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十年文革“杀劫”之后，在雪域废墟上诞生了一批文革的发掘者和凭吊者。文革期间，他们也许年纪还小，或刚刚出生，例如加央西热、拉加才仁(Lhagyal Tshering )、旦真旺青、果洛•里加、雪山魂（本名王更登加）、唯色和白玛次仁( Pema Tsering)等人。但是，童年时代朦胧的记忆，口耳相传的父辈故事，难以在文字中全部抹去的历史记载，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显露的文革伤痕，促使他们挖掘历史，追踪历史，诘问历史。
已故藏族诗人加央西热，生于1957年，文革发动时是开始记事的孩子。诗人生前是中共党员并担任要职，但他于1994年弃政从文。尽管难以摆脱思想上的局限性，但他的诗笔却是真实的。他的组诗《打开妈妈的故事》，是作者生前没有发表的作品。其中第六首题为 《花园里的霓虹灯》，写于2003年，诗人记述的是他的妈妈讲述的故事，包含文革的故事，诗人的记述也就成了文革的诗歌见证：
进入暮年的妈妈讲述儿时的故事
她的记忆在我有限的文字里复活
风雪已经过去血祭的时代过去
霓虹灯下
每天都有不可知的死亡
每天都有古文明的消失
植物种族正在稀少
动物家族正在退化
惟有人类不断的膨胀
耗尽你万年孕育的能量
记住了这些故事的诗人和他那一代人，正如他在该诗“尾声”中写到的那样，“我们仿佛成为了上个世纪的永恒的记忆”。对于那些包括文革牺牲品在内的死者，诗人相信：“肉体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灵魂的殒落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像熟睡的黑夜游魂还在寻找着走动着迷恋着人世。”
诗人拉加才仁在文革发动那年只有四岁，他的藏文诗《辛酸的眼泪》(1986) 有几节涉及文革对教育的破坏，意译如下：农牧民的儿子全部失学整天牧羊，校园里空无一人到处是杂草蔓延，校舍四壁在雨中坍塌老师在酗酒，文化的原野被轻蔑的铁蹄践踏，教育的园圃在守旧的旱季枯萎，文学的桃李被饥饿的虫子蛀蚀。诗人为此感到辛酸落泪。这样的画面折射了文革期间令人痛心的景象，当然，更有甚者，是一部分老师在酗酒，而另一部分老师则可能在挨斗。扎益活佛在《 我故乡的悲惨史》一书中谈到，文革初期，当有人强迫拉卜楞寺僧人罗桑达哇批斗一个活佛的经师时，他说：“批斗老师还不如死”，当晚，罗桑达哇就悬梁自尽了。
旦真旺青大约是文革发动前后不久诞生的。他的故乡四川阿坝，原本属于西藏安多，人杰地灵。但是，他童年的西藏记忆，即文革后的雪域景象，在他的诗的梦境里，已经是一片废墟。在《残破的经幡》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我 慢慢的从梦边走来
阵阵寒风
吹响了残墙断壁上的杂草
风化着秃丘荒坡上的遗骸
座座雪峰更加惨白
似一堆堆骷髅
站着的、蹲着的、躺着的
环绕着这片运去的“故园”
条条不再愈合的裂痕
永远留印在
这片空旷的荒原
……
在旦真旺青的七言诗《西藏》中，同样展现了一幅“狂风飞沙卷残秋”，“残字破幡守秃丘”的画面，与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吟咏的“到处莺歌燕舞”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诗人期待的诘问的是，“何代冬天呈初曙？”
这些诗中写到的经幡，又称“风马”，藏语称 “隆达rung-rta”。藏人相信：“风是传播运送经文的一种无形的马，马即是风。”这种信仰，已经把无生命的风观想为有生命有情感的动物。因此，在生于印度的流亡诗人丹真格勒（ Tenzin Gelek ）的《风马》（ The Windhorse）一诗中，风马 “以剧痛的眼睛目击诸佛的土地 / 被红色皮靴践踏 ”。接着诗人直接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 “反讽 ”( irony )，换言之，其字面意义正好与这场运动的实际意义相反。它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破坏，因为它在西藏“ 把一种奇特的文化连根拔起毁尸灭迹”。在这样的悲剧中，
