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0日讯】流血革命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谈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问题。毫无疑问,从1 978年以来，整体上趋于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义思想史上没有正当性，更别说合法性。
保守主义想和革命“离婚”也离不了。革命是无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发生，只能尽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为恐惧流血就从正当性上否定革命，这是极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义。要自觉地拥抱“恶”，要正视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义所渲染的，革命就是万丈深渊，就是世纪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们也无可逃避，应该勇敢面对，不是手一挥高喊告别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义的启蒙，很容易造就一个安全的假相，让我们迷糊，而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也耽搁我们努力的时间。
除了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革命之外，还有就是底层老百姓在生存底线以下遭遇死亡时的革命。这种革命如果知识分子不在意识形态层面给与支持，通常被定性为叛乱和骚乱。成王败寇，如果彻底颠覆成功，推翻了现政权，那么知识分子就会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事后涂脂抹粉。
在人民主权的话语下，由极权主义民主向立宪民主，我不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一个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选和多党制政治技术的实施。也就是即使发生了暴力革命，也是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没有宗教意识形态内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权。相反我认为当底层老百姓在生存底线以下遭遇死亡时，根据天赋生存权原则，有权进行革命或者采取类似革命的政治行动。为了生存而爆发的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也就是说我赞成当无可奈何的时候，必须用暴力重新分配财产。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评论》上发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财产权》中，总结历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结论（http: //www.libertas2004.ne 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
一个失去正义的国家，是黑暗的国家，是绝望的国家。这时候没有人能够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进入深水区提供的希望来给社会底层一个定心丸。这个定心丸经济学家的理性能够提供么，知识分子全社会的共识能够当饭吃么？经济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这样的国家。
对于严重的社会危机，知识分子能够用精密的学说去描述把握，而底层老百姓则只能宗教来表达其情绪。基督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兴起，就是社会危机的体现，还有儒家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儒家学说，要脱胎换骨成为儒教，也是这一危机的产物。当美国从“劳动与民主”的共和国开始关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认同的时候，就是其内部危机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义的复兴，到日后完全可能出现的“纳粹中国”，都是为了转移内部危机的政治举措。当改革共识破裂以后，就是前革命阶段。革命阶段革命是必然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告别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广场政治和游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层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从土地革命开始，为了一小块土地为共产党流血卖命，建国后由为了毛泽东的疯狂，在大跃进和大饥荒前后死了几千万人，几十年的工农业剪刀差，各种各样的盘剥，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被户籍制度所奴役，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矿井中卖命。现在已经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权贵资本主义又谈什么中国崛起，难免学纳粹德国的资本家让德国人民去当炮灰一样，又要为国家利益和荣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骗去当炮灰。难道注定是当炮灰的料？注定是现代化祭坛的牺牲品？
人都是他妈生的，凭什么底层老百姓就要是现代性食物链中的小虾米？既然都要流血，为什么不流权贵资本家的血？少数人的血，比大多数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数人头，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权贵资本家的血可以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况下，就是正当的。即使短暂，也是值得的。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难带来结束治乱循环，一样要内战。凭什么就让我们农民在现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泪，而且被抛掷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说话。
既然农民都要白白牺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农民子弟成为帝王将相，如此农民整体上总比一无所有好；既然财产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然后由进行分赃，既然注定如此邪恶，既然只有土匪和强盗，那为什么还继续做无辜而善良的农民？
权贵资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来就流血。要么就流血，要么“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成？
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之一，从1849年到今天，它贯穿于整个近现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还是异化的，例如极权主义的面具出现。整个近现代史，是自由主义的辨证发展史。所以自由主义高于历史，高于时间，高于革命，高于改革。
1978年之后，共产中国由极权主义进入后极权主义，国家和社会开始分离，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借助于这一历史形势，自由主义浮出了水面，成为时代精神。
市场经济成为自由主义的春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让自由主义觉得立宪事业触手可及，胜利在望。加上改革后的良好秩序与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带来暴死的危险反差太大，人们于是衷心赞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时代，进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是被救赎的时间，有天堂的阳光照亮着，于是人们在改革死亡的弥留之际还充满着希望，不见棺材不掉泪，死不回头。
