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3日訊】３、人類社會的本質與改變世界的唯物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認為，認識的過程，主體與客體、認識者與被認識的事物，都是在不斷的相互適應的過程中，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語錄），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完全區別與18世紀的那種傳統的唯物主義，傳統的唯物主義是把在認識的過程中的，感覺作用（主體）看成是被動的，因而把活動基本上歸之於客體，是客體恆定不變、而一切適應全在認識者（主體）一方的過程「（參見羅索《西方哲學史》下27章）。
共產黨理論進一步認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毛澤東語錄），「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戰天斗地」，要「斗」不停（宣傳語錄）……，「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語錄）……。
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唯物辯證法」，使共產黨的「哲學」成為「鬥爭哲學」，不僅要改變社會本質，還要改變自然世界和宇宙，在這個過程中，同時改變人的「本性」。
顯然，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２〕已經不是哲學原意義上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而是要讓世界（包括一切人類）適應服從自己（共產黨），以及改變世界和人類的「工具主義」（同上羅索《西方哲學史》下），如果客觀（客體）不能「適應」自己的，就要主觀（主體）地去加以「改變」。
當人（的「本性」）成為可以隨意「改變」的時候，人已經不成其為人了，成為了「工具」和「工具的對象」；21世紀的今天，人們對這種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自稱的「唯物辯證法」（唯物主義、唯物史觀、世界史觀、新的歷史觀──〔６〕），應該有較清楚的本質識別。
所以說，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理論，一方面違背於以人的「本性」為基礎的社會自然發展規律，──民主制社會是人類社會自然的、客觀的、必然的、正確的反映，是人「本性」的需求；另一方面對立於人與自然的固定、靜止的「天人合一」的「和諧」關係。
如何進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呢？在其理論實踐上：
一方面，強調要人為地「改變世界」──主觀能動地創造「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宣言》：進行「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即所謂「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其理論終結」〔２〕，把人類社會的運動規律，荒謬地歸結到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濟形式的運作過程，完全掩蓋了人「本性」的需求才是人類社會運動的本質，造成歷史的迷霧曲折，掩蓋了民主制才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反映。
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種經濟形式，當成社會政治制度，並終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必然產物」，混淆了價值觀範疇與認識論範疇的概念，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根本症候所在。
只有人「本性」的需求，才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需求」就是民主，只有民主制的社會政治制度，才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必然產物，沒有任何「社會制度」可以替代「民主政治制度」；社會「政治制度」如果違背人的「本性」，那麼必然不會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產物」，只是「弱肉強食」的結果，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是政治制度，是人類社會「階級鬥爭」的「必然產物」的論述，就違背了人的「本性」，人為地給人類製造出「階級」仇殺和戰爭；從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到今天，經過158年的迷霧曲折，終於對「必然產物」的殘酷荒謬性有了共識。
所以，民主不是可選擇可不選擇的問題，是歷史的必然，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反映！
它揭示恢復了「人」之所以形成「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社會」的「政治權力」起源的本質：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權利）的自願「同意」、「委託」、「授予」的「集合」，是公共的「契約」，是「公共權力」，又為實現和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人的「本性」，及其這種「本性」的需求：「政治權力」起源的過程就是人「本性」的需求的過程，就是民主的過程，構成民主及民主的政治制度；這是運用傳統哲學原義的唯物辯證法得出的觀點。