风马不停地扑打翅膀
和着生銹的经轮的话语
交头接耳穿过受伤的天空
静静地求救……
在诗人的想像或观想中，西藏文明的一切文物，一切民族的符号和古老的建筑，都在和藏人一起求救。
果洛•里加与旦真旺青的年龄可能不相上下，1993年流亡印度，曾创办达兰萨拉流亡社区中文民刊《牛仔》，现居美国。他的诗歌《 西藏短章》有一章题为“噶丹寺”，即著名的甘丹寺，拉萨三大寺中最古老的寺院。文革中被烧毁的甘丹寺，后来虽然修复重建，但寺院后面残墙断壁，似乎仍然在如诉如泣叙述它悲惨的遭遇。在诗人的笔下，
断壁上—
一个爆裂的西藏
一片失血的天空
残月 比雪还白……
在雪域文化中，白色是纯洁的象征，雪白是净土的色彩。但是，在旦真旺青和里加两个年轻诗人的笔下，这种洁白都变成了失血过后的惨白或苍白，给人一种无边的空旷、凄凉的落寞感。
白色同时也是藏人纯洁爱情的象征。现居西藏的诗人雪山魂（本名王更登加），比上述诗人要年轻一些，于1978年生于甘肃天祝一僻远牧村，2001年开始诗歌创作。在他的《宁静深处的燃烧》中， 文明可以看到，藏人的纯洁爱情任何受伤而近乎疯狂。诗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位集几千年华夏文明和西藏文明于一身的丰满的艺术形象，同时又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
我崇尚种子、伤、和火
我沉浸于诗篇和仰望
在岁月宁谧的水声里打捞着灵魂和向往
我的双手被经卷的香露涤的素净
我的脚步在清幽的星辉下轻盈而铿锵
在那些坍塌的宫阙的废墟上
我仰天长啸，疯狂地舞动爱情洁白的手绢
在每一块乳白色的晨曦中
用青铜利器洞穿羸弱的心脏 ……
在雪域废墟上的这类西藏作家和诗人中，唯色对文革历史孜孜不倦的挖掘最值得我们注意。柴春芽在《对唯色姐姐的一次致意》中，这样写到唯色的诗文创作的见证意义：“（唯色，其实是藏语中“光明”的姐姐）//拉萨街头，更多的人忘记了一滴血的叹息。/惟你，指甲尖尖的女子，/俯身于街衢、古道、堠堡和宫墙，/拾取一个民族伤口上疼痛的记忆。”唯色拾取的西藏文革的记忆，凝结在作者今年出版的《杀劫》和《西藏记忆》（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等著作中。《杀劫》首次披露了近三百幅西藏文革时的珍贵历史图片，它们是由唯色的父亲泽仁多杰、一位解放军藏族军官拍摄的。图文的内容，广泛涉及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破四旧”、大批判、解放军的军事管制、毛崇拜等各个方面。从每一幅照片中，都可以读出悲剧性的诗情。唯色的说明文字，在沉痛中时而杂以反讽的文笔，耐人寻绎。相关的采访录《西藏记忆》是唯色寻访照片中的各色当事人的笔录，也饱含作者自身的感受和思考。
在唯色此前许多诗文中，都不难发现文革的诗歌纪念。例如，她的《转世》一诗，记述了西藏“民主改革”中与文革如出一辙的批斗喇嘛的情形。唯色记述的，是当时西藏康区一位六十多岁的不愿意逃离寺院的仁波切的遭遇。诗人对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作了如是说明：“翻身农奴们在干部们的带领下，把仁波切和其他喇嘛赶到一个粪坑旁批斗，又是打，又是骂。有个男人竟用木棍挑着粪坑里的脏物硬是塞进这些喇嘛的嘴里，还逼着他们咽下去。有个女人，不仅如法炮制不说，还一下子骑在仁波切的脖子上，用她肮脏、恶臭的裙子下摆蒙住仁波切的头——仁波切那么高贵的头颅竟蒙受这天大的羞辱！而这竟然是藏人干的事情！”这位仁波切的长期修炼，使得他微笑着忍受着这些不幸，最后被飞马拖死。他的转世灵童后来成了年轻的朱古（活佛）。这个朱古从亲历其境的老人那里听说到他前世的遭遇。1999年6月，唯色访谈了年轻朱古之后，把真实的故事化成了悲怆的诗歌。诗人写道：
