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审查:知识份子和民众共同之路

陈永苗:政治正当性

——陈永苗维权运动文选

陈永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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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8日讯】对于近代以来一百多年政治格局的变幻来说,土地所有权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孙中山的“民生”问题解决方案与土地问题纠缠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也是。虽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资本日益重要,但是如今我们又必须面临孙中山的“民生”学说的质问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问题是渗透进入土地问题之中,本身无须成为对立的考察物件,所以我们还是面对土地问题。

   之所以重新面临民生问题,就是一百年来追求富强的运动,从土地和金融资本领域来看,抛弃了孙中山通过宪政框架共用全民共同努力所获利益的安排,发展经济只受益于权贵资本家。这些权贵资本家是寡头政治的主人。

   从过去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封建社会每一个朝代当出现官僚阶层攫取了大多数财富和土地时,皇帝被迫和民众就联合起来,进行抑制和打击,这就是历代王朝抑制豪强运动。从中央政府对杨斌、周正毅等这样一系列土地问题和金融资本问题缠绕的大案件的整治运动来看,可以看出一种倾向,那就是中央政府与社会底层结盟,高度重视民意,倾听公众的呼声。

   而实际上对于中国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民来说,政府级别越高,其权威性越大,中央政府还是代表他们的利益,例如《南方周末》12月11日的新闻《失地农民缘何敲锣打鼓送档?》报导的那样,他们经常利用中央的政策档来否定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违法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之中,通过违反宪法和法律形式权力来谋取私利的一些地方政府以及官员和参与分赃的资本家一起形成的权贵资本家集团,是中央政府和他们共同要对付的对象。就像古往今来的无数国家昭示的那样,寡头与平民之争是一切内政骚乱的根源。

   一些违法的地方政府对城市房屋和农村土地的拆迁和征用造成社会底层重新陷入贫困,生活资料不足维护其基本生存状况。城市居民最大的财产就是房屋,农村农民最大的依赖就是土地,违法拆迁和征用就是把他们推向“无产者”。而古代历史显示如果还有大规模灾难,例如金融危机、瘟疫,饥荒、旱灾、洪水等发生,这样大规模死亡发生以后,就有了大规模社会动乱。从中央政府对周正毅案件等的整治力度以及近来土地新政措施来看,土地拆迁和征用问题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只有到了那些违宪的法规触犯了社会底层的基本道德底线以后,人们才会意识到作为国家命令的法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高的高级法,这个高级法显示了这些法规的不正义性。这个基本道德底线问题,也就是铭刻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念。传统社会的农民革命认为,在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保障最低生活的要求是正当,也是必需的,他们忍受剥削的极限是他们的生计有所保障。失去生活保障、生活水平下降到“安全线”以下,可能激起怨恨和抗议。这种朴素的正义观念仍然在中国人的脑袋之内。

   现在这些朴素正义感,也就是写在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里,那么用宪法对各种恶法进行审查,并予以废除,是目前比较好的道路。收容遣送的违宪审查路径就是证明,2003年6月2日,对该行动,《纽约时报》指出,为了促进变革,大陆年轻知识份子多数采取了“体制内改革”的路径,他们认为这是大陆最有希望、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政治改革道路。

   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和顺畅的途径,当底层群体面对国家的威权,其抗争的心理冲动因为压抑和挫折而扭曲和畸变,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体反抗的物件可能不再是国家,他们会将整个社会作为渲泄对象,指向无辜的其他民众或同类弱者,甚至指向自己或家人。例如湖南张君案,石家庄蕲如超爆炸案、河南杨新海和黄勇案件都是指向无辜的其他民众,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和南京市翁彪自焚是指向自己。

   对于社会底层来说,目前违宪审查维权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与大多数人相对比而言,少数人常是以个体面目出现的,他们一直对自身权益没有充分的认识,也没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对抗多数人的歧视,因此他们本身很难改变“恶法”。法规是可以无数次重复使用的,所以从对法规进行违宪审查入手,也是最有效率的。违宪审查是大势所趋,曾经有一段时间,风传今年中央政府修宪要加入违宪审查制的规定。

   与激进的乌托邦知识份子不同,尚未走入绝境的社会底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走温和的、合法的抗争之路,以前的抗争是上访、司法诉讼等,流血冲突事件较少。2003年7月14日,浙江省杭州机械工业学校退休教师刘进成发起、金奎喜律师等116人联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和杭州市的“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可以说对社会底层来说,这是新颖的方式,也是原来上访、司法诉讼方式的延续。我认为他们的行动,有从知识份子发动的收容遣送制度违宪审查建议的行动处获得鼓励。

   《纽约时报》同时认为,那次知识份子的举动是中国大陆首度出现以民间形式要求执行宪法中赋予的人权保障,与十四年前“六四”一代的激情相较,大陆当代知识份子多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如今知识份子不再是去煽动社会底层的道德义愤感,而是引导他们走向法治的道路。对如此知识份子和社会底层共振在一起,而且最高当局也是同盟,我看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洪流。
  
《新闻周刊》年终特刊“新民权行动”(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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