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0日讯】【说明】一年半前，我刚从美国回来，写了这篇七千字的长文《农民贫困问题纵横谈》，保存在电脑中，没有发表。近日写完《新农村建设的始作俑者不是共产党》，再打开本文，重新读了一遍，觉得可以作为该文的补充。因为本文的写作是以美国的观感见闻为基础，视角多了一个参照系，足可开阔我们的眼界。李昌平为农民鸣不平，但是并不了解美国的一般情况，所以拿美国开涮没有道理。中国的媒体媒体人，如《北京青年报》，总是以在美国那个鸡蛋里挑出几根骨头来做文章，起码是犯了以己度人的错误。中国的“三农问题”，情况如今有了新的发展，回头再看看一年半以前的情况，也是有益的。因此，拿出来发表并不过时。（2006-3-24）
前后相隔不到5个月，我读到李昌平写的下面两篇文章：《贫穷与富裕的双重变奏》和《造成农民贫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设计》。关于这个李昌平，可能大家知道一点,他曾经风云一时。2003年6月，他在《半月谈》杂志对大学生著文说：《大学生可解三农问题》。他首先谈了三个问题“我曾晚上误入荒郊野林踩着了几个上访露宿者，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而坐牢的农民不下百人”；“法律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农民工创造了城市的繁荣，他们只感受到卑贱，天下的农民工何时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啊”，可见他对于农民的疾苦是多么的同情，但是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大学生身上，说“只有大学生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农民和工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脱离工农，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个结论不知一年多以后的今天他还坚持不坚持，但是看他新近写的《造成农民贫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设计》，把问题的本质、根本、症结找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靠大学生是解决不了的。不从制度上作根本的改革，农民仍然不能翻身。“八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孙大午的名言）的局面仍然破除不了。
关于这个李昌平，新华网编辑在转载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按语，云：“三年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斗胆上书给朱镕基总理，倾吐自己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苦恼与思索，从基层干部的独特一角撩开了一个庞大群体某些长期被遮蔽的实况。朱总理在李昌平的长篇书信上作了肯定性批示。一时间，李昌平被大众媒体推为年度风云人物，他向总理反映的原版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不久，《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问世，更使他在海内外博得了更多的知音和声誉。这位创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一部传奇的李昌平，尽管离乡进京已快两年，但仍不断有基层干部和农民兄弟打听他的萍踪和心迹。应编辑部之约，寓居京城的李昌平抽出5月10日、11日双休日，百感交集笔走龙蛇，洋洋万言一气呵成。从他专门挥写的长篇自述里，我们笃信不疑，这颗昨夜的星辰依然闪烁，进京仍为‘三农’谋，位卑未敢忘忧国。相信关注‘三农’的读者会从中感动着他的感动，沉思着他的沉思。”但是，当时身处北京的李昌平，在沉思之后，却把希望寄托在大学生身上，实在是无可奈何吧。大学生冲锋陷阵斩将夺旗的伟绩，“五四运动”只是一个特例，从那以后已经终结。大学生不可能包打天下。
三四年过去了，李昌平现在有了为农民大声呼吁的条件，他还在不断地为农民大声地呼吁，可是三农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成千成万奔走于途进京告御状的农民队伍已经成了伟大首都的一大景观。大概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法大不如权大，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中央。李昌平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禁城。”可是天大地大不如如来佛的巴掌大。他们到了北京仍然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一个个还是被免费汽车押送回原地，头头则要蹲班房，连为他们打官司的律师都要东躲西藏，以免被抓。“上访”有罪，这是中国农民遇到的新问题。李昌平说：“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笔者有学生从农村来，说起打官司，是“不打生气，打了更生气”。“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了民间的顺口溜。打官司成了权力与金钱的派对游戏，如梦如幻如疯如癫伦巴大跳。司法腐败成了寄生在现代专制政体上的一颗毒瘤，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五个月前，我在美国读《贫穷与富裕的双重变奏》之后，写了如下观感：“因为我到过云南，尤其是农村，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印象颇深，对云南很有感情，所以把这篇文章读完了。怎样叫农民脱贫解困，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靠救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世界就是不平等，但是我们也不能搞‘土改’式的解决。（5／28/04）”贫富不均，差距拉大，已经成了困扰今天中国的难题，但是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劫富济贫，虽然做到了“均贫富”，但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土地化为集体——国家所有，这种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实在不可取。农民不能作自己土地的主人，没有土地权，就遑论其它的任何权利了。我国的农民至今不是还在吞咽这枚强行恩赐的苦果吗？