「政治權力」的起源決定民主，公共權力又是民主的屬性，專制者千方百計地搞混淆、阻礙民主就是從否定公共權力這個屬性問題做起。
顯然，民主並不是甚麼「多數人的統治」，「政治權力」“屬於誰」的問題，它跟「多數與少數人的統治」、「誰統治」、「屬於誰」〔10〕、「先進性」、「代表性」等等沒有關係；跟「東方、西方」、國家、民族、文化、思想沒有關係；跟經濟發展、人口、自然狀況沒有關係；只跟「政治權力」的起源有關係，〔１〕也就是人「本性」的需求的客觀反映，「政治權力」起源決定「執政」的合法性與否，並決定社會是否「和諧」，反映社會的本質。
另一方面，強調要人為地「改造主觀世界」，即指「唯物辯證法」的「相互適應」，是指在人為地把社會政治制度「改變」為科學「社會主義制度」時，「改造」資產階級的「思想」及「法權」（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因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全新的社會，需要社會主義的「新人」（共產黨57年來就是這樣的理論宣傳），要「同傳統的所有制（私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又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宣言》）」；這種「改造」是通過「共產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以及「決不允許搞指導思想多元化」的「意識形態」鉗制來實現，總之，這一切都是要靠搶奪、控制、霸佔「公共權力」，依靠「強權」來實現；顯然，這都違背了人的「本性」，是把「自由、平等、博愛」本性的人「改造」為機器人，這正是「『美好的社會』（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走不通的道路」的症候之所在，最終是對「人權」的藐視和踐踏，走向更加黑暗的──「國家黑社會」體制。
所以，在其社會實踐上，中共專制者「殺20萬人，換來20年的穩定（鄧小平」6．4「講話）」，「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引自《九評》）」的言行，就是這種要讓世界（包括一切人類）適應服從共產黨的「工具主義」的明確註解。
當今的中共專制者不也堅定地自稱他是個「唯物主義者（所以決不會照抄西方民主，可以漠視人類群體遭迫害，而置若罔聞無動於衷）」（引自 2006-05-01《民主中國》網，康正果：《胡錦濤耶魯行側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今專制者在自稱他是「唯物主義」者時（2006-04-21 耶魯大學演講），被翻譯成「materialist」一詞，引起美國學生和在場聽眾（當成美國語境中的物質主義或實利主義）的會心一笑；當天下午耶魯師生在Battell禮堂就其的講話做討論的時候，一個黑衣男子站出來做過爭辯，專門解譯專制者這是講「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而不是真正哲學上的唯物主義（即他所說的不是「物質主義或實利主義」）。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其「唯物辯證法」的一般說法），本身正是「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的「工具主義」，並非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而這種「工具主義」不是用於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卻用於對社會科學進行「指導」，其危害也恰恰在於對「價值觀」進行「指導」。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及共產黨理論，就是依賴於「公共權力」，主觀隨意地「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工具主義」，把經濟方式的「社會主義」當成政治制度，反之，不僅把政治制度的「民主」，分成東西方「不同」選擇的「工具」，又把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民主」，作為是否選擇和進行操作的「工具對像」，由此當然「代表」13億中國人「做主」，得出：「決不會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選擇」，這真是對專制者自稱的「唯物主義」的強盜本質作了一次典型現場註解。
如果是真正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認識到民主是人類歷史的必然產物，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不會再宣稱「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的唯心主義觀點。
「工具主義」與「物質主義」、「實利主義」、「實用主義」是比較靠近的，思想上是「工具主義」，行為上必然是「實用主義」，被稱之為「實用主義的『鄧小平理論』」，其思維就是「工具主義」。
任何「發展觀」，不論是「發展是硬道理」，還是「科學發展觀」，其本身僅僅只是「認識論」，是思維認識的「工具」，只能在「認識論範疇」作具體的運用，因為其本身的「硬道理」或「科學性」是未定的和有限範圍的；怎麼確定一種想法、一個計劃是當然的「硬道理」？是當然的科學？與之相比較，怎麼確定某種發展觀是「不科學的發展觀」？顯然，這是無法事先確定的，只能事後檢驗，所以，在「認識」之先，當「科學」成為「指導」思想，成為「發展觀」、成為對社會公共權力的霸佔時，那麼也不成其為科學了，而在這裡能做「指導」的，只有「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觀」，每個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實現，就決定了科學和文明的正確發展，這本身就已經是「科學發展觀」，科學及文明的發展史，不是已證明是每個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實現嗎？
