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金沙编译报导）中国电影以前可谓是被西方功夫迷所青睐，但自从李安的《卧虎藏龙》在西方发行以来，中国电影则真正在西方主流社会盛行。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通过采访中港台的导演们，透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这本书的作者是麦可‧伯瑞(Michael Berry)，书名是《用形象说话：采访现代的中国制片家》(Speaking in Images: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这本书由多篇作者与中港台著名导演的访谈实录汇集而成。这些中港台的名导们表达出三个非常不同的中国社会，由于不同的政治情况，深远的影响了现代中国电影的艺术走向。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的大屠杀，到台湾1950至1980年代的白色恐怖，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最低潮，《用形象说话》研讨政治和海峡两岸的关系怎样塑造出三个中国电影的独特风格。
全书开篇是与中国导演谢晋的访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年中国沦陷于共产党﹑1960和1970年代无政府状态下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民主诉求的致命镇压，以及中国踏入21世纪后几乎无法停止的经济爆炸，在20名受访者中，谢是唯一一个亲身经历过中国这些转变的导演。
谢于1923 年出生在四川一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单，从1964到1973年间没有制作过一部电影。他制作了60年的电影﹐这是他 最消沉的一段时期。一直到今天，这段空虚的年代依旧带给他梦魇。“我的父亲服安眠药自杀，母亲跳楼，我不得不用自己的双手把他们的尸体移走。”谢告诉伯瑞：“人的本性被摧毁，朋友和家人彼此出卖，整个时代是个悲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牺牲品。”
对于活下来的人们来说，文革实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虽然第5代的导演们，如包括张艺谋在内的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只是小孩子，但这段时间的记忆依旧深深刻在心里。“在那个大悲剧中﹐人性赤裸裸的暴露无遗，”张艺谋说：“人性中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
与张艺谋同属于第5代著名导演的还有田壮壮和陈凯歌，他们对中国控制艺术和创作自由的严厉政策表现出少有的﹑坦率的批评。《马贼》和《蓝风筝》的导演田壮壮告诉伯瑞说：“我决定还不如替任何雇用我的人工作，反正我无法制作我自己的电影。”
香港的发展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气氛。自从1950年代初期，香港就开始表现出它是中国电影的心脏，而1970和1980年代香港的新潮更加建立起它是这个地区电影企业的翘楚，邵氏兄弟影业公司﹑ 国泰影业公司和金禾影业公司 都在导演陈耀成称为“借来的时间”下蓬勃发展。
艺术创造在中国被压制，却在英属香港殖民地开花，一直到1997年中国控制香港的前几年时才开始衰退。 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当回归的日子越来越近时，香港的导演们问自己：政府会把对付中国制片家的严厉限制强加给香港吗？陈果告诉伯瑞说：“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一种悲剧的无助。”同样的焦虑表现在已经退休和仍在工作的香港导演胡安﹑关锦鹏﹑陈可辛和陈耀成的身上。
台湾紧随着香港的新潮，在1980年代的早期出现了新锐导演侯孝贤和杨德昌。他们的作品充满微妙的艺术性，带起了新台湾电影运动。作为书中“台湾之声”的两位特出人物，他们各自诉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白色恐怖时期的成长经历。侯在台湾南部郊区，杨在台北大都会。“那个时期自我的创造很受压，”杨德昌说：“他们没有安全感﹐对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没有信心。”
1980年代国民党的统治逐渐放松，台湾电影企业也和香港成为势均力敌的局面。“随着新台湾电影的到来，各种抑制被解除，”侯孝贤说。新台湾电影为后来的新锐铺好了路，如吴念真﹑蔡明亮﹑张作骥和李安，他们的访谈都纪录在伯瑞的书里。
也许最能代表台湾的导演就是李安。和台湾一样，李安对自己的身份也弄不清楚。“虽然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我还是怀疑我的身份，”他说。“我不知道我到底属于谁。”李安非常的美国化：在纽约受教育，是少数支配好莱坞大预算卖座电影的中国导演之一。作品如 《理智与情感》﹑《绿巨人》和最近的《断背山》。李代表亚洲电影既恨又希望变成的东西：美国化。
尽管地区各异，每一个访谈都表现出相同的一点：中国的制片家对美国电影和好莱坞票房领导地位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讥嘲，然而他们似乎全都渴望成为好莱坞的一员，能够融入主流，从“亚洲”电影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例如在台北，大多数的电影广告都是宣传好莱坞的影片，只有很少的亚洲电影得到相同的宣传，更别提台湾制作的电影了。只有功夫电影如张艺谋的《英雄》和李安的《卧虎藏龙》，这些中国制片家才能够吸引当地的观众。李安说，他惊恐地发现，为了多卖门票，《卧虎藏龙》在台湾竟然被宣传为好莱坞出品的影片。
伯瑞在书中通过与名家的访谈中也提出未来中国电影事业需要努力解决的题目：中文电影要成功的话，必须获得亚洲观众的信心，中国导演必须树立他们的信誉，成为可以跳出功夫影片的制片人。中国电影是否会在全球市场上繁荣和进取，还要拭目以待。
在这本568页的书里采访的20位电影中人里有两位女性：香港导演许鞍华和台湾剧作家朱天文，不过后者被压缩到只有一章，还是和她的长期合作人导演侯孝贤共同分享的。伯瑞在序言中风趣地说，这个缺点不是他的错，而是华人在这个企业中男女失去平衡。
《用形象说话》这本书提供了关于中港台电影名家的第一手鲜活资料，包括他们的梦想﹑激情﹑动机﹑经验和政治观点。伯瑞称他的书是“外国观众能够直接听到中国电影企业工作者心声的稀少机会之一”，也是一本提供读者深入了解中港台的政治环境是怎样塑造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华人文化圈的独特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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