即使情形已经恶化，自由主义不能沉湎于过去美好的记忆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辈或者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真诚而苦口婆心地比较文革和改革，他们的这种比较是自然的，脚踏实地的，坚实的。这些说法可以作为改革之初的正当性论证。但是在人们彻底对改革失望以后，改革已经成为历史骗局以后，这些说法很显然是不合适宜。
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体验，我不怀疑他们是理性的。可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就陷入了迷狂，认为英国女王是当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还有例如我办的一个案件，一个无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当囚禁了十年之后，当政府无可奈何释放了他，他走出监狱，最感谢的的是政府，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这里的意思是说，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东西。
蒙蔽了什么？被抛入改革的强大磁场之中，他们总是说要珍惜当前的美好，可是这种珍惜的愿望，往往把坏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结果造成了病情没有被及时诊断出来，耽误了时机，断送了病人的生命。
与他们不同，我们是文革后出生或者懂事的，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体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坏的一面，没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恋，该告别则告别；坏的是也容易轻浮，轻视他们的生命体验，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时代，并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识破裂后的火药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们诉说，当初关于改革的梦想和美好记忆。不管如何，对我们诉说，计划经济时代粮票如何，改革时代物质如何丰盛，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辈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推动改革，也是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在历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义高于改革。对于他们来说，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么倒退，要么前进，倒退就是社会主义，前进就是市场经济，此外别无门路。
我们并不是被改革磁场捕获的原子。对我们来说，后退到社会主义的“茶马古道”，还是前进到资本主义的 “丝绸之路”，都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到了抛弃改革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另外开路。
有一点我们很肯定，就是我们没有陷入轻浮。我们要求的不仅仅那么多，例如告别粮票，告别计划经济，告别暴死的危险。我们要求的，是当局在社会契约中明白说的，亲口对我们父辈所承诺的东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权利，并没有节外生枝。这些是当局的历史债务，向他们讨债天经地义。很明显，当局不肯履行债务，撕毁契约，老早以前就“预期违约”了，我们父辈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愿意，明知可能是骗局也委屈着。可是我们没有老一辈与当局从文革一起走出来的共同感，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当局还债就是别啰嗦。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附丽在经济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记忆，内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层是超越改革的诉求，那就是希望通过改革来成就伟大的立宪事业，经济改革仅仅是路径。关键在于羊肠小道也断裂了，自由主义就不应该是一个衰老的老人，靠记忆和喋喋不休的忆苦思甜来教诲我们，应该拿出自由主义鼻祖洛克他们的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等维权精神来。
德国自由主义大师洪堡警告说，忽视影响到各项社会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 keit），将会导致这项改革试图传播的那些价值的解体。当市场经济刺激了自由主义者立宪欲望，豪情万状的时候，没有想到理性启蒙和目标，可能是提升当下现实，也可能因为距离太远而被当下现实诋毁排斥。财产权的启蒙和传播很大程度是后者。财产权是对自由主义者最诱惑的一次调情和勾引，但也仅仅是调情和勾引。
自由主义者应该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义当作立宪政治的哲学，而不是自足、封闭的体系。自由主义者想借助于市场经济构建宪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图是伟大的，但必然是悲剧。经济改革整个就是把伟大的美好的毁灭掉的悲剧，整个看起来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样，精神上飘飘欲仙，结果却是留下可怕的身躯和死亡。
所以光光坚守我们的目标一点也不放松，是不妥当的，容易成为有刺的玫瑰，不合时宜。
自由主义是一个危险的旅程，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去搏斗，去遭遇吸纳它不喜欢的价值，去适当妥协适应不可改造的社会心理条件。所以要分清楚“应然”和“如何应然”是不同的，要区分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不仅要坚守目标，还要考虑如何抵达目标。
立宪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系数不能太大，造成社会合作条件的丧失。自由民主和贫富有极大关系，在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之中，不可能确立起来。毫无顾忌别人的感受，把目标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义把财产权作为宪政基石已经丧失了良机，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糟蹋了耽搁了。反正我们现在没有了那种幸运，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和立宪的憧憬消失了。
用维权压到市场和启蒙
坏事都是权贵资本主义干的，而且还要当好人，把人冤枉杀了，还说是替天行道。权贵资本主义制造中国有历史以来最巨大的不正义，然后还谴责民众不理性，在抢光财产之后了，还要抢光民众的喉咙。从财产权到舌头，都要箍制。所以现在频频出击，左右开弓不仅封杀自由主义的网站，连新旧左派的一起干掉。
当底层民众不再抱有希望，还能用理性和共识来维系希望？还谈什么扯淡理性维权、理性讨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识可以解决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对立，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对立。知识分子指责民众不理性、叛乱、骚动，而底层民众指责知识分子道德败坏。民众处于哑巴吃黄连的位置，对于知识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这种对立，还表现为对革命作为财产权分配方式的正当性争论。
如果儒教攀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那么还体现为基督教与儒教的宗教战争。基督教与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与反革命、专制，提倡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权在一起。
权贵资本主义是改革的敌人，是人民的公敌，不是领导人，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国家，而且还要进一步摧毁国家，让国家陷入水深火热的内战之中。目前让他们放血，而不是补偿他们，进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国家的普遍利益。为自己赎买是要命不要钱，至少要把基本的社会保障做起来。