没有谁比他明白，
噩梦般的前世。
啊，群魔乱舞的年代，
如此可怕，他原来蒙受了
多大的羞辱！
深深的伤口，
在今世也隐隐作痛。
唯色于今年7月20日在她的博客（ 现已被强行关闭）发表了短文《就这个字：舲》，文中提到她的诗歌《舲》，大约写于1990年前后，其中有这样几行：
大海航行靠舵手 谁的手掌之下 千万只小船朝不保夕
尤其是1966年 有一只开着紫色窗户的小船动荡至今
何时倾覆 是否将充满灵气地奔向最圆满的虚无
“舲”是有窗牖的小船。屈原《九章．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这四句写诗人沿沅江上溯行舟，船在逆水与漩涡中行进艰难，尽管船工齐榜击浪，仍容与凝滞。在唯色诗中，象征个体价值的小船，象征佛教慈航的小船，其逆水行舟的艰难，比昏庸的楚怀王时代，甚至比暴虐的秦始皇时代，都要艰难得多。在唯色的诗中，千万只小船与毛泽东掌舵的文革集体疯狂的大船，形成反讽的对比。诗笔的锋芒，直指文革元凶。
正如唯色体验到并感到困惑的那样，我们挖掘文革的历史，究竟要寻找什么呢？一个人的良心？一个民族的良心？这个“良心”何以监别？的确，这是很难以逻辑思维的推理文字来厘清的。因此，诗的语言成了我们的最佳选择。
如果说，创巴仁波切等诗人以“寻找格萨尔之剑”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西藏文艺复兴的意向，那么，后来人白玛次仁在诗集《寻找雪狮》(1994)中，以另一个形象，即西藏雪狮的形象，表达了同样的意向。狮子乃百兽之王。在经论中，常用狮子比喻佛陀的无畏与伟大。格萨尔王就具有雪狮的品格。白玛次仁于文革期间生于青海(西藏安多)，1990年流亡印度。他涉及文革的诗作，尤其值得引用的，是作者以藏文写作自译为中文的《反叛苍天》一诗，全诗如下：
垃圾堆里睁开双眼
几根小草嫩叶
从死山羊的肋骨缝里
崭露头角
佛塔倒塌后的断墙一角
—慈父惨死的墓碑
一群神鹰
— 葬送慈母玉体的帮手
文化大革命漏看的一个转经筒
因为祖祖辈辈转送过多少次祝福，
多少次慈祥的爱，
仍然在废墟中轱辘辘转个不停……
生者和死者一起埋葬过的
我们这一代
宁愿转世成一根根小草
哪怕权势者是苍天
也要
反叛苍天
同样可以互相印证的，是扎益活佛在《我故乡的悲惨史》中的记述：“在这场残暴的运动中，凡寺院和家庭所珍藏的一切西藏文书藉和经卷全数被强制掠去予以焚毁。仅拉卜楞寺，焚毁唐卡、书籍、经卷、刻板等就烧了六天六夜，就这样西藏全境未留一张纸片和一个嘛呢经筒，几乎全部被摧毁。”但是，藏人的信仰，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真正的宗教一样，是无法彻底摧毁的。“文化大革命漏看的一个转经筒”，这一行诗炼字非常精当、形象、传神。由此可见，诗人要寻找的雪狮，又可以以转经筒转动的“爱”来诠释，来意味。而发动文革的权势者要煽动的，正好是恨，是人对人的敌意和倾轧。弱小者要反叛权势者布下的恢恢天网，需要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当我撰写此文，重新琢磨白玛次仁的“我们这一代 / 宁愿转世成一根根小草 ”这样的诗句时，联想到唯色采访过的一个藏人的话。在大昭寺当清洁工的强巴仁说，他在文革中当过民兵、红卫兵、积极分子，干了很多不好的事，砸庙，烧经书…… “我感到自己造了很多孽，所以经常祈祷，下辈子千万不要投生汉人，不要投生在有汉人的地方。”这样的话应当引起汉人的警醒：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人。不难理解，藏人对汉人的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对中国权势者的恐惧。但无可置疑，文革中的中国人，少有人没有充当罪恶的同谋。
