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9日讯】就题目作两点说明。一是，“政府做了好事后还要骂”是民主精神，但不反证“政府做了好事”没有骂或说好话有违民主精神。二是，“骂”是随俗之词，意思指批评批判，这里把谩骂等含意除外。
[一]、政府做了好事该不该骂？这由个人或所属集团定位而定
若像现在时兴的一些自称民主和独主知识份子者那样，站在民主与专制中间地位，对双方都均等对待。他们是定位于评审者或想显示自己的客观公正者的立场，则理应政府做好事褒之做坏事贬之。这是人们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权利，不能说它不符合民主精神。
若定位于御用文人，则政府做好事不可不唱赞歌，即使没有做好事甚至是做了坏事，也要制造出一些假好事或者把坏事说成好事来说好话。若是在有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这些为专制统治者说好话是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若是在专制社会，这与言论自由无关，它是言论霸权。这些言论的表达形式是反自由的，其内容必然是反民主的。
若定位于公民监督，则政府做坏事好事都要骂。只是骂的内容和分寸有别。
若定位于反对党，则不论在何时何地也不论政府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可说好话。
若定位于知识份子，则政府做了好事后说好话不是他们的职责。其责任是对社会和权力的批判；骂政府即是中一项主要内容。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不管是政府做了好事还是坏事的时候都要骂。
我的题目是站在民主、民运和知识份子的角度而定的。
[二]、政府做了好事后还要骂的理由
理由一，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人民是雇主政府是政府是雇员。雇主骂雇员是应有的权利。雇员做了好事，雇主固然可以奖励几句，但是，这不是雇主必尽的责任。继续骂，要雇员检查不足和做得更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人民对政府做了好事说不说好话是态度问题，大不了说它是道德问题；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只能采取在政府做了好事后说好话的态度。可以不可以在政府做了好事时继续骂是权利问题，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没有人有权要救别人在政府做了好事后放弃骂的权利。
理由二，根据民主精神和监督的要求，作为一个民运（即反对党）人士有两个理由对政府做了好事后不说好话。其一是，民运近期的目标是改变专制社会制度为民主制度，为达这一目的在策略上当然可以在政府做了好事后说些好话以资鼓励；但是，最主要是骂其还做得不够，或心怀恶意做好事。这样才能施予足够压力，迫使他们非继续演变不可。若专制政府一做了好事就只准说好不可再骂，无异是给专制权力一个讯息：你的演变可以到这里止步了！
其二是，民运定位于一个反对党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取现政权而代之。“鸡蛋里头挑骨头”是作为一个反对党应有之义。请问，在权力自由竞争的民主社会里，有哪一个反对党在他们对立党的政府做了好事后说好话的？民主党克林顿政绩之佳不见为美国史上少见，反对党共和党说了什么好话？倒是克林顿的拉链门给共和党拍得嘭嘭响！对待非民选的专制政府做了好事，作为反对党更不能为之说好话。若政府做了好事就要说好话成为反对党的义务，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推导出执政期间取得成绩的党就有不用再竞选而可以继续执政的权利。因为它做了好事，连反对党也说好话了；你反对党总不能一面说对立党做得比你好，一面又要求选民选你这个不做得如对方好的党吧！若专制党做出了政绩，反对党对它歌功颂德，除了表明不与之争执政权外，无疑是承认其权力的合法性。
理由三，知识份子责任是监督权力而不是做社会公证的裁判员
因为权力和腐败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所以，对权力的监督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组件。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对事实必须求真，但是，对理论和批判就只能主观。所谓知识份子，就是持有固定的怀疑和批判权力和社会立场的知识人（你说他们不持平不公正或说他们偏激，那是你们的偏见）而不是作竞技场上的裁判。有人作公评批判，那是他的权利而不是知识份子的责任。知识份子要做的是对权力和社会（又特别是对专制权力和社会）怀疑和公开批判。这是知识份子的天职。没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有知识者只能是一个智囊或知识匠，不是一个知识份子。
理由四，反对派和知识份子对政府做好事没有说好话的必要
就拿美国来说吧，政府做出了政绩，其公关部门会庄而重之广为宣而布之了，还有那些的学者、拥政府或持平传媒自会给他说道。说到专制政府，特别是像我们中共国绝对控制所有媒体还控制或影响海外一大片传媒、又养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庞大御用知识份子群的情况下，不论政府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都必然会好话说尽。所以，按照民主和监督精神，作为民主人士、民运人士和知识份子完全没有必要去凑热闹、与御用文人为伍，为政府做了好事去说好话。
[三]、“政府做了好事必须说好话”的思想分析
