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3日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就已成为大陆权势集团和一些知识精英利用政治特权来操纵市场力量以自肥的一种把戏。大陆的广大农民和工人，从自身的经历中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因此，“改革”二字，不仅遭到多数民众的冷漠，甚至令他们反感和恐惧。正如有人所说，多数人期望的改革早就死了。
但是，在专制的淫威下，这一现代版的“皇帝新衣”一直在继续，一些人从中得到了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财富和地位。现在，随着越来越多被“改革”逼得走投无路的人选择去抗争，“改革”，这件妙不可言的新衣终于在大陆的媒体上遭到空前的质疑。最近以来，大陆的一些重要媒体，如《经济观察报》和《财经》杂志，纷纷组织学者官员对“改革”进行“反思”，并称2006年是“改革”的“反思年”。
大陆媒体为什么突然热衷于推动“反思改革”呢？民众对所谓“改革”的不满日益增加，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现在，对民众情绪毫无反应的媒体在大陆也是难以生存的。但众所周知，在一党专制的大陆，上层的政治永远是比民意更重要的因素。大陆百姓对改革的失望与不满，由来久矣，媒体并非不知道。媒体现在敢于组织“反思改革”，是因为批评江朱时代的“改革”，已成为胡温的政治需要。这主要倒不是因为江朱的势力仍在挑战胡温，而是江朱时代留下的严重后果，已如此明显，如继续回避，胡温就无法促成起码的共识来推行新的政策。
其实，大陆的左派们近几年一直在攻击江朱时代的“改革”。在中共高层守旧势力的支援之下，他们在网上，在校园都有一定影响，但长时间得不到主流媒体的青睐，因为支援政治上并非主流的左派，并不符合媒体自身的利益。这种情况在2005年有了较大的变化，郎咸平，这位来自海外的“左派”新面孔，得到了网民和媒体的追捧，给批评“改革”带来了新势头。于是，受到鼓舞的老左派们也纷纷出击。虽然刘国光，左大培这些老面孔并没有多少人望，但他们充分利用了胡锦涛回归“正统”的心态，利用了守旧势力在高层的政治影响，斩获连连。马列研究院的成立，尤其是“物权法”被阻击，就是明证。
至于在江朱时代出尽风头的“主流经济学家”，则突然发现，批评和反思改革的声浪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90年代一些伤害民众至深的所谓改革，如1998年的所谓粮改，以及强迫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主流经济学家”或明知有大错而不敢说，或参与其中名利双收。于是，面对“反思改革”的压力，这些不义改革的既得利益代表从沉默转向以攻为守，摆出了“谁反对我，谁就是反对改革”的架势。吴敬琏公然断言，贫困群体反对改革，言下之意，谁要代表受伤害的穷人来批评他，谁就是反对改革。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久违的皇浦平，突然从天而降，高呼“改革不可动摇”。
站在正义的立场，对改革进行理性反思的严肃学者有没有呢？有，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就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孙立平尖锐地指出，江朱时代的改革并非仅仅是失误，而是遭到了强势集团的系统扭曲，因此，改革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对强势群体有利而对弱势群体不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扭曲呢？孙教授的解释是，大陆的改革在体制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新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利用这种充满弊端的体制，形成了“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格局。
孙先生只不过讲出了大家早就看到的现实，但他敢用学者的影响力让舆论聚焦于江朱改革之不义，不能不令人敬佩。这样的学者越多，“皇帝新衣”的把戏就越难演。问题是，在当今的大陆，这种认真的反思足以让正义的改革起死回生吗？
正如孙立平教授认识到的，要纠正改革的扭曲，需要一套新的改革机制。但这套新的改革机制又从何而来呢？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在专制下实现公平正义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要打破这一悖论，需要大智大勇，敢于担当的领袖人物。胡温虽有亲民的意愿，但他们生怕自己成为赵紫阳和戈巴契夫式的人物。对改革的反思如果去除不了当权者这种道义上的怯懦，那就只能像晚清那样，越改越促发革命。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