共產黨專制者總是喜歡混淆概念，玩弄宣傳輿論，千方百計地總要搞出一個「指導」思想，浪費大量的社會學術資源、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其目的無非是論證其統治的合理性，然而，卻極大地傷害了人的良知和道德，摧殘了社會正義，中國社會的學術主流意識，已經沒有良知和正義了；中國的發展並不需要甚麼「指導」思想，也不需要堅持甚麼「發展觀」，只需要保障人「自由、平等、博愛」的「本性」，建立民主政制，一切問題自會迎刃而解和順理成章得到解決，即民主制下的「多元文化」包括了多元科學，那時候，有甚麼問題的處理會不科學？「不科學的發展觀」難道不會在論證時就被否定了？那個「領導」敢「亂發展」？……，而專制下，處理問題能不亂、能科學嗎？
在這個例子中，專制者所自稱的「唯物主義」應翻譯成「工具主義」（Organum），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理論在哲學思想上都是「工具主義」（Organum），用推理和假設使人成了工具的對象，可以任意地「改變」、「改造」或「塑造」（人的「本性」），阻礙以人的「本性」為根本的社會自然發展規律──「民主」，在權力和金錢利益行為上是「物質主義或實利主義」（materialist），這才符合中共專制者的本質，也就是說，共產黨專制者沒有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觀。
這裡的核心問題，還並不在於採用甚麼哲學方法，是甚麼「哲學思想」方法主義者，任何哲學方法都可以用於任何方面，而在於不能用任何「認識論」來指導「價值觀範疇」的問題；也就是說，任何「主義」、「理論」、「思想」等等，和「確立」任何「哲學思想」，僅僅只是「工具」，對「認識」只起到「工具」的作用，而不是「指導」的關係，其「結果」還要用「實踐」或「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觀」來做「檢驗」，這還要看「認識」的「結果」是屬於「認識論範疇」的問題，還是「價值觀範疇」的問題。
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能說明可以霸佔社會的公共權力和公共利益，可以迫害「人權」；如果自稱某種「主義」、「理論」、「思想」、哲學方法是正確的，是絕對真理，可以「指導」一切，那麼，多元文化從何而來？唯物主義、辯證法自己本身也得消失了，沒有了可存在的條件；任何個人、政黨、團體組織都可以宣稱其思想是正確的，那麼如何判斷呢？可見，「認識論範疇」與「價值觀範疇」兩大哲學概念是不能混淆的，上述許多問題，正是通過這種劃分歸類，才得到清晰的認識，而專制者往往在這裡做混淆，掩蓋它們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否定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觀，〔１〕侵犯人權的本質。
另一方面，這種「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的「唯物辯證法」，與「天人合一」的「天尊地卑」的「天命」認識論相對立，即與中國傳統靜態的「禮」治「和諧」相對立，不具有中國傳統上「禮」治的「和諧」性。
同樣和遵循自然規律，愛護自然的和諧統一相悖，不僅是對人性的折騰和凌辱，也是對自然界的破壞；僅在保護自然方面，自從1949年以後，經過「戰天斗地」的「大躍進」，特別自從1979年、1992年「發展是硬道理」的「發展」以後，已經破壞自然環境嚴重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４、公共權力的佔有和社會主義的特權
在「君權神授」社會裏，君主的「皇權」是「神授」的，是「受命」於「天下為公」的「天命」，其「權力」受「天」制約（如果「天」不制約，則人民可以「替天行道」，這是中國傳統君主制社會中存在的一條真理），必須「奉天承運」不能違背，各諸侯是「分封世襲」的，權力獲得有「禮制」的規則和限制，由此，各級官員、人員的經濟利益是確定的，並不掌握社會經濟，國家在經濟上只限於稅收和徭役，各級社會人員也並沒有經濟上的特權。
而共產黨的「執政」，是以權力控制全部生產和分配的「社會主義」為其終結，不僅權力獲得沒有任何合理、合法的「說法」，而且以權力控制壟斷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和分配，「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共產黨宣言》）；這樣，共產黨的權力無限，從「政治權力」到「經濟利益」兩方面都霸佔，且不受任何制約，既不受人民監督，也不受「天」制約，無「法」無「天」。
由於馬克思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終結理論，除思想上的「現代的唯物主義（見前節恩格斯的論述）」為其支持點以外，另一個實際上的方向是其「經濟學」（被稱為『政治經濟學』實則並沒有『政治』），因此，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強調所有制問題」（《共產黨宣言》），便很容易全面控制壟斷社會經濟成「計劃經濟」，並轉變為當今共產黨的「權力經濟」；而把經濟形式的「社會主義」宣傳為「政治制度」，又掩蓋其霸佔「公共權力」的專制行為。
因此，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對社會的分析「是研究……歷史的經濟的過程」，方法是「從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p741）。
