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4日讯】 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个以无产者挣脱锁链，获得解放为目的的运动结果却如哈耶克所言，成为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在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权的国度，人民反而失去了自由。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为共产党夺取政权牺牲最大的中国农民，遭遇最为悲惨，他们长时间地被束缚在集体农业中，不仅普遍陷入贫困，而且几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五九年到六零年的大饥荒，更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大陆农民最满意的不仅是吃饱了肚子，更重要的是重获人身自由。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跪着的自由，农民依然没有政治权力，依然是二等公民。令世人震惊的是，这有限的自由，竟然给了大陆经济如此巨大的推动力。
跪着的自由并不是没有后果的。现在看得很清楚，在一个跪在政治强权面前的自由经济中，弱者的权利必然普遍遭到忽视。六四以来，大陆各种弱势群体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伤害，农民在这个大变局中又一次成为最大的输家。不错，传统意义的农民是一个必然消亡的阶级，但大陆农民的遭遇在于，太多的人找不到转换身份的机会。传统农民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城市却只为他们打开了仆役的侧门：他们只能以所谓农民工的身份进城打工，却很难跨越成为市民的高门槛。农民日益成为流民。
在很长的时间里，忙于瓜分和享受财富的大陆当权派无心关注农民的遭遇，大陆的知识和文化精英也专注于享受跪着的自由带来的种种好处，直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农民问题开始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
在农民问题上，胡温显然比江朱有更深的理解，更多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江朱不负责任的农村政策后果最直接的承受者，江朱造成的很多后果他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要由他们来买单。
2006年两会的准备过程与进行过程，共产党当权者对农民问题之关注，问计求贤的态度之诚恳，为多年所罕见。中共中央还专门为扩大政协参政发了一个5号文件。我想，许多人都与我持相同的看法，那就是这一次共产党并不是做做样子。靠农民打天下的共产党真正感到了农民问题对自己的威胁。共产党当权者从越来越多的太石村，东洲村事件中看到，不少农民已经不愿继续跪下去了，更有一些知识份子试图带领他们一同站起来。
农民问题正在成为促使共产党放宽民主议政尺度最有力的杠杆。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当权者对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虽有认识，但并没有什么有信心的办法。放宽议政的尺度，一方面可以集思广益，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政策失败后的政治风险。最有意思的是，在大陆所谓的民意机构中，最缺的恰恰是农民的代表。在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农民代表的议政体制中，议论农民问题，比较容易形成的基本的共识，就是不要让农民问题颠覆现存的秩序。
跪着的自由引发的问题正在催生跪着的民主。跪着的民主能否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呢？我注意到民建中央提出了一个颇有深意的建议。据《新京报》报道，民建中央调查部负责人，政协委员熊大方说，他们调研发现，城市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已经淡漠了再回农村的想法，在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上也基本上与城市居民相融了，在提案中他们特别建议优先使他们迈过市民化的“门槛”。但这一建议马上就遭到公安部某官员的反驳。他认为，“现阶段城乡差别太大，户口放开后，大量农民工会涌向城镇，无法招架。”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间”。
看来，跪着的民主如果找到什么办法的话，恐怕也必须是让农民继续跪着的办法。问题是，农民会答应继续跪下去吗？中国人会愿意继续跪下去吗？这个问题不是我今天能够回答的，也不是今天当权的任何精英能够回答的，而恐怕正是要由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来回答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