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廖真翊台北特稿）号称世界最大流量的中国“春运”，总在每年新春前开启一列列加班车，牵引着上亿农民工返乡团圆的热切愿望。无论能不能回家团圆，家始终是支持农民工在冷漠城市里奋斗的支柱。
隐身在北京中心商业区一栋商务楼背后的简易工棚里，几名农民工正背着军大袄、瑟缩在被子里取暖。瞧见不请自来的陌生访客，他们显得有些惊讶、腼腆，但是一谈到老家与亲人，他们一个个热切地向陌生人介绍起家乡。
今年才十五岁的李祥（化名）说，家里有一大片玉米田，父亲养得活一家老小六口人，但是供不起他念书。与其在农村里混日子，他觉得不如到大城市里打工，一边长点见识，一边看看能不能攒些钱让弟弟读小学。
去年三月，李祥跟着几个河南老乡到北京务工，一伙人在十几个工地转悠了几天，直到现在这栋商务楼的工程单位雇用，他们才定下来。
虽然雇工单位和一起务工的人没戳破李祥的真实年龄，但是终究因为年纪小，只能干点杂活儿、充当搬运工，他干裂的双手满是硬茧，与稚气的脸蛋极不相称。每天有作不完的粗重活儿，加上第一次离家那么久，李祥不好意思地说，有几次想着老家就忍不住哭了。
但现在他自豪地说，自己挺过了最难的时候，每天想到过年能回家团圆，“我就有鼓力作得更起劲儿。”李祥说，在北京始终有一种被视为外人、甚至次等人的感觉。初来乍到时，他喜欢与伙伴上街看看北京这个大城市的风貌，几次感受到城里人异样的目光或是刻意避让后，他感到自尊心受损，从此就不太愿意往街上跑，生活动线简化成了从工地到工棚、从工棚到工地。
李祥说，在北京日子虽然难熬，但是一个月能挣九百、一千元，平常跟着大伙儿吃大锅饭、睡工棚，几乎没什么花费，估计过年应该能领齐近万元（人民币）。一想到平生第一笔工资能给家人带来的喜悦，平时累得趴下就睡着的李祥，竟然也会高兴得睡不着觉。他说，打工虽累，总是比种田强，为了家人，他不怕累。
和李祥一样离乡背井、远赴北京打工的还有孙红（化名）。这个甘肃女孩才二十二岁，却已有了三岁的宝宝。她说，原本在老家都是下地（农田）帮活儿，为了让孩子过好一点的生活、同时也要存点读书费，她从二零零四年开始参加妇联招工，到北京从事家政工作。
孙红在北京一个国际公寓附属的家政中心做事，家政中心提供家事服务每小时收费十元人民币，但孙红每个月要做满一百小时家政后，才能按每小时分取四元工资。她说，每天工作至少十小时，每个月扣除生活花费可以挣个七、八百元，工资都直接汇回老家，大部分让代她照顾孩子的父母作为生活支出，能省的就存起来。
由于年纪轻再加上手脚俐落，指定孙红打扫的客户不少，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台湾人、澳洲人，国际公寓里有多少国籍客户，她也记不清楚。
但是她知道每个客户的个别需求，例如日本人要求打扫得一尘不染，一发现没打扫干净的死角就要全部重作；台湾人很客气，偶尔会留些水果或零食让她带回去；美国人和英国人经常举办派对，打扫起来会累死人。
偶尔，孙红也会遭遇到十分傲慢无礼的客户，“从他们脚底下擦地板，连脚都不肯抬”，或是颐指气使地向她提出各种要求，甚至随便污赖她偷拿家里的东西。
她说，一开始遭遇到这些挫折总是想回老家算了，但是经过同伴劝解，“来这不就是为了挣钱吗？能忍则忍，忍过了这几年，挣了钱就不必留在北京受苦啦。”
于是孙红在北京一待两年，去年中国新年索性不回家，今年则在中国新年前几个月，就为孩子采购了玩具、新衣。
为了节省返乡车费，孙红买了七十元一张的站票，从北京出发就在拥挤又充满异味的车厢里站了三十多小时，一路恶心发晕，幸好平安回到家人与孩子的身旁。
孙红说，和自己一块儿打工的姊妹，有好几个人都回不了家，有人是为了节省返乡车费，有人是希望领年节加班奖金，其实都是为了多挣点钱让家人过个好年。
她有感而发地表示，在中国，像她这样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多的是，“其实都是为了挣钱、为了照顾家庭，要不是农村日子过不下去，哪有人愿意离开家乡呢？在城市虽苦，只要一想到家人，怎么苦都值得。”
据不完全统计，离家远赴城市打工的中国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至少有一、两亿人，他们在城市里以劳力换取微薄薪资，再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汇回老家盖楼房、买农具，要让留在农村里的家人“过上好日子”。
每年薪春前夕，与家人团圆的热切愿望总是牵引着大批农民工踏上返乡路途。
只要这一年的血汗钱不被拖欠、只要在城市里没有因为病痛不能上工被遗弃，他们都会不辞辛苦、想方设法地回家，无论要在车厢里站上几十个小时，甚至因为无法挤到厕所，得准备成人纸尿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