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日讯】对改革的争议错综复杂，其中，“左倾”思潮引人注目地显示其力量，使得争议有了清晰可见的意识形态化色彩。
或以为，传统的“左派”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大趋势也许是如此，不过，在现实中，“左”的观念仍然在顽强地表现。
中共高层，先是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然后又力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举措固然都与调整改革方略相联系，而又无一例外地标榜“社会主义”，当然不是偶然的。胡锦涛推崇毛泽东思想和延安精神，“左倾”姿态并非只是做秀。
这时，有人以现行宪法的社会主义精神非议物权法草案，已俨然又一个郎咸平，倘若该教授有郎咸平教授那般能量，当有更大的作为。
还有人高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对郑必坚兴问罪之师，尽管从思想到语言都过于陈旧僵化，但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让人们再次领略了“左派”丰采。
“社会主义方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其背后，是现实社会矛盾的运动。这一矛盾的状态，使得改革久久地在政治领域中难以求得突破，且使得失去平衡的格局渐渐地凝固，又使得社会问题丛生，尤以腐败为害最烈。“和谐社会”、“新农村”的高调，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
左与右之间
这时，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无论胡锦涛“新政”，或“皇甫平”为改革辩护，都受到左右两面的夹击。
“皇甫平”的辩护有其弱点，即拘泥于中共对社会矛盾的传统论述，将其“公共品”论述纳入其中，回避了政治改革而只提行政改革，他对改革中矛盾的分析就大为减色。这样的辩护，在改革走向遭受尖锐质疑的当下，虽然其旗帜鲜明，却显出“中派”色彩，受到夹击也就不奇怪。
至于胡锦涛的“中派”模样，则让人想起当年的戈巴契夫。当年的苏联社会，其观念在“新思维”冲击下已变得较为正常，坚持民主及市场化改革被公认为左派，而传统的“左派”保守派已恰如其分地成为右派。戈巴契夫在两者中间──他坚持改革的立场鲜明，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一定程度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显出传统、保守的一面，以致于遭到右派政变打击，最终则为叶利钦所取代。胡锦涛对改革对宪政的信念与理念当然远不如戈巴契夫。他一手举着“社会主义”旗帜，一手紧握一党专制的机器，对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改革派、对逐渐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民众、对质疑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左派”，都摆出一幅冰冷无情的面孔，对权力－资本联盟及腐败势力却又缩手缩脚。他学得几分毛泽东的权谋，却全无毛泽东的政治气魄。他这幅模样，其实或许更象勃列日涅夫，但身处于目前的变革时代，其面临的挑战与压力以及他的运气，却可能又远不如这位苏共老前辈。
现象背后，是改革本身实际上也处于左右夹击之中。改革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左右两边都在试图使改革出现某种方向变化，而权势集团则小心翼翼地力图控制局面，不让可能的变化威胁到其自身的既得利益。
权势集团固然以利益为重，不在乎“左”、“右”观念之分野，也有某种“中派”味道。胡锦涛露出“中派”模样，不论其完成权力布局后究竟有何作为，至少目前主要是以其权位为重，以“稳定”压倒一切维护着一党专制，也维护着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偏偏“左派”中人多有逢迎者，顺着“和谐社会”、“新农村”的上意而舞动“社会主义”大旗，争议中的意识形态色彩焉能不应运而生。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改革争议与反思文革而出现的争议有几分相似。
文革发动已40周年，它结束也已30周年。对文革的反思又活跃起来，“人民文革”论述是其中一个特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理论上是坚持“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政治上是以打倒“走资派”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断新民主主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但这种“社会主义”是在尚未显示出“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恩格斯语）时，实际以“在政治上不可避免”而推动的，于是，企业家阶层的成长被压抑，党政官僚阶层畸形地成长起来。以这种社会现实为背景，文革中，打倒“走资派”是毛泽东的政治目标，民众回应的其实是打倒官僚，这两种政治趋向交织，就有“人民文革”论述出现。
有人反对“人民文革”论述，认为文革只是毛泽东的文革，人民反对文革，没有“人民文革”。这种看法的弱点是，它无视人民对文革的回应，从而将文革视为没有内在矛盾的政治运动。
同样，对改革也是如此。
“皇甫平”声称“改革不可动摇”，是针对着否定改革的“左倾”思潮，但看上去是将改革神圣化了，引起了反感，招致批评，而“肯定改革”与“否定改革”则明显地形成为两极。反思改革，免不了出现批评性分析，且深得已有诸多不满的民众之心，而一些很有深度的批评性分析，看上去也很像是“否定改革”，于是“否定”之势看来是风靡一时。此时，高扬起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大旗，对改革的方向发难，当然也就顺理成章。
但是，反思改革，其实是深入分析改革中的矛盾运动的一次机会。改革的过程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观念，在其中表现自己、相互作用，其利益的交融、碰撞乃至博弈，构成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在这一过程面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未免不足。
表与里之间
