没有进行评估，根本没记入固定资产’。按照后来相关中介机构的认定，半导体厂土地当时价值1.5亿元，厂房估值5000万元，总计2亿元。…如果把账面的 2.2亿元资产加上漏评的2亿元资产，长春半导体厂的总资产应该是4.2亿元。…5410万仅相当于4.2亿元的13%，折价近90%！…合资公司成立3 天后的1998年3月20日，恒河集团忽然从合资公司抽走入股的2000万元现金。…恒河集团仅以承债3410万元的方式，全面控制4.2亿国有资产。但即使是这3410万元债务，直至半导体厂再次转让，恒河集团也一分钱未予偿还。…也就是说，恒河集团从始至终未出分文，即空手套得4.2亿元国有资产。”，低估贱卖于先，抽逃资金于后，在原败家经营者与民企盗贼的联手之下，民企分文不出，套得4.2亿元资产。
第四环，疯狂掏空套现“1998年之后的3年间，恒河集团开始大张旗鼓地拆除半导体厂厂区、厂房，并把土地几经倒手转卖给其他房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到2000年7月再次易主前，半导体厂厂区已被拆除九成。…半导体厂大量设备陆续以极低的价格甚至赠予的方式，转入到与张力（原厂长）有多家关联企业的手中…截至2000年7月，原长春半导体厂包括3410万元在内的1.6亿元原有负债分文未予偿还。原有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已被变卖得所剩无几。”，这是数不胜数的国企“改制”后的命运轨迹，根本不进行“搞活”，展现私企治理下的“活力”，或者用一些“技术”处理，显得“有活力”，不动产统统转卖或鲸吞，债务一分不还。
第五环，烂摊子再“改制”扔回国家“2000年7月，长春机电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不能让民营企业恒河集团控股’为由，让其所属的国有独资企业 ——长春光学有限责任公司以接过恒河集团3410万元负债的方式收回半导体厂，公司重新成为国有企业。此时的半导体厂只剩下数百名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近千人)，901厂房和几台机器。…该次改制，令恒河集团在没有承担任何罪责的情况下，完美离场。…一个多年承担国家“863计划”的国有骨干企业，就这样人间蒸发，几乎不留痕迹。”，国有资产几乎丧失殆尽，生产工人流离失所，剩下所有债务和没有出路的工人与老弱病残留给政府收拾残局，手法血腥而冷酷。
落幕，“前台主角”原经营者张力“一直稳居厂长一职。甚至在并入华禹光谷后，张力更晋升为华禹光谷副总裁，直至被‘双规’”，“后台策划”冯斌 “在此人的授意和默许下，4.2亿元国有资产才得以以‘零’价格‘赠予’民营企业。”，潜逃，“后台老板” 恒河集团董事长孙宏伟，携款潜逃境外，“恒河集团是长春有名的民营企业，辖下有多家子公司。知情人士讲，之所以恒河集团能够“空手套走国有资产”，原因在于孙的能量巨大，‘黑道、白道都吃得开’。据称，恒河集团当年还参与了灯泡厂、拖拉机厂等多家国有企业的改制。”
自此，4.2亿国有资产，养肥了三个“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的“代表”，成为张维迎口口声声要善待的“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因为张维迎的标准是钱，而不管这钱从何来，以何种方式来，“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整个社会就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不知道张力、冯斌、孙宏伟们的巨大“私人”财富，被张维迎们计算在“社会总财富增加”之内还是之外？
张维迎信誓旦旦地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是这样开始的。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所有制不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改革的目的就达不到。为什么现在要讲国退民进？因为检验一个企业所有制的标准，就是在竞争中有没有生存能力，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长春半导体厂按照张维迎们“意识到”的“真理” 改变了所有制，结果是三个暴发户的得手，背后肯定还隐蔽着更多的贪官污吏、黑手私企。大批工人失业，银行债务逃废，难道这也是所谓“回顾这个过程，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改革都是在寻求尽量对大家都有益的结果，好多改革措施不是说你政府官员、经济学家‘拍脑袋’就能出来的，而是各个地方自己在发展时迫于压力自己摸索、创造出来的路子，”？可以说，类似的罪恶，在“改制”过程中比比皆是，当然是“各个地方自己在发展时迫于压力自己摸索、创造出来的路子”，无非是谁比谁更贪婪，谁比谁有更“麻利”的“创造”和“路子”。
张维迎警告我们“不可否认有一些国企改制操作不规范、甚至是买者和卖者相勾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是不能宽容的，经济学家对一些现象也做了许多抨击与警示。但总体而言，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故意混淆是非，参与“改制”的“私人财产”是怎么来的，实实在在地来了没有，来了多少，套走多少，又反过来被“国家政府部门侵吞”了多少，张维迎钔作为自诩为有“学术良知”的经济“学者”，有没有进行过认真而彻底的调查，有没有基本的资料支援，有没有从拿到大笔富豪的酬金的各种“报告会”、“研讨会”上走出去，去到诸如长春半导体厂这样的大型国企的改制现场进行过调查分析。如果有，应该凭“良知”给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一个交待，作为政府经济决策的“高级顾问”，“主流”们有这个义务，如果没有，就是睁眼说瞎话。
长春半导体厂的这一事件，孙宏伟套走多少钱，可能永远无法知晓，而孙宏伟参与的“灯泡厂、拖拉机厂等多家国有企业的改制”，又套走了多少钱，也是不解之谜。长春半导体厂的“改制”罪恶绝不是个别现象，是整个“改制”大潮中数以十万亿计的国有资产被不明不白地缩水、贱卖、套现的种种罪恶当中的一桩个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让所有被“改制”企业的知情的工人、管理人员站出来作证，更多的罪恶会昭白于天下。这其中，应该有众多贪官污吏、原经营者、私企寡头们实际操作的“功劳”，更有“主流”们构思、鼓噪出所谓“改制是必由之路”的“功劳”， “主流”们在明知这些罪恶发生的情况下，只是轻描淡写地“经济学家对一些现象也做了许多抨击与警示”，更多地却是鼓吹“如果所有制不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改革的目的就达不到。”。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抽打着那些厚厚的脸皮，但是，国有资产是实实在在地消失了，工人群众是真真实实地失业了，“阵痛”最终还是被最广大的群体和国家承受着。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罪恶，被清算的相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淹没在“主流”与寡头欢快的庆祝声中，如果有机会清算，如果能够清算，首先不能放过贪官污吏，私企寡头，但也绝不能放过这些军师们，但愿有机会，但愿能够。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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