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2日讯】目前全国各地无锡、常州、苏州、南京、广州，成都、深圳等城市在酝酿设立“禁讨区”，而且有波及全国的趋势。因此我向一大批自由主义者例如徐友渔、顾肃、秋风等约了稿，在《新京报》上发表了十五篇左右的文章，为乞丐辩护。
“禁乞”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事情，而是可以从中嗅到从不远的将来传来的，一个不详气息，一个巨大社会动荡即将发生的预兆。
法国大革命前夕，也出现了“禁乞”问题。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中写道，人们不适宜最残暴的手段对付那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想一举扫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的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多人。 这样的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
这些情况背后的问题，也就是尼采和舍勒的“怨恨”。当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论述了“怨恨”与现代性的问题，而他在与吴伯凡的对话之中，就暗示了这是中国当下问题的关注。马克斯•舍勒1914年的著作《道德建构中的怨恨》，承继了尼采的怨恨命题。他所谓的怨恨，是肇始于不公正处境引来的伤害，因无力反击，而只得强抑情感波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一种自我毒害的心态。这种基于生存性无能之体验的报复欲望，是仇恨、嫉妒、阴恶、幸灾乐祸等不良情感的综合，又在程度上高于它们，其间一个主要的差异便是：报复、嫉妒等情绪往往由特定的诱因引发，且与确定的物件相联系，而怨恨则并不产生于某一特定、具体的诱因，也不随特定诱因的消失而消失，它是一种更加持久、更加盲目的心态。
中国的土地革命意在解放农民，彻底解决民生问题。可是如今回首，历史形同梦魇，呈现出黑色的荒谬和绝望。一百多年的努力，如果依然如故，甚至更加糟糕。如今中国属于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城乡差距颇最大。社会底层恶劣的生存状况又重新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我在于建嵘博士的讲座上，和他沟通过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目前社会底层抗争中的工农联盟已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底层之间，城市的和农村的之间，有着巨大怨恨。
与农民相比，大多数城市人还是比较幸运的，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海城市的人们来说，经济的增长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尚未坠落到生存线以下。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竞争的严酷，对眼前沿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
这些各地政府极力渲染乞丐的危害时，这时候就唤起大多数市民的恐惧，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唯恐自紧的己成为乞丐犯罪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谎言与真实，因为盲从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反正禁乞对其没有切身利害关系，反而“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乐见其成。
而必须看到，乞丐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因此，城市市民对乞丐的歧视，也是与城乡二元结构和冲突有关的。
类似的怨恨有德意志民族对犹太人的其实，因为认为犹太人对德意志的生存构成威胁。其实城市民众也是受压迫者和弱者，但是其无法与强者对抗，怒气必然针对更弱者乞丐和农民。詹姆斯.斯科特也提出一个道理，说当社会底层没有能力与上层对抗时，非常弱势时，他就会把仇恨的对象指向与他们地位相等或比他们还差的人。
我的这次“禁讨”组稿活动， 我认为是体制内部进行努力，能够用尽现有的最大空间，这样效果不仅最明显，而且能为未来奠立不易的社会结构。而且这样的努力没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对抗，从整体也能获得最大支持，消耗最小。而且如果当局否认，那它也就是自杀行动。因为否认自己的法律，会造成当局内部也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
乞丐的权利是法律之下的权利，这次的努力是法学家的努力，只是中国大多数法学家是没有能力到场的（这次有著名法理学教授卓泽渊先生）。卡尔.施密特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说，历次革命运动都确证了一个事实，法学家被看作特殊的敌人。他们是现存秩序的“神学家”，其实，法学家是一些支援革命的人，他们使革命充满了激情，去争取被压迫者和被伤害者的权利。(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