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3日讯】３、人类社会的本质与改变世界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认识的过程，主体与客体、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都是在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录），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完全区别与18世纪的那种传统的唯物主义，传统的唯物主义是把在认识的过程中的，感觉作用（主体）看成是被动的，因而把活动基本上归之于客体，是客体恒定不变、而一切适应全在认识者（主体）一方的过程“（参见罗索《西方哲学史》下27章）。
共产党理论进一步认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语录），“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战天斗地”，要“斗”不停（宣传语录）……，“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唯物辩证法”，使共产党的“哲学”成为“斗争哲学”，不仅要改变社会本质，还要改变自然世界和宇宙，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改变人的“本性”。
显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２〕已经不是哲学原意义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是要让世界（包括一切人类）适应服从自己（共产党），以及改变世界和人类的“工具主义”（同上罗索《西方哲学史》下），如果客观（客体）不能“适应”自己的，就要主观（主体）地去加以“改变”。
当人（的“本性”）成为可以随意“改变”的时候，人已经不成其为人了，成为了“工具”和“工具的对象”；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这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自称的“唯物辩证法”（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世界史观、新的历史观──〔６〕），应该有较清楚的本质识别。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理论，一方面违背于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社会自然发展规律，──民主制社会是人类社会自然的、客观的、必然的、正确的反映，是人“本性”的需求；另一方面对立于人与自然的固定、静止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
如何进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呢？在其理论实践上：
一方面，强调要人为地“改变世界”──主观能动地创造“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宣言》：进行“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即所谓“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２〕，把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荒谬地归结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的运作过程，完全掩盖了人“本性”的需求才是人类社会运动的本质，造成历史的迷雾曲折，掩盖了民主制才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反映。
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经济形式，当成社会政治制度，并终结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产物”，混淆了价值观范畴与认识论范畴的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症候所在。
只有人“本性”的需求，才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需求”就是民主，只有民主制的社会政治制度，才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产物，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可以替代“民主政治制度”；社会“政治制度”如果违背人的“本性”，那么必然不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只是“弱肉强食”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的论述，就违背了人的“本性”，人为地给人类制造出“阶级”仇杀和战争；从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今天，经过158年的迷雾曲折，终于对“必然产物”的残酷荒谬性有了共识。
所以，民主不是可选择可不选择的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反映！
它揭示恢复了“人”之所以形成“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社会”的“政治权力”起源的本质：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权利）的自愿“同意”、“委托”、“授予”的“集合”，是公共的“契约”，是“公共权力”，又为实现和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人的“本性”，及其这种“本性”的需求：“政治权力”起源的过程就是人“本性”的需求的过程，就是民主的过程，构成民主及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是运用传统哲学原义的唯物辩证法得出的观点。
“政治权力”的起源决定民主，公共权力又是民主的属性，专制者千方百计地搞混淆、阻碍民主就是从否定公共权力这个属性问题做起。
显然，民主并不是什么“多数人的统治”，“政治权力”“属于谁”的问题，它跟“多数与少数人的统治”、“谁统治”、“属于谁”〔10〕、“先进性”、“代表性”等等没有关系；跟“东方、西方”、国家、民族、文化、思想没有关系；跟经济发展、人口、自然状况没有关系；只跟“政治权力”的起源有关系，〔１〕也就是人“本性”的需求的客观反映，“政治权力”起源决定“执政”的合法性与否，并决定社会是否“和谐”，反映社会的本质。