從這裡，能夠很明確地顯示，不僅沒有「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觀」，也沒有「天人合一」的「和諧」思想；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基本理論只剩下孤零零的「經濟」、「手段」。
其「生產方式」是指「經濟所有制」，也包括在「經濟」範圍內，「經濟」又包括從「所有制經濟」到「權力經濟」，這樣，就再次表明，馬克思主義僅僅只是「經濟學」。
而「經濟學」怎麼能成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語錄）？十多億人口就要被這簡單粗糙的謊言所欺騙？這就是上述所說的，以經濟形式的「社會主義」名義搶奪霸佔了社會的「公共權力」以後，要靠使用「決不允許搞指導思想多元化」的強力「手段」來實施，這又形成「專制學」；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理論中，沒有談到「公共權力」應該如何平等地獲得，找不出「和諧」與「民主」的基因。
與之相區別的是，對於自由主義看來，既不是到「經濟」中去尋找「解決衝突的手段」，也不是到人們的「頭腦」（見上）和「思想中」（恩格斯《論馬克思》p8）與「認識」（見上）和「實踐」（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中去尋找，而是到人的「本性」中、人的「價值觀」中去「尋找」，由此恢復和實現「人權」、「政治權力」、「民主」的問題，即人自身和人類社會的本質問題，由此也自然帶來和實現「人」在經濟上的「社會主義」保障。
而馬克恩格斯卻沒有發現人自身和人類社會的這個本質問題，而把「人」作為了工具和工具的對象，推理和假設到無「階級」、無「私有制」的「共產主義」，才能實現「自由發展」，得出一系列的謬誤結論；而共產黨的社會實踐過程，則是對「人」的徹底踐踏和蔑視。
從學理上分析，到「經濟」中去尋找「解決衝突的手段」，這正是馬克思、恩格斯產生馬克思主義謬誤的「思維」和「方法」的根源；既然要從經濟上尋找「鬥爭的手段」，必然要有絕對的「權力」，需要掌握「權力」來控制經濟，這樣，首先對「政治權力」的正確起源原理──「公共權力」，這一社會權力屬性的關鍵問題開始，就遭到馬克思主義的否定，認為只要以「槍桿子」奪得「政權」，掌握「公共權力」就實現了「無產階級解放」的關鍵第一步，然後再以控制的「公共權力」去實現「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第二步，再用掌握的「公共權力」去「發展生產力」、控制思想、文化……，實現「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徹底改變傳統觀念」的第三步，最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參見《科學社會主義概論》p2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1983年，書號：3100.244）；這其中，每一步驟，都離不開對「公共權力」的需要和擁有，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謬誤和反人類性質由此產生。
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實際成了對「公共權力的依賴」，由此從「為人類的解放」走向了反面的專制，為後人建立了完整的一套「科學社會主義」的專制理論，這正迎合了共產黨專制者「奪權」和「統治」的需要，共產黨的理論則成了對「公共權力的佔有」，「堅持黨的領導」就成了繼續「公共權力霸佔」，57年來，共產黨專制者所作所為的一切，都是千方百計地要霸佔社會公共權力，是其最要命的根，「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以至腐朽和「絕對的專制」，自然不言而喻了。
無論是明確地否定民主、拒絕民主，鎮壓民主運動，還是當前又放風講甚麼「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民主法治建設步伐加快」（2006-09，《人民網》：《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前瞻》等等，其理論都是混淆民主的本質，掩蓋其霸佔公共權力的實質，人們過去、現在和今後都將會看到，無論共產黨專制者如何變換理論上的說法，但其核心絕不會講：「民主本身就確立國家（政府、社會）權力為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是民主的屬性」；以此簡單一句話，可以用來識別共產黨真要搞民主還是繼續獨裁統治。
由於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是從人的「本性」、人的「價值觀」中去「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恰恰是不需對「公共權力」的依賴和佔有，與馬克思主義截然相反；共產黨專制者需要「公共權力」，自由主義需要「個人權利」，這是專制與民主的一個根本對立，如何看待「公共權力」，如何獲得「公共權力」，就成了民主制的核心問題。
如何看待「公共權力」，正是識別民主還是專制的試金石。
一切真正為「人類解放」的共產黨員，應該由此清醒，認識到依賴公共權力運作的「理論」，必然是反人類的邪說，不論其宣稱的理想多麼美好，矇蔽了多少人為之奮鬥，最後仍只是一個精美的欺騙圈套，當「公共權力」成為私有以後，怎麼會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而只有從人的「本性」起源的民主──民主政治制度，才是每個人真正能獲得解放的「自由、平等、博愛」之路，起來告別馬克思主義，退出共產黨！
