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7日讯】岁暮年初，中日关系总要曝出些“冷门”（或“热门”）的消息，在吸引两国国民视线的同时，为已然高度脆弱、一触即溃的两国关系再添新堵，似乎已成这些年来的“常态”：2003年新年伊始，日《读卖新闻》披露，日本政府与“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合约，正式“租借”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北小岛等三个岛屿；2004年1月1日，小泉纯一郎第四次以首相的公职身份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致使中、韩反弹；是年底，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反对，向李登辉核发签证，准其赴日“看病”、“访友”。
2006年新年前后的一系列动作最耐人寻味：2005年12月下旬，中方提前召回驻日大使王毅，名曰回国“述职”，再回日本将在2006年新年前后，引发各界猜测；12月27日出版的日《周刊文春》杂志披露，日驻上海总领馆“A领事”因不堪中国公安的胁迫，2004年5月于沪自杀，死前留有遗书，公开了遭“胁迫”的事实；12月31日，日本政府宣布，现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任期届满”回国，其职务由外务省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宫本雄二接替——这是半年来第二次传出关于驻华大使人事安排的消息，这次是确实的。
“A领事”自杀关涉“国家安全”
麻烦接踵而至，“官司”你来我往。在目前中日关系的大环境下，倒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反正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是，“A领事”自杀事件，由于关涉“国家安全”，从事件发生到媒体曝光的时间跨度较长，背景扑朔迷离，确乎像一个充满了机心与悬念的间谍故事。
尽管围绕“A领事”的死因，中日双方始终在各说自话，相互质疑，其立论高度对立，殊难弥合。可是，如果对双方的应对和说法分别细加考察、分析的话，似乎还是能觉出些许“温差”。首先，日方举证具体、详细，时间、地点，人证（卡拉OK女郎、“唐先生”等）、物证（死者留下的五封遗书），一应俱全。相比之下，中方的反诘过于简单、抽象，多少给人以感情用事、用道德判断代替以理服人之感。当然，对急于摆脱干系的中方来说，保持“清醒”，尽量不陷入细节之争也许不失为一种策略。然而，不能就日方所指证的人证、物证就事论事地提出强有力的反驳，却造成了刻意回避的印象，客观上对自己不利。其次，对被认为对日方最有杀伤力的、所谓何以在事件发生一年半之后才“旧事重提”的问题，日方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一是出于对遗属要求的顾虑；二是事件发生后，数度抗议，均遭中方无视），中方却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而是拿历史问题说事，警告日方“不要再给中日关系增添新的麻烦”。
中方此番应对，一反历来“摆事实、讲道理”的传统做法，可谓相当的“粗线条”，全无半点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之意，与其在几年前“沈阳总领馆事件”上的应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问题是，当一方执著于细之又细的“事实关系”，而另一方却一味地加以拒斥，并不惜以“历史问题”的宏大叙事来拍板定性的时候，难以回避“偷换概念”、“话题置换”的指责，有时这种做法本身就往往暗示了事态的方向性。
考虑到事件非同寻常的性质和背景、两国制度的不同及双边关系的现状，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谋求共同解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弄不好，两国关系史上从此又多个“日本领事自杀之谜”也未可知，就像20世纪中日关系史上那些著名的无头悬案一样。
中日竞争大有边界扩张之势
笔者认为，无论其真正的“事实关系”如何，“A领事”自杀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中日战略竞争问题，其所凸显的，是两国战略竞争矛盾的加剧、升级。毋庸讳言，随着两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接近，共同利益的交集却变得越来越小。即使在经贸关系上，虽说已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的地步，但合作与竞争两极分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换句话说，合作已然接近顶点，竞争却有大有边界扩张之势。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东海油气田为代表的两国能源竞争。经过几个回合的艰苦磋商，两国终于回到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最初轨道上。可是，日方最近端出的所谓“以现金换油气”的分成方案（即向中方已建或在建的油气田提供开采资金，然后按双方的“出资比例”来分配产出的能源），实质上是无视中方单独勘测、试开采的所有风险的、单纯的“摘桃”方案，中方断无接受的可能。可以设想，与此相关的谈判肯定会胶着化、长期化。
在军事领域，两国无疑正在共同酿造全面竞争的形势。相互指责对方的军费增长；日美“2+2”外交、军事首脑磋商，把对台海问题“共同关注”的表达清晰化；去年末，访华的日民主党党魁前原诚司和外相麻生太郎明言中国的“军事威胁”，首次袒露了日本朝野高层对华战略思维的真实内核；今年1月3日，30名全副武装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先遣队员从位于长崎的美海军佐世保基地出发，飞赴加州的彭德尔顿兵营，参加首次于美国本土举行的、旨在加强日本西南端防卫的美日联合“夺岛”军演，另有百余名自卫队员将随后跟进……而按照日本防卫厅最初的想法，演习原本打算在冲绳举行，因为要从假想敌国的虎口中“夺回”的“离岛”，距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在500公里半径的范围之内。
“第三条战线”的刀光谍影
“A领事”自杀事件还向我们昭示了“第三条战线”的刀光谍影，虽则惊心触目，但绝非罕见，只不过是发生在所谓“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暗中角力的一次“偶露峥嵘”而已。事实上，两国彼此间针对对方的情治工作一直在各自的国家战略的支持下大力推进，近年来活动更趋表面化。
日本方面，为强化对海外军事、外交情报的搜集、分析和处理能力，在既有的外务省情报系统的基础上，于去年4月在前任外相町村信孝设立的咨询机构“对外情报机能强化恳谈会”（简称“外情恳”）的建议下，仿效英国“军情六处”（MI6）的建制，新设了对外秘密情报部门，并通过它向驻外使领馆单独派遣受过特殊训练的“情报担当官”，来加强情报处理能力。而中国作为日本情治工作的重点辐射国家，似乎从来不是一个“消停”的地方，以前就曾发生过不止一次日使馆武官因闯入“军事禁区”被当地公安扣押的事件。
在这方面，中国怎甘示弱。据外电报导，去年5月，前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某一等秘书在向澳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后对媒体透露，由中国大陆派遣的、活跃在日本国内的情治人员已超过千人。
所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家彼此相安无事，不亦乐乎。说不定你打工的那间外企的一团和气的老板，或者你曾留过学的那所学院里看上去文质彬彬、热心学术的客座教授就是肩负特殊使命的“007”也未可知呢。
新年伊始，日相小泉在对媒体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再次批评中、韩两国干涉“个人的精神世界”（指其参拜靖国神社），为其在亚洲外交上的失败辩护。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舆论则开始指责小泉的外交政策，敦促其尽快修复与中、韩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调整驻华大使的人事安排，起用与阿南大使同为“中国帮”（ChinaSchool）出身、对中国有较深理解的宫本雄二，其良苦用心当为我等察之。除此之外，日方似乎还在考虑采取更大的动作对华公关，以软化中国民众的对立情绪。
但是，无论政治家如何表态、公关，都难以弥合中日两国因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而拉开的鸿沟。大力开展两国民间交流，扩大合作，规范竞争，在不得不竞争的领域把竞争的风险降到最低、可控的水平，谨防各自国家极端民族、民粹主义势力借竞争蹭出的火星而擦枪走火，恐怕是摆在两国朝野上下的共通的课题。
——原载《动向》2006年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