另一方面，强调要人为地“改造主观世界”，即指“唯物辩证法”的“相互适应”，是指在人为地把社会政治制度“改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时，“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及“法权”（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全新的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的“新人”（共产党57年来就是这样的理论宣传），要“同传统的所有制（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又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这种“改造”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以及“决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意识形态”钳制来实现，总之，这一切都是要靠抢夺、控制、霸占“公共权力”，依靠“强权”来实现；显然，这都违背了人的“本性”，是把“自由、平等、博爱”本性的人“改造”为机器人，这正是“‘美好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走不通的道路”的症候之所在，最终是对“人权”的藐视和践踏，走向更加黑暗的──“国家黑社会”体制。
所以，在其社会实践上，中共专制者“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邓小平”6．4“讲话）”，“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引自《九评》）”的言行，就是这种要让世界（包括一切人类）适应服从共产党的“工具主义”的明确注解。
当今的中共专制者不也坚定地自称他是个“唯物主义者（所以决不会照抄西方民主，可以漠视人类群体遭迫害，而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引自 2006-05-01《民主中国》网，康正果：《胡锦涛耶鲁行侧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专制者在自称他是“唯物主义”者时（2006-04-21 耶鲁大学演讲），被翻译成“materialist”一词，引起美国学生和在场听众（当成美国语境中的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的会心一笑；当天下午耶鲁师生在Battell礼堂就其的讲话做讨论的时候，一个黑衣男子站出来做过争辩，专门解译专制者这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而不是真正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即他所说的不是“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说法），本身正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工具主义”，并非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这种“工具主义”不是用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却用于对社会科学进行“指导”，其危害也恰恰在于对“价值观”进行“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及共产党理论，就是依赖于“公共权力”，主观随意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工具主义”，把经济方式的“社会主义”当成政治制度，反之，不仅把政治制度的“民主”，分成东西方“不同”选择的“工具”，又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主”，作为是否选择和进行操作的“工具对像”，由此当然“代表”13亿中国人“做主”，得出：“决不会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选择”，这真是对专制者自称的“唯物主义”的强盗本质作了一次典型现场注解。
如果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认识到民主是人类历史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会再宣称“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的唯心主义观点。
“工具主义”与“物质主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是比较靠近的，思想上是“工具主义”，行为上必然是“实用主义”，被称之为“实用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其思维就是“工具主义”。
任何“发展观”，不论是“发展是硬道理”，还是“科学发展观”，其本身仅仅只是“认识论”，是思维认识的“工具”，只能在“认识论范畴”作具体的运用，因为其本身的“硬道理”或“科学性”是未定的和有限范围的；怎么确定一种想法、一个计划是当然的“硬道理”？是当然的科学？与之相比较，怎么确定某种发展观是“不科学的发展观”？显然，这是无法事先确定的，只能事后检验，所以，在“认识”之先，当“科学”成为“指导”思想，成为“发展观”、成为对社会公共权力的霸占时，那么也不成其为科学了，而在这里能做“指导”的，只有“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就决定了科学和文明的正确发展，这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及文明的发展史，不是已证明是每个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实现吗？
共产党专制者总是喜欢混淆概念，玩弄宣传舆论，千方百计地总要搞出一个“指导”思想，浪费大量的社会学术资源、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目的无非是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然而，却极大地伤害了人的良知和道德，摧残了社会正义，中国社会的学术主流意识，已经没有良知和正义了；中国的发展并不需要什么“指导”思想，也不需要坚持什么“发展观”，只需要保障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性”，建立民主政制，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和顺理成章得到解决，即民主制下的“多元文化”包括了多元科学，那时候，有什么问题的处理会不科学？“不科学的发展观”难道不会在论证时就被否定了？那个“领导”敢“乱发展”？……，而专制下，处理问题能不乱、能科学吗？
在这个例子中，专制者所自称的“唯物主义”应翻译成“工具主义”（Organum），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理论在哲学思想上都是“工具主义”（Organum），用推理和假设使人成了工具的对象，可以任意地“改变”、“改造”或“塑造”（人的“本性”），阻碍以人的“本性”为根本的社会自然发展规律──“民主”，在权力和金钱利益行为上是“物质主义或实利主义”（materialist），这才符合中共专制者的本质，也就是说，共产党专制者没有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
