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8日讯】上周五，检察官就总统府国务机要费一案对总统夫人吴淑珍等人提出起诉。此举毫无疑问不仅令台湾朝野震惊，同时也必定引起整个华人世界的密切关注。那么这个起诉表明了什么？人们应该以什么心态面对这个起诉？我认为起码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看待：
台湾民主傲人成绩
首先，检察官可以起诉第一夫人，是台湾司法的胜利，是台湾民主的成绩。
检察官清楚地表明，在整个侦调过程中，没有受到压力。所谓压力，当然只能是来自执政党的压力。它说明，陈水扁政府自始至终没有介入和干预司法人员的侦调。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政权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无论台湾的司法还有多么严重的不完善之处，检察官可以在没有任何来自政府压力的情况下，对总统、第一夫人和总统府要员进行司法调查，足以说明台湾已经进入了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对于经过了国民党无法无天时代的台湾来说，今天的成绩是值得台湾人民欣慰和骄傲的。
被起诉不等于定罪
第二，既然我们尊重司法，也开了一个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好头，那么下一步必须遵守的就是法律程序中最重要一个的概念：无罪推论。
被起诉绝不等于定罪。在第一夫人和相关人员没有被法律定罪之前，必须认定他们是无罪的。由于台湾半个多世纪都在独裁专制下，对民主国家法律中这个最根本、最原则性的概念并没有清晰的认知，这就是为什么在司法没有定论之前，立法院已经两次提总统罢免案，现在又要提第三次，更发生了街头倒扁的闹剧。起诉是司法层面的问题，而罢免案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在国务机要费一案没有走完司法程序之前，而且是在起诉书刚提出的当天，国亲两党（现在又加上了台联）立刻就表示要再提罢免案，如此迫不及待，明摆着是出于政治理由，为达政治目的。其结果，只能是迅速地把此案演变成更进一步的蓝绿恶斗（台联在表明要超越蓝绿的时候，已经和绿营划开了界限）。
办案涉有政治倾向
第三，在民主国家，司法虽然是独立的，但办案人员却都有政治倾向，并无可避免地把政治倾向带入案件中。
这在民主非常成熟的美国也是同样。例如当年侦查柯林顿性丑闻的检察官，虽然被称为 “ 独立检察官”，但却是公认的保守派，所以对自由派的柯林顿毫不留情；他本人则遭到了以自由派为主的媒体狠狠修理。同样，去年共和党的副总统钱尼的幕僚长被调查起诉，该检察官就被亲保守派的媒体指责严重偏向民主党。
这次起诉吴淑珍等人的检察官，虽然自称一直属深绿（我现在对 “深绿”到底指什么，越来越不清楚），但他的起诉书却有明显的不公允之处，甚至有的言词近乎给总统定罪。而且，在总统夫妇都有需要进一步向检察官说明的问题，并且向检察官表明了这种意愿的情况下，对于牵扯到一国之元首和外交机密等这么重要、复杂且棘手内容的情况下，检察官不是耐心、全面地听取充分的说明之后再做决定，而是在刚认定涉嫌犯法的两天之后，在不给总统夫妇进一步说明机会的情况下，立刻提出起诉，不仅让人觉得过于草率，甚至给人一种有急迫想定罪的感觉。这点势必会影响到民众对检察官到底是否公正的认知。
蓝营领导人马英九们一被调查，蓝媒就一片 “ 司法不公平”的谴责声，而这次统派媒体除了欢呼之外，不仅绝不再提“ 不公”，甚至激动到发专论“ 天祐陈瑞仁！”明摆着，对这个司法案件的反应，仍是蓝绿抗衡的继续。
国务费制度有弊病
第四，无论总统夫妇和其它官员最后是否被定罪，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如何动用国务机要费的制度是有严重弊病的。
堂堂一国之总统需要靠搜集发票来核销国务支出，不仅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是对总统这个职位尊严的侮辱。更让人无法不谴责的是，这种让人用无关发票抵账的做法，根本就是诱惑犯罪的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这就是接受一个独裁政权班底、继承一个旧体制的恶果。古往今来，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国家，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论做好做坏，它有一个自我系统的统一性。而民进党靠选票执政，却进入一个国民党留下的体制和那个体制各个阶层的人员，这样在其程序作业的处理上，如果不发生矛盾冲突那才叫奇怪。
即使在国民党后期，他们还有 “奉天”和 “当阳”项目的小金库，里面的钱在陈水扁接过来上交国库的时候还剩几十个亿。国民党的总统可以动用这么庞大的资金，却根本不必搜集乱七八糟的发票核销，无论里面漏洞有多大（从宋楚瑜的兴票案就可清楚看出）。而今天陈水扁政府没有了小金库，不仅仍必须支出各项国务机要费用，还得想方设法找各种发票核销，无论有没有贪污，都是麻烦透顶的事情。台湾的宁静革命，避免了流血的代价，但和独裁体制遗留问题冲突的代价，自陈水扁政府上台以来，就一直在付了。陈总统无论是否有罪，他个人的代价都是第一届台湾本土政权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秘密外交内部扯腿
第五，国务机要费使用中的 “秘密外交”字眼，再次提醒人们台湾的艰难。
哪个国家都要搞外交，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台湾这样，不得不靠金钱来 “买” 邦交关系，打通外交渠道。那些第三世界小国的头目和要员，你不塞足够的红包、礼物，他不是刁难你，就是转向北京（而那些费用，你既不能公开说出来，他们也不会承认）。台湾在国际上做点什么动作，都得偷偷摸摸地，都不能理直气壮。国民党执政时已倍尝其艰辛，而今，陈水扁政府在国际上困难重重，在国内又到处被国亲两党绊脚。
说到底，只有台湾制定了新宪法，彻底甩掉旧制度的种种弊病，其民主体制才可能真正走向完善，正常的机要支出，走正常的渠道，以制度来保障政府官员的清廉；只有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才能不必在国际上偷偷摸摸地搞什么 “ 秘密外交”。而这一切的实现，还要靠认同这个国家的台湾人民继续不懈的努力。
（台北《自由时报》 2006 年11 月5 日“星期专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