「堅持黨的領導」“黨領導一切」，就是以絕對的權力控制社會，這不僅與民主制對立，也與「君權神授」下的自然經濟相悖，「君權神授」的「禮治」下，並不需用「權力」全面控制經濟，也即是說，不存在「所有制」問題，不存在「調控」問題，不存在「壟斷」問題等，是自由的農業市場經濟。
所以說，以「絕對的權力」形成的「經濟學」和「專制學」，成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全部基本理論；完全區別於任何《經濟學》理論，區別於「君權神授」的專制理論。
這裡，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與共產黨的「經濟學」還是有區別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主要講「所有制」問題，即「私有制」與「公有制」的問題，而共產黨理論的經濟學是「權力論」的問題，不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不論是「計劃經濟」還是「權力經濟」，都要牢牢控制全社會的經濟，「所有制」可以隨意變換，權力控制經濟決不放，所以說，當前大陸的經濟是「權力經濟」，並非「市場經濟」；完全違背「權力」並不控制「經濟」的《經濟學》；並以控制「經濟」、「市場」作為重要的統治手段；它們的「專制學」，都共同奠基於否定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本性」上。
但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對經濟的「所有制」（公、私問題）是以絕對權力（奪取公共權力，「爭得民主」）來強行改變和控制，以形成社會的「計劃經濟」，和共產黨國家黑社會專制，仍然以絕對掌握公共權力來控制、壟斷全社會經濟，在利用公共權力形式上一致（但卻顛倒，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本義），所以，中共的「第四代經濟學家」在此大做文章，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見2005-06《光明日報》），利用了一個「好聽」的名詞「宏觀調控」（「國家主導型市場形態」、「國家調節為主導」），其實質無非仍然是利用霸佔公共權力來控制社會經濟，維持黑社會專制（所以中共非常強調「發展經濟」，在國際上不是「劫持」中國，大打「經濟牌」嗎？它們自己已得到巨大「甜頭」，而不明真相的國人卻可悲盲目地，為「權力經濟」叫好），這個問題正說明共產黨對公共權力的貪婪，這是為甚麼馬克思主義在大陸也已經沉靜多年以後，近兩年來又復甦，並擴大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以及「國哲社規劃」露骨地強調，「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的重要原因。
馬克思主義以「私有制」產生「階級鬥爭」，導致要實行「公有制」的「必然」推論，得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終結」（恩格斯：《《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馬恩全集》第20卷p673）；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通過經濟來「劃分階級」──產生「階級鬥爭」──導致暴力「共產主義革命」──以實行經濟「公有制」來實現；經濟上的「生產關係」的「所有制」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這樣，當經濟上的「公、私」“所有制」不存在，那麼「階級鬥爭」也不存在，進而「科學社會主義」也成了「天才」的臆說。〔５〕
而共產黨使用「社會主義」僅僅只是做招牌，並不在乎「所有制」問題，其核心是「權力」問題，由於在20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沒有條件再利用「天人合一」、「替天行道」的思想來奪取「公共權力」，又拒絕自由主義的民主，所以尋找到和依靠了「邪說的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於共產黨以邪說和投靠邪惡殺人的蘇俄起家，自然成為「邪惡的共產黨」，並特別巧妙地把人民大眾對民主的追求與「共產主義」的騙人謊言合二而一，強調民主（見1946，1947年時期的《新華日報》）勝於任何黨派，以奪取和霸佔公共權力就是共產黨的「爭得民主（《共產黨宣言》）」，區別於原義的民主，即霸佔「公共權力」就是共產黨的「民主」。
到「鄧小平時代」，當經濟上（「生產資料」）的公私「所有制（生產關係）」問題被否定以後，應該說馬克思主義及「科學社會主義」也已經「終結」了，然而，正是由於「馬克思主義依賴於公共權力」、「共產黨需要佔有公共權力」的共同對公共權力的需求，使共產黨需要繼續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而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論證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專制制度的又一種新形式──「國家黑社會」，證明馬克思主義只是被共產黨所利用；鄧小平開創的「國家黑社會」的專制體制，終結了毛澤東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專制體制，兩種體制是有區別的。
實際上，共產黨理論（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等等）區別於馬克思主義，鄧小平也區別與毛澤東，鄧小平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相互之間有情緣依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依賴、奪取和霸佔公共權力；儘管雙方理論的意義根本不同，但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就孤立了，否定了毛澤東，鄧小平就孤立了，所以它們之間的後人總要利用前人的「旗幟」，雖然打著對方的旗幟實際已篡改的面目全非，製造了極大的理論混亂；而只要揭示出公共權力問題，以人的政治「本性」分析問題，那甚麼事情都昭然若揭了，民主也就顯露了。