这里的核心问题，还并不在于采用什么哲学方法，是什么“哲学思想”方法主义者，任何哲学方法都可以用于任何方面，而在于不能用任何“认识论”来指导“价值观范畴”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主义”、“理论”、“思想”等等，和“确立”任何“哲学思想”，仅仅只是“工具”，对“认识”只起到“工具”的作用，而不是“指导”的关系，其“结果”还要用“实践”或“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来做“检验”，这还要看“认识”的“结果”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问题，还是“价值观范畴”的问题。
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能说明可以霸占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可以迫害“人权”；如果自称某种“主义”、“理论”、“思想”、哲学方法是正确的，是绝对真理，可以“指导”一切，那么，多元文化从何而来？唯物主义、辩证法自己本身也得消失了，没有了可存在的条件；任何个人、政党、团体组织都可以宣称其思想是正确的，那么如何判断呢？可见，“认识论范畴”与“价值观范畴”两大哲学概念是不能混淆的，上述许多问题，正是通过这种划分归类，才得到清晰的认识，而专制者往往在这里做混淆，掩盖它们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１〕侵犯人权的本质。
另一方面，这种“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唯物辩证法”，与“天人合一”的“天尊地卑”的“天命”认识论相对立，即与中国传统静态的“礼”治“和谐”相对立，不具有中国传统上“礼”治的“和谐”性。
同样和遵循自然规律，爱护自然的和谐统一相悖，不仅是对人性的折腾和凌辱，也是对自然界的破坏；仅在保护自然方面，自从1949年以后，经过“战天斗地”的“大跃进”，特别自从1979年、1992年“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以后，已经破坏自然环境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４、公共权力的占有和社会主义的特权
在“君权神授”社会里，君主的“皇权”是“神授”的，是“受命”于“天下为公”的“天命”，其“权力”受“天”制约（如果“天”不制约，则人民可以“替天行道”，这是中国传统君主制社会中存在的一条真理），必须“奉天承运”不能违背，各诸侯是“分封世袭”的，权力获得有“礼制”的规则和限制，由此，各级官员、人员的经济利益是确定的，并不掌握社会经济，国家在经济上只限于税收和徭役，各级社会人员也并没有经济上的特权。
而共产党的“执政”，是以权力控制全部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为其终结，不仅权力获得没有任何合理、合法的“说法”，而且以权力控制垄断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和分配，“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这样，共产党的权力无限，从“政治权力”到“经济利益”两方面都霸占，且不受任何制约，既不受人民监督，也不受“天”制约，无“法”无“天”。
由于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终结理论，除思想上的“现代的唯物主义（见前节恩格斯的论述）”为其支持点以外，另一个实际上的方向是其“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实则并没有‘政治’），因此，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强调所有制问题”（《共产党宣言》），便很容易全面控制垄断社会经济成“计划经济”，并转变为当今共产党的“权力经济”；而把经济形式的“社会主义”宣传为“政治制度”，又掩盖其霸占“公共权力”的专制行为。
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对社会的分析“是研究……历史的经济的过程”，方法是“从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p741）。
从这里，能够很明确地显示，不仅没有“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也没有“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基本理论只剩下孤零零的“经济”、“手段”。
其“生产方式”是指“经济所有制”，也包括在“经济”范围内，“经济”又包括从“所有制经济”到“权力经济”，这样，就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经济学”。
而“经济学”怎么能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语录）？十多亿人口就要被这简单粗糙的谎言所欺骗？这就是上述所说的，以经济形式的“社会主义”名义抢夺霸占了社会的“公共权力”以后，要靠使用“决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强力“手段”来实施，这又形成“专制学”；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理论中，没有谈到“公共权力”应该如何平等地获得，找不出“和谐”与“民主”的基因。
与之相区别的是，对于自由主义看来，既不是到“经济”中去寻找“解决冲突的手段”，也不是到人们的“头脑”（见上）和“思想中”（恩格斯《论马克思》p8）与“认识”（见上）和“实践”（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去寻找，而是到人的“本性”中、人的“价值观”中去“寻找”，由此恢复和实现“人权”、“政治权力”、“民主”的问题，即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本质问题，由此也自然带来和实现“人”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保障。
而马克恩格斯却没有发现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这个本质问题，而把“人”作为了工具和工具的对象，推理和假设到无“阶级”、无“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自由发展”，得出一系列的谬误结论；而共产党的社会实践过程，则是对“人”的彻底践踏和蔑视。