另一方面，西藏诗人也在检讨藏人自己的罪孽。南杰彭措( Namgyal Phuntsok Tsawa ) 的短诗《未挖掘的历史》( Unearthing History) 意欲挖掘的历史，无疑包括文革的历史，诗人这样写道：
我被我自己的人民劫掠
异邦人根本不敢那样
我的船沉没于
水太浅的地方
南杰彭措本人生于印度，完全没有亲历文革，但诗中的“我”，可以视为在西藏文革中一切受难者的象征。诗人思考文革中的藏人，尤其是藏族红卫兵和“积极分子”自身的责任问题，西藏文化之船搁浅的问题。作为汉人，我们不能把文革大破坏的责任完全推到藏人头上，但作为藏人，这种反省却是必要的。唯色在其著作中提到，前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金龙谈到关于西藏炸寺庙的问题时很生气地说：“国外不是说我们破坏了西藏文化，破坏了多少寺庙，难道是我们？是解放军去炸的吗？是汉族去炸的吗？”是的，西藏很多寺庙是藏人自己去炸的，但大量事实表明，汉人也参与其中，解放军也参与其中。文革之罪的首犯是毛泽东，同时是中共暴政集体犯罪的结果，是红色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七十年代流亡印度的青年作家明秋.桑克哈（Migyur D.Sankhar）早就注意到这一方面，他在《与国际和平攸关的正义事业》(A Just Cause –Vita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一文中指出：“我们憎恨的压迫者的非人暴政已经达到如此程度：胁迫我们去扫荡我们原本扎根很深的信仰和风俗，以便采纳他们的讨厌的残酷而危险的毛主义教条。”
雪域废墟上后世的凭吊者，还包括一些文革之后入藏，尤其是八十年代到西藏寻访的汉族诗人。著名诗人杨炼年到西藏，归来后发表《西藏》组诗，包括《浴神节》、《古海》、《布达拉宫》、《甘丹寺随想(毁灭的颂歌)》和《天葬》等五首。这些诗歌凭吊“破四旧”在雪域留下的废墟，思考西藏文明的各个方面。其中与文革纪念密切相关的诗作是《甘丹寺随想》。在诗人笔下
废墟的象形文字写满空白
瓦砾堆的浪头击碎仇恨与忧伤
而黄昏，狗群湿湿的鼻子伸进历史
嗅出尘土下一群残缺的偶像
（昨天永远不会过去，它只是叠入了今天
星空旋转，回头一撇的原始恐怖
从黑暗中跌落，万物完成于同一个起点）
……
这里一个历史的圈套高高悬挂
传说像诱饵，引爆出最残忍的热情
……
杨炼在诗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文革，但其不言而喻的历史意味，已经通过对这片废墟的描绘自然表露出来了。诗人首先把文革置于整个“新中国”的历史中来审视。“历史的圈套”这样的比喻，无疑可以令人想起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反右“阳谋”。同时，诗人从人类原始的破坏欲的角度来审视文革，如括号中的几行诗所表达的那样。
上述诗人们就是这样在雪域废墟上凭吊一种遭遇重创的文明。作为西藏文明的传人或景仰者，他们怀抱复兴并光大其文明星火的希冀，以既求实又富于想像的精神，像罗马门神的两面一样，面向历史，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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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7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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