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讯】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专家们就近年来频频出现在媒体上的“过劳死”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公安、新闻、IT、文化演艺、企业、国家公务员、科教界成为中国人“过劳死”的高发区。不过，此研究遭到质疑调查的覆盖面不够完整，那些艰难求生的普通劳动者应该更容易成为“过劳死”的高危群体，但是他们问题被疏略了。
据《东方早报》报导，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在互联网上搜索从15年来媒体报导或有记载的“过劳死”个案，总共有102名，刘漪分析认为，发病率直线上升、男性人群居多是近年来“过劳死”现象的趋势。
刘漪对涉及“过劳死”高发的七种职业92个个案进行了分析，结果，他们“过劳死”时的平均年龄为44岁，而科教界、IT、公安和新闻行业“过劳死”人群的平均年龄已经在44岁之下，特别是IT阶层年龄最低，仅仅为37.9岁。而社会责任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和社会评价的压力是导致中青年知识分子“过劳死”的主要因素。
不过此一研究也遭到舆论质疑，据《国际在线》报导指出，“过劳死”意味着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心理压力过大，长期处于筋疲力尽的“亚健康状态”，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而导致死亡。诱发“过劳死”的主要因素包括超负荷的劳动强度、脆弱的保障、不良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等。由此看来，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低端从业者应该更容易成为“过劳死”的高危群体。
报导指出，刘漪的研究报告中所列的过劳死高发区的职业，都是处于社会分层高端的职业，完全不见矿工、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等低端职业，显然研究者的调查没有覆盖所有主要职业。
报导说，面临“过劳死”威胁的并非只有高端职业的精英们。那些艰难求生的普通劳动者同样笼罩在“过劳死”的阴影中，他们的死亡记录恐怕更加令人哀伤－－去年10月，一位叫何春梅的广州女工，在装配车间连续加班4天后猝死，为了完成公司的定单，在生命中最后的3天里，她总共没有睡足6个小时；即使在她死后，老板所关心的依然是那批货能否按时出单。
高端的职业无论是收入水平、保障程度还是社会地位都远远居于工人、司机等职业之上，但是如今“过劳死”问题似乎已经被简化为精英们的“过劳死”问题；而普通劳动者的“过劳死”问题却被长期忽略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