从学理上分析，到“经济”中去寻找“解决冲突的手段”，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产生马克思主义谬误的“思维”和“方法”的根源；既然要从经济上寻找“斗争的手段”，必然要有绝对的“权力”，需要掌握“权力”来控制经济，这样，首先对“政治权力”的正确起源原理──“公共权力”，这一社会权力属性的关键问题开始，就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认为只要以“枪杆子”夺得“政权”，掌握“公共权力”就实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关键第一步，然后再以控制的“公共权力”去实现“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第二步，再用掌握的“公共权力”去“发展生产力”、控制思想、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彻底改变传统观念”的第三步，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参见《科学社会主义概论》p2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83年，书号：3100.244）；这其中，每一步骤，都离不开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拥有，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谬误和反人类性质由此产生。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实际成了对“公共权力的依赖”，由此从“为人类的解放”走向了反面的专制，为后人建立了完整的一套“科学社会主义”的专制理论，这正迎合了共产党专制者“夺权”和“统治”的需要，共产党的理论则成了对“公共权力的占有”，“坚持党的领导”就成了继续“公共权力霸占”，57年来，共产党专制者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千方百计地要霸占社会公共权力，是其最要命的根，“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以至腐朽和“绝对的专制”，自然不言而喻了。
无论是明确地否定民主、拒绝民主，镇压民主运动，还是当前又放风讲什么“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民主法治建设步伐加快”（2006-09，《人民网》：《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前瞻》等等，其理论都是混淆民主的本质，掩盖其霸占公共权力的实质，人们过去、现在和今后都将会看到，无论共产党专制者如何变换理论上的说法，但其核心绝不会讲：“民主本身就确立国家（政府、社会）权力为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民主的属性”；以此简单一句话，可以用来识别共产党真要搞民主还是继续独裁统治。
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从人的“本性”、人的“价值观”中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恰恰是不需对“公共权力”的依赖和占有，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共产党专制者需要“公共权力”，自由主义需要“个人权利”，这是专制与民主的一个根本对立，如何看待“公共权力”，如何获得“公共权力”，就成了民主制的核心问题。
如何看待“公共权力”，正是识别民主还是专制的试金石。
一切真正为“人类解放”的共产党员，应该由此清醒，认识到依赖公共权力运作的“理论”，必然是反人类的邪说，不论其宣称的理想多么美好，蒙蔽了多少人为之奋斗，最后仍只是一个精美的欺骗圈套，当“公共权力”成为私有以后，怎么会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只有从人的“本性”起源的民主──民主政治制度，才是每个人真正能获得解放的“自由、平等、博爱”之路，起来告别马克思主义，退出共产党！
“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就是以绝对的权力控制社会，这不仅与民主制对立，也与“君权神授”下的自然经济相悖，“君权神授”的“礼治”下，并不需用“权力”全面控制经济，也即是说，不存在“所有制”问题，不存在“调控”问题，不存在“垄断”问题等，是自由的农业市场经济。
所以说，以“绝对的权力”形成的“经济学”和“专制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全部基本理论；完全区别于任何《经济学》理论，区别于“君权神授”的专制理论。
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与共产党的“经济学”还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主要讲“所有制”问题，即“私有制”与“公有制”的问题，而共产党理论的经济学是“权力论”的问题，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权力经济”，都要牢牢控制全社会的经济，“所有制”可以随意变换，权力控制经济决不放，所以说，当前大陆的经济是“权力经济”，并非“市场经济”；完全违背“权力”并不控制“经济”的《经济学》；并以控制“经济”、“市场”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它们的“专制学”，都共同奠基于否定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本性”上。
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的“所有制”（公、私问题）是以绝对权力（夺取公共权力，“争得民主”）来强行改变和控制，以形成社会的“计划经济”，和共产党国家黑社会专制，仍然以绝对掌握公共权力来控制、垄断全社会经济，在利用公共权力形式上一致（但却颠倒，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所以，中共的“第四代经济学家”在此大做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见2005-06《光明日报》），利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宏观调控”（“国家主导型市场形态”、“国家调节为主导”），其实质无非仍然是利用霸占公共权力来控制社会经济，维持黑社会专制（所以中共非常强调“发展经济”，在国际上不是“劫持”中国，大打“经济牌”吗？它们自己已得到巨大“甜头”，而不明真相的国人却可悲盲目地，为“权力经济”叫好），这个问题正说明共产党对公共权力的贪婪，这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也已经沉静多年以后，近两年来又复苏，并扩大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及“国哲社规划”露骨地强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以“私有制”产生“阶级斗争”，导致要实行“公有制”的“必然”推论，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终结”（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恩全集》第20卷p67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通过经济来“划分阶级”──产生“阶级斗争”──导致暴力“共产主义革命”──以实行经济“公有制”来实现；经济上的“生产关系”的“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这样，当经济上的“公、私”“所有制”不存在，那么“阶级斗争”也不存在，进而“科学社会主义”也成了“天才”的臆说。〔５〕