权贵资本主义不干，就要姑息他们？否则改革就改不下去了？这样的改革不要也罢。因为即使满足了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欲望，那么也是极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会带来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带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两百年的动乱和民族灾难。
改革开放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于底层民众之间的“农夫和蛇”的故事。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肥的“寄生虫”，我们还期待它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一个良好的社会却是离不开精英，但是权贵资本主义确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们唯利是图，没有民族责任感，不断背叛民族、国家，背叛改革，用宏大叙事甚至牺牲民族国家尽可能地让自己独食。其品质之败坏，责任感之丧失，在人类历史中数一数二。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家从来都没有信任扶持过资本家，都是让他们自己长大起来去和专制作斗争，然后大力鞭挞他们。很奇怪会把这种麻脸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导力量。明明是一只中山饿狼，却看成领头羊。
张维迎的赎买论实际暗含了一个前提：权力结构既定。从这一点来说，只不过他自认为通过一种委婉的、统治阶层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述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张维迎说，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权力结构正是改革要改掉的东西。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改变既定的权力结构，这是底线，也是改革的正当性来源，不能超越。如果权贵资本主义不干，那么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干掉他们，革掉他们的命。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现在用专制好于无政府来维护“高压锅”，到了“高压锅”爆炸一天岂不更惨烈，代价更重？所以应该放弃“权力结构既定”原则，应该用维权和基督教去建设公民社会，培养未来承受震荡的抗震力。
张维迎自觉拥抱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自觉的情形。很多知识分子如今越来越保守，与权贵资本主义共鸣，因为担心改革大船的沉没，恐惧革命的来临。在最危险的时候原来敌对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团。这种抱成一团是基于无中生有的恐惧，自己把自己吓的，而不是理性。这些人不自觉地排斥来自不可缺少的反对派，不可缺少的对抗，不可缺少的维权运动。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东西，政治力量的对抗博弈。权贵资本主义才不管道义，市场经济和启蒙的力量有限。市场经济和启蒙的曲线救国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东西。
从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的抗争例子来看，对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维权运动才能做到。维权运动是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已有的成果，只有从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积极成果。维权运动才能为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对抗，而不是妥协，也不是赎买。
在革命尚未爆发之前，我们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维权，一种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现实行动。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谓的美国的共和和民主之争，局限在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在民主与精英之争，从网络上刘涌再审争论开始，我坚守司法和法律应该占据政治领导权的位置，政法系应该成为主导社会的精英，我并且认为自由主义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时候，必须带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领域，我赞同民主，赞同大众参与。共和主义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领导权，从而替代启蒙政党。
近些年作为改革开放主导的经济学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控告下，被送上历史道义法庭，遭受了无尽的辱骂。经济学知识分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起主导作用的精英，从文人，到经济学家，到政法系，一个个沉沦。政法系褒贬不一，还没最后倒塌。
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代名词，要引导老百姓，首先要有权威。这个权威还不单纯理性能够提供的，更依赖于宗教、历史、习俗、神话。要引导是首先具有权威，如果丧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辩护，其权威越低，这就是张维迎这几年来的轨迹。
由于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渐被架上主导时代主持正义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权威并不足完成这个使命，司法腐败和作为政治刀把子的历史负债，严重腐蚀了政法系的权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应该用全力参与维权运动，其前途不在于成为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并不能走得太远，启蒙政党不可能让出政治领导权给政法系。例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就泼过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庙堂，而在公民社会，而在草根。政法系应该从其他启蒙知识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失败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变为走入民间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过维权运动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经济学家造成的历史灾难，从而也挽救经济学家，从而也挽救整个知识分子的声誉，弥合了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至今的冲突。不管是启蒙政党，例如国民党或者其后裔，还是80年代的新启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却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变迁，是现代性的瓜熟蒂落。
让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积极成果。就像落叶必须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经济精英主导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导的维权接力举起了火把。
由改革时代进入民权或者维权时代：崭新的时间要开始了。
(博讯2006年04月07日发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