如果说，政府做了好事“应该”说好话，这是学者写论文或公证机关应有之义。如政府做了好事“必须”说好话，是专制思想的表现。请看看事实。中共做了好事，或者他们认为是好事而实际是祸国殃民之事，或者他们明知道是做了坏事，都无不全国一片说好声；同时也强迫人民给他多说感恩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见到民主政府如此作为。可见，事实说明强要别人对政府说好话是极权制度的特色．
为什么他们这样重视民众说好话呢？即是说，为什么共产党这么爱面子呢？
原因是他们的政权是非法的。权力没有合法性，内心就虚弱，就要用外在的面子和掌声作平衡。民众的好话给了不合法政权以“认受性”，而共产党就把“认受性”视作是“合法性”。就是说，人们给它说好话被它当作非法权力保命延寿的法宝；因此，视权如命的极权专制的共产党没有不强求人民给它话好话和拍手掌的？中国大陆之所以“政绩工程”如此多且走火入魔、从凭票一月三两油到饿死三千万人到两极极端分化的今天都是“天堂”都是“盛世”、鼓掌文化如日中天历五十多年而不衰、全国一片假…等等，为的是用它来掩盖其政权的非法性。政府做了好事必须说好话只是其中突出表现的一种而已。
以上只是说政府做了好事要人民说好话的因由。那它的思想实质呢？
如果你如前所说的，确认政权的权力是由你授权而来、把政府当作是你的雇员的话，你也许会认为在感情上或道理上应该给做了好事的政府说几句好话，以示赞许、鼓励或谢意。但是，当你作政治考虑时，就不应当放弃你在政府做了好事后还要继续监督的权利和责任。所以，政府做了好事后还要继续骂是为正常和必要。
如果你不作如是想，你把政府视作是养活你的父母，是恩人，是“父权”，是明君，是天神，是伟大救星…那你在他做了好事后，就非大说特说好话不可。若是这种思想放在民主社会，还没有多大问题；若放到专制社会，在客观上就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帮凶。请问，一个彻头彻尾的非法的恶政，它偶然做了好事，你为它说好话，后果是什么？比如说，一伙强盗洗劫村庄后，有一强盗抱起一被弃于路边的啼哭婴儿，把它放到一间空屋里去。请问村民是不是要“强盗做了好事必须说好话”？这种思想令这些人自视为儿子或奴民。这与民主观中人民是主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民主社会是无法在这种奴民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四]、民主、民运人士或知识份子接受“政府做了好事必须说好话”是对民主的背叛或放弃知识份子的责任
一个民运人士或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者，接受“政府做了好事必须说好话”的思想，就是放弃了原本所持的民主思想、民运立场或知识份子立场（当然也可能是这些人原本就没有这样的思想和立场），把立足点从民主民运和和知识份子这一边移到民主与专制的中间地带。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选择他所需要的立场的权利，所以，我这并不是说这些人这样做有什么错。我只是说，他们离开（或者说是背判、放弃）了原有位置而已。我不会反对别人在政府做了好事后说好话，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我坚决反对强求别人在政府做了好事后必须说好话；也强烈反对指责别人在专制政府做了好事后继续骂的言行。
叛离原来民主和知识份子立场的人指责没有叛变的人对统治者“只给大棒却不给胡罗卜”、对专制统治者做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大好事（？）”也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我认为所被指责的事，正是做得对极了的事。这才是民主精神、民运原则和知识份子天职。
叛离原来民主和知识份子立场的人指责没有叛变的人不正面鼓励胡温走一条和江泽民不同之开明道路和不给予他们空间。我认为这个说法全错。就我所见，没有民主人士和民运人士阻止胡温走任何开明之路。相反他们所反的是胡走比江更专制独裁的之路，他们意图要封锁的是进入朝鲜金家皇朝的空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证明他们所言所行是对的。
叛离原来民主和知识份子立场的人指责坚持民主民运和知识份子立场的人自己根本不具备彻底对抗的实力决要长期采取坚决敌对的立场。我说，若这一说法成立的话，古今中外所有民间反统治者的事都必须取消。因为没有一个民众初起时期就“具备彻底对抗专制统治者实力”的。没有实力不是放弃反抗立场的理由，没有足够力量正当且历史和事实证明可行之路是从零开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地累绩力量。
叛离原来民主和知识份子立场的人给坚持民主民运和知识份子下结论是：这类民运“破罐子破摔”，是自绝于人民。我想说的是，到底是民主、民运人士和知识份子自绝于人民，还是共产党自绝于人民，或者是叛离原来民主和知识份子立场去支持专制统治者的人自决于人民，还得由时间来验证。
“绝于人民”（谁代表人民！？）！啊，这个共产党的名言消声一个短时间后又一次复活了。
当政府做了好事后，有些人必须好话说尽；有人可说好话可以骂；有些人只能骂不能说好话。这是正常现象。不正常的是已经出现的一些现在还自认是民主人士，曾经是民运人士，更自称是独立知识份子的人批判别人在专制政府做了好事后不跟着他的脚步给专制政府说好话。我认为，斥责民主、民运人士、知识份子在政府做了好事后还要骂，是思想荒诞行为狂妄。
2005-9-27
──原载《新世纪 www.ncn.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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