而共产党使用“社会主义”仅仅只是做招牌，并不在乎“所有制”问题，其核心是“权力”问题，由于在20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条件再利用“天人合一”、“替天行道”的思想来夺取“公共权力”，又拒绝自由主义的民主，所以寻找到和依靠了“邪说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共产党以邪说和投靠邪恶杀人的苏俄起家，自然成为“邪恶的共产党”，并特别巧妙地把人民大众对民主的追求与“共产主义”的骗人谎言合二而一，强调民主（见1946，1947年时期的《新华日报》）胜于任何党派，以夺取和霸占公共权力就是共产党的“争得民主（《共产党宣言》）”，区别于原义的民主，即霸占“公共权力”就是共产党的“民主”。
到“邓小平时代”，当经济上（“生产资料”）的公私“所有制（生产关系）”问题被否定以后，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也已经“终结”了，然而，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依赖于公共权力”、“共产党需要占有公共权力”的共同对公共权力的需求，使共产党需要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专制制度的又一种新形式──“国家黑社会”，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是被共产党所利用；邓小平开创的“国家黑社会”的专制体制，终结了毛泽东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体制，两种体制是有区别的。
实际上，共产党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等等）区别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区别与毛泽东，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相互之间有情缘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依赖、夺取和霸占公共权力；尽管双方理论的意义根本不同，但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就孤立了，否定了毛泽东，邓小平就孤立了，所以它们之间的后人总要利用前人的“旗帜”，虽然打着对方的旗帜实际已篡改的面目全非，制造了极大的理论混乱；而只要揭示出公共权力问题，以人的政治“本性”分析问题，那什么事情都昭然若揭了，民主也就显露了。
至于共产党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在毛泽东时代，既没有实行全民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体现在占人口少数的城市“国营单位”职工，到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当今时代，“社会主义”更只是少数“特权”享有的了，而根本没有什么全民的“社会主义”，不仅广大的“农村人口”没有“医保”、“社保”，连大批原城市中从“国营”、“集体”单位“离开”的人员、无业人员，至今也没有“医保”、“社保”〔３〕，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差，贫富最悬殊，“人权等级”最森严的大国！
如果比较被马列和共产党宣传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对比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共57年作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方的“社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历史事实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讲了专制，并不“科学”，而“空想社会主义”中的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内容才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奴役和专制之路，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就成为“国家黑社会”专制；问题出在把“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的对公共权力的霸占，造成人与人的“斗争”、“战争”、“专政”、“奴役”……的冲突；而中共57年来并没有实行过全民的“社会主义”，至今，中共专制者统治下的中国并没有建立全民的“社保”、“医保”、教育、公益体制；这是一个中国现代的《皇帝新衣》故事，既愚蠢专制又可悲可叹。
恩格斯是这样区别的：“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p740）〔５〕；双方都反对经济剥削，但区别在于，“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主张“阶级斗争”，恩格斯却从经济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阶级斗争，并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是一种政治制度。
指出恩格斯这种谬误实在是重要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政治制度，也不是生产关系的“所有制”〔12〕，仅仅只是社会经济保障形式──体现经济方面的社会“公平”、“正义”和“关怀”等；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把“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政治制度，并成为“私有制”的对立物，所以民主国家没有提、没有喊“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是实实际际地做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梦想，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把这些经济上的“保障形式”称之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
历史实践证明，专制制度是不能实行全民的社会主义的，也不能长久（法制化），“全民的”与“少数人的”、“部分的”这是根本区别的，这并不是实行范围大小的数量问题，也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问题；这是因为，当全面的对“公共权力”的依赖和占有，再到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权都被霸占时，自然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社会主义”就变成了特权。