至於共產黨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在毛澤東時代，既沒有實行全民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體現在佔人口少數的城市「國營單位」職工，到鄧小平和「後鄧小平時代」的當今時代，「社會主義」更只是少數「特權」享有的了，而根本沒有甚麼全民的「社會主義」，不僅廣大的「農村人口」沒有「醫保」、「社保」，連大批原城市中從「國營」、「集體」單位「離開」的人員、無業人員，至今也沒有「醫保」、「社保」〔３〕，自稱「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是世界上「社會主義」最差，貧富最懸殊，「人權等級」最森嚴的大國！
如果比較被馬列和共產黨宣傳為「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對比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以及中共57年作為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方的「社會主義」是有本質區別的；歷史事實證明，「科學社會主義」是講了專制，並不「科學」，而「空想社會主義」中的
「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內容才是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奴役和專制之路，到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就成為「國家黑社會」專制；問題出在把「社會主義」作為「政治制度」，和「生產關係」的「所有制」的對公共權力的霸佔，造成人與人的「鬥爭」、「戰爭」、「專政」、「奴役」……的衝突；而中共57年來並沒有實行過全民的「社會主義」，至今，中共專制者統治下的中國並沒有建立全民的「社保」、「醫保」、教育、公益體制；這是一個中國現代的《皇帝新衣》故事，既愚蠢專制又可悲可歎。
恩格斯是這樣區別的：「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作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麼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恩格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p740）〔５〕；雙方都反對經濟剝削，但區別在於，「空想社會主義」沒有主張「階級鬥爭」，恩格斯卻從經濟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階級鬥爭，並認為「科學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是一種政治制度。
指出恩格斯這種謬誤實在是重要的，「社會主義」不是社會政治制度，也不是生產關係的「所有制」〔12〕，僅僅只是社會經濟保障形式──體現經濟方面的社會「公平」、「正義」和「關懷」等；一個半世紀以來，由於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把「社會主義」作為社會政治制度，並成為「私有制」的對立物，所以民主國家沒有提、沒有喊「社會主義」的口號，而是實實際際地做到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夢想，建立了「社會福利」體系，把這些經濟上的「保障形式」稱之為「社會福利」、「社會保障」。
歷史實踐證明，專制制度是不能實行全民的社會主義的，也不能長久（法制化），「全民的」與「少數人的」、「部份的」這是根本區別的，這並不是實行範圍大小的數量問題，也不是「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的問題；這是因為，當全面的對「公共權力」的依賴和佔有，再到當「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權都被霸佔時，自然沒有公平和正義可言，「社會主義」就變成了特權。
當社會（政府、國家）的公共權力被個人、政黨、集團霸佔為「私權」後，人民必然是處於被奴役的地位，「執政」者的任何所作所為都只是為了維護其權力私有制統治，「堅持黨的領導」、「黨領導一切」就是這種權力私有制統治，奴役人民狀況的註解。
「社會主義」作為經濟保障形式，己經在西方民主國家實現，是以法律確立的全民「社會保障」制度，並繼續不斷發展完善，不同於共產黨「人治」的「文件治國」，是以「文件」規定少數特權享有，而「文件」的規定是隨心所欲的。
「民主制」才能為「社保」、「醫保」等「社會福利」提供「平台」和「資金」，而共產黨「國家黑社會」的專制體制，既沒有社會「公平」、「正義」的「平台」，同時，社會的公共積累──「社會財富」──「公共利益」，又被「黨國」為維持獨裁「執政」的「需要」而侵吞和消耗掉了，沒有足夠的資金來用於「社保」、「醫保」及教育、公益等，僅只是迫不得已需做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穩定的需要」而已，如果「社保」資金是「一份」，沒有「穩定的需要」，中共「執政」者決不會去籌備拿出「二份」來，這也是中共專制者宣傳的「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的虛偽性！