在中共的官方概念中，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戴着“社会主义”的帽子。有了这顶帽子，似乎就表明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无论其现实如何，在这华丽的帽子下面，一切似乎都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或合理性。
然而，一旦“左派”学者们要究其实，现实的改革就大有问题，拟议中的改革也会大有问题。
以现行宪法而论，尽管它规定的诸多公民基本权利在现实中都被束之高阁，它毕竟是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以其“社会主义”原则衡量，从冲破土地承包禁令开始，也许鲜有不违宪的改革，到如今，巩献田教授无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已在公然声称“将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平等保护，这是中外立法史上的奇迹”。这就迫使人们直接面对现行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精神“与现实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了。
类似的例子还多得很。例如，邓小平说过，倘若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则表明改革失败。
这一具有改革成败标准的观念，与现行宪法的精神一致，但是，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无论政府如何调节控制，某种程度的两极分化总会出现，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特别是，宪法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地位的规定，对于国有经济地位的规定，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特色，实际上，成为国有体制支配性的法律依据。改革的障碍在其上盘根错节，以“社会主义”精神否定改革当然无可非议。
问题正是在于，在现行宪法支持下，改革争议不可能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不可能不意识形态化，不可能避免否定改革的严重威胁。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沦为虚幻，对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的规定也在实践中走样，演变为视同国有，而宪法保证的共产党凌驾于国家机器与社会之上，以及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则强而有力，罩在“社会主义”的圣光下。尽管随着改革进展而修宪，为改革拓展了空间，毕竟它的头上悬着“社会主义”原则，其意识形态束缚如影随形。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其本质又是虚弱的。
国有体制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现行宪法体现着这一矛盾，以其“社会主义”精神而支撑着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但是，现实生产力水平及其性质，才是现实生产发展阶段的基本规定性。马克思学说的基本逻辑，即在于把握这种规定性，由此而展开对于现实生产关系及其制度表现的分析。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要求现实生产力适应人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回到将社会主义视为市场经济发展之产物、为市场经济所孕育的马克思学说，乃依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调整制度──这是基本矛盾制约下的观念冲突，也是现实社会趋向的冲突。
改革的基本趋势，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逐渐地突破制度性限制，逐渐地使得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框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
根据马克思学说，活劳动创造价值。在企业中，管理劳动与生产劳动是活劳动，国有资产是死劳动，活劳动将死劳动的价值转移到新的财富之中，在保证其增值的同时，也形成着新的企业资产。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无视这种“劳动的逻辑”，维持其单一产权体制，实际上使得企业不成其为企业，也就无法长久地维持。改革的基本趋势，则顺应着这种劳动逻辑，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权益和自主劳动的权利，承认企业中人力资本的产权利益，也就承认了混合产权体制的现实性。以这种基本的经济自由，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改革当然就得到民众支持。
然而，现实中的国有体制仍然居于支配地位。权力一般地不会自动地放弃对于资源、市场的垄断和控制，而市场化的进展则也为其垄断和控制方式提供了新的选择，于是，依托于国有体制，权力可以选择各种维护、扩大其利益的机会，并且可以创造这种机会，权力与资本的交换、结盟等等，也同样地成为改革中出现的一种基本趋势。
这是无法避免的。改革不是在真空里进行，它自身存在着矛盾。
两种基本趋势，或两种改革的逻辑，在改革过程中或隐或现，有一致或并行不悖，也有矛盾冲突，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就使得权力支配的趋势在近十多年的改革中愈益强劲有力，改革本身，则逐渐地在一般劳动群众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甚至积累着反感和不满。
宪法的精神，可以真正与时俱进地表现为维护劳动的逻辑，为其开辟道路，也可以坚守传统而表现为依据权力的逻辑，维护其创造的利益格局。实际上表现为哪一种精神，取决于现实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就象对公民权利一样，宪法中对其都有规定，至于实际如何，还要人们自己努力。
(3/2/200614:52)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