李昌平的前文把愤懑发泄向美国，实在是无的放失。他说：“你站在北京上海深圳看看美国后，再请你转过身来看看中国的贫苦地区，再认真的想想。”这一“看”一“想”，怎么能迁怒人家美国呢？世界时时在演奏“贫穷与富裕的双重变奏”，中美之间的差距，近似于中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但是在寻找原因方面，却是各有各的帐。中国农民目前的贫困问题，直接原因，和美国没有关系，不搭界。美国建筑业的小工，每小时的工资是15——20美元，即人民币124——166元。电脑工程师每小时最少也在30美元。他们的工资高得如此“离谱”碍着我们什么呢？中国农民的贫穷要从内因找问题，但是也不能归罪于中国城市里的广大市民和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即使他们中有的人发的是不义之财。千万不要走历史的老路，把农民的贫穷引向对富人的嫉恨。“均贫富”只能造成族群仇恨，冤怨相报，种子绵延不绝。
50年前，我们不解，为什么美国的无产阶级不起来造反。现在，我到了美国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原来，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竞争的社会，政府、法律、制度，都为穷人参与竞争提供了公平的起点，例如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如果你不参与起跑，或者落后，或者中途放弃，那就不能怨天尤人，只能无怨无悔，自认倒霉。因此，住在免费的公寓房间里的穷人对于开豪华汽车、住豪华住宅的富人并不嫉恨，非要群起造反不可。这正是美国的穷人不向社会发泄怨愤的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李昌平终于找到了症结。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为什么受歧视？为什么沦于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地位？因为“制度”就是为他们作了这样的“设计”。首先是他们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李昌平说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中，第一是“产权制度”。这是很对的。
九亿没有土地权的农民，站在强势的政府面前，站在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大地主“政府”面前，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吗？黄世人想做做不到的事，这位“地主”都能做到，心想事成。靠种地吃饭的农民却没有土地权，他们能安心生产，安居乐业，走向富裕，共同奔小康吗？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尊严吗？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国家把农民的全部土地据为“国家”所有吗？这样一个“国家所有”的大蛋糕，谁不想近水楼台先切一块。
我们去到美国，到处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林，为什么没有人乱砍乱伐呢？因为树上挂着牌子“私人林地，禁止狩猎”。连进去狩猎都不行，乱砍乱伐就更加不行了。既然每一块土地都是私人所有，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赋予了农民拥有财产权土地权，并无条件地保护公民的这个权利，那么这个蛋糕谁敢碰一碰呢？
中国农业一向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对这种小农经济强行搞集体所有、全民所有已经证明此路不通。规模远远不是小农经济可以比拟的中国国企之改革，改来改去总想绕开产权改革起死回生，结果还是逼上梁山，以产权改革为依归。国企改革如此，三农问题能够绕开产权改革而走出死胡同吗？土地承包如果不走向土地私有，企图不迈进农民私有土地这个门槛，那么三农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共同发土地横财的腐败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
李昌平说：“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这位“新地主”是谁，不言自明，当然不是黄世仁了。今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的根本条件就在于这个土地制度。如果土地为农民个人所有，那就釜底抽薪，断了官商暴富的财路。
华盛顿市区北部马里兰州的洛城、盖城一带是最近一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区，但就是有一些农场主不肯出卖土地，形成都市中的乡村景观，谁也没有可能去强行征地。台湾商人为什么要跑到大陆投资呢？除了看中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可以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得到他所想要的任何一块土地，绝对是心想事成，没有任何商业的或法律的纠葛。可是在台湾，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命根子，你不付出高昂的价格休想获得土地，而且，如果你要建立一片巨大的厂房，就要涉及多家农户，你要逐家逐户地去讨价还价，其中只要遇到一个“钉子户”你就束手无策，政府不能助一臂之力。这笔征地的买卖会弄得你焦头烂额，元气大伤。在大陆，父母官们要招商引资，他看中的土地，只要用手一指就可以划拨给你了，而且还要为你搞好七通八通，叫你心满意足。如果大陆的农民也能像台湾的农民那样，失去土地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大富翁，未必不是一件美事。可是，在大陆，在每一片“开发区”、“花园小区”的后面，就站着一群茫然无措失去土地的农民，也站着几位得意洋洋的官商。据说，中国已经有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这当然是指“承包”的土地。他们的生计有保障吗？否则，“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这大概算是改革开放遇到的新问题，但千万不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处理这些新问题。
李昌平说：“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都是警钟之言。山东东部农村是中国农村中的佳境，可是你如果去走走，听到的几乎都是愤愤之音。
政府，国家，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唯一的选择，早还总比晚还好！