当社会（政府、国家）的公共权力被个人、政党、集团霸占为“私权”后，人民必然是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执政”者的任何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维护其权力私有制统治，“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就是这种权力私有制统治，奴役人民状况的注解。
“社会主义”作为经济保障形式，己经在西方民主国家实现，是以法律确立的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并继续不断发展完善，不同于共产党“人治”的“文件治国”，是以“文件”规定少数特权享有，而“文件”的规定是随心所欲的。
“民主制”才能为“社保”、“医保”等“社会福利”提供“平台”和“资金”，而共产党“国家黑社会”的专制体制，既没有社会“公平”、“正义”的“平台”，同时，社会的公共积累──“社会财富”──“公共利益”，又被“党国”为维持独裁“执政”的“需要”而侵吞和消耗掉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用于“社保”、“医保”及教育、公益等，仅只是迫不得已需做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稳定的需要”而已，如果“社保”资金是“一份”，没有“稳定的需要”，中共“执政”者决不会去筹备拿出“二份”来，这也是中共专制者宣传的“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的虚伪性！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通过“保护财产”〔４〕，和建立“民主政制”才能实现，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的论点，是根本对立的；从中共专制者变换对经济“公有制”、“私有制”的“政策”上，同样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只是经济形式，并不是社会制度，“经济”与“制度”是两回事，必须认清马克思主义的误导，和共产党的混淆欺骗，对这一重大问题，还需另文论述。
把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农业市场经济）”，和近代诞生的“市场经济（工业市场经济）”变成“权力经济”，霸占了全部“公共利益”，肆虐地侵吞国民财富，把“中国市场”变成“共产党的市场”，并以此向世界威胁要挟，共产党专制者如“恐怖份子”一样“劫持”了中国，这成为了共产党专制的“社会主义”注解。
这个时候，共产党专制者的“意识形态”和“中心任务”，又是党的“权力经济”，“权力经济”从经济上破坏社会“和谐”，这显然与中国传统的“礼治”社会的“自然经济”和谐是完全相悖的。
（未完待续）
【附注】
１、参作者《论政治与政治权力》、《论政治与经济》二文。
１a、美国《独立宣言》；
２、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认识的过程，主体与客体、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都是在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此得出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终结”，不仅造成人类人为地通过“阶级斗争”暴力建立“社会主义”的血腥过程，也对传统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进行了混淆。
３、在中国大陆城市中，还有大批原来曾经在“国营”、“集体”单位工作过的人员，在80年代以后“下海”，以各种原因离开“单位”，至今“年龄将到或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处于没有获得“医保”、“社保”的边缘化危难险境。
４、参作者《论政治与经济》一文；
５、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选集》第3卷p740，“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然而，历史证明，把“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科学社会主义”论述，正是马、恩的“天才发现”，恰恰是错误的，而“民主制”才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必然产物。
６、参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等；
７、参见“北京天安门广场ＸＸＸ自焚”伪造案，“昆明2006年2月25日市中心广场重大车祸灾难”，调换肇事者，制造伪证，掩盖真相案等。
８、参见《人民日报》2006-08-09第09版，文：“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专论’”。其文主要观点：
◆我们党把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和向往的和谐社会概念引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并赋予其崭新的含义，使几千年来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第一次成为有13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动实践。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促进社会更加和谐，既反映了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又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重要源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治国理想和治国方略的统一，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９、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第二册；
10、本文是作者一本专著的一章，另见。
11、又见9月6日的报导，9月5日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在京开幕，“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文艺晚会”，“亲切会见了各少数民族演职员代表”，国内的民族会演跟“国家领导人”的政务有什么相干？表明共产党专制者关于任何“民主”的讲话只是对公共权力的进一步抓紧，与民主是完全相悖的，什么时候不出现这种情况，才表明中国迈进民主社会。
12、从2006年9月起，“经中央批准”，在大学教材中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该教材在学理上违背了“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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