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是通過「保護財產」〔４〕，和建立「民主政制」才能實現，與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的論點，是根本對立的；從中共專制者變換對經濟「公有制」、「私有制」的「政策」上，同樣可以說明「社會主義」只是經濟形式，並不是社會制度，「經濟」與「制度」是兩回事，必須認清馬克思主義的誤導，和共產黨的混淆欺騙，對這一重大問題，還需另文論述。
把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農業市場經濟）」，和近代誕生的「市場經濟（工業市場經濟）」變成「權力經濟」，霸佔了全部「公共利益」，肆虐地侵吞國民財富，把「中國市場」變成「共產黨的市場」，並以此向世界威脅要挾，共產黨專制者如「恐怖份子」一樣「劫持」了中國，這成為了共產黨專制的「社會主義」註解。
這個時候，共產黨專制者的「意識形態」和「中心任務」，又是黨的「權力經濟」，「權力經濟」從經濟上破壞社會「和諧」，這顯然與中國傳統的「禮治」社會的「自然經濟」和諧是完全相悖的。
（未完待續）
【附註】
１、參作者《論政治與政治權力》、《論政治與經濟》二文。
１a、美國《獨立宣言》；
２、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認為，認識的過程，主體與客體、認識者與被認識的事物，都是在不斷的相互適應的過程中，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由此得出所謂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終結」，不僅造成人類人為地通過「階級鬥爭」暴力建立「社會主義」的血腥過程，也對傳統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進行了混淆。
３、在中國大陸城市中，還有大批原來曾經在「國營」、「集體」單位工作過的人員，在80年代以後「下海」，以各種原因離開「單位」，至今「年齡將到或超過退休年齡」的人員，處於沒有獲得「醫保」、「社保」的邊緣化危難險境。
４、參作者《論政治與經濟》一文；
５、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恩選集》第3卷p740，「因此，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作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而被看作兩個歷史地產生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然而，歷史證明，把「社會主義」作為社會政治制度的「科學社會主義」論述，正是馬、恩的「天才發現」，恰恰是錯誤的，而「民主制」才是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的必然產物。
６、參恩格斯：《卡爾．馬克思》等；
７、參見「北京天安門廣場ＸＸＸ自焚」偽造案，「昆明2006年2月25日市中心廣場重大車禍災難」，調換肇事者，製造偽證，掩蓋真相案等。
８、參見《人民日報》2006-08-09第09版，文：「構建和諧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專論』」。其文主要觀點：
◆我們黨把人類文明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倡導和嚮往的和諧社會概念引用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來，並賦予其嶄新的含義，使幾千年來人們追求的理想社會第一次成為有13億多人口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生動實踐。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促進社會更加和諧，既反映了我國國情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又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願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活力的重要源泉。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治國理想和治國方略的統一，是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
９、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
10、本文是作者一本專著的一章，另見。
11、又見9月6日的報導，9月5日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藝會演在京開幕，「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開幕式文藝晚會」，「親切會見了各少數民族演職員代表」，國內的民族會演跟「國家領導人」的政務有甚麼相干？表明共產黨專制者關於任何「民主」的講話只是對公共權力的進一步抓緊，與民主是完全相悖的，甚麼時候不出現這種情況，才表明中國邁進民主社會。
12、從2006年9月起，「經中央批准」，在大學教材中增加：「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實施「思想政治理論課新課程方案」，強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該教材在學理上違背了「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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