马列也有过一部《圣经》，它叫《共产党宣言》。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我每每听到上帝的冥告：在共产主义的天国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这位上帝又告戒我们：“土地公共所有制”是“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那么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天国，建立了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天国。可是细细品嚼上帝的金玉良言，前后却是互相矛盾的。我们追求的是“公共所有制”，否定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个天国里，事实上是没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于是耳边响起了挥之不去的声音，仿佛是上帝的符咒：“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身了。”共产革命今天要革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而是执政党自己。那么，批判的武器如今却对准自己了。我真是不寒而栗了。难道“异化”是太阳永远从东方升起吗？难道向对立面转化太阳永远落在西方吗吗？难道共产党自己就是逃脱不了“周期律”的牢笼吗？
据说，“共产”二字的本义是“共同生产”，由于汉语文字的歧义与多义，中国的实践者们理解成了“公共财产”、“共有财产”，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连无师自通的土马列阿Q同志也感悟到“共产”的真谛：“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这位“投降”了革命的正宗贫农阿Q同志回到未庄挑头举起了造反的大旗，首先叫了几个伙计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了土谷祠里，和还俗了的小尼姑三拜天地，喜结良缘。如今阿Q和他的儿子都成了离休老干部，住在城里的干休所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至于未庄的农子农孙们的喜怒哀乐，他们被高墙大院屏蔽，已经很隔膜很生疏了。
李昌平写的《造成农民贫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设计》，把问题的本质、根本、症结找到了。中国农民的贫困，我们怎么能够怪罪美国的强横与霸权呢？这是无的放失。看来李昌平是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寻求实实在在的答案。这大概就是他新近写出《造成农民贫困的十八大不合理制度设计》的原因。
10月3日，我在北京首次拜访了一位偶然认识的朋友陶鼎来先生。他原是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院长，曾就读西南联大，和杨振宁同级，后留学明尼苏达大学，时在抗战胜利之后。他退休之后，每年要到美国的儿女家住半年。我问他：据你的亲身观感，这五六十年中，美国的变化如何？他说，他觉得感受最大的是美国黑人地位的提高，如今黑人在美国受歧视的问题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黑人的身影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看到。
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如今的美国，在政界、商界、学界，在体育界、影视界、演艺界，到处都能看到星光灿烂的黑人。记得50年前，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媒体，不厌其烦地揭露美国黑人受到的歧视，如乘公共汽车要分车厢，孩子上学要分校，等等，确实是在美国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事实。对此，马列主义理论分析道：种族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个表现，云云。这个问题，今天美国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
谈到美国黑人的解放，不能不说立下首功的黑人牧师、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40年前的8月28日，约25万人的游行队伍汇聚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聆听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演说激昂慷慨，热情洋溢地呼吁实现美国民权运动的要求，让包括黑色和棕色人种在内的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实现种族平等的伟大梦想。这次游行和集会受到美国政府、国会和宪法的保护，没有任何人受到追究与审判，被认为是“一场法治之下的非暴力革命，一场价值观的革命，一场理念的革命”。黑人的诉求得到国会与政府的重视，在这次大游行结束后不到一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这项法律正式生效。该法案禁止在旅馆和餐馆等公共设施进行歧视并禁止就业歧视。随后又制定了《投票权法》、《公平住房法》等法案，保证了有色种族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这种平等不是“财产”的平均，而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起点的平等。例如，大学招生、公务员招聘，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黑人，即使是“滥竽充数”也不能弃而不取。这样为消除种族歧视提供了一系列制度保障。1968年3月，当金牧师组织“贫民进军”中，途经田纳西州孟斐斯城时，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至4月4日逝世。金的遇刺触发了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巨大风暴，在全美及全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美国政府确定从1986年起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全国纪念日”，是为全国性的假日。
现在，在美国，歧视黑人就是违法的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态度问题，说一声SORRY就可以算了。我们看儿童电视片，凡是有几个小演员的故事，其中总少不了黑人或黑头发的人。他们是少数族裔的代表。没有这样的形象代表就可以控告制片人犯了种族歧视罪。这就是说，消除歧视，从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甚至于体现在儿童娱乐电视片中。我故意刁难地问几个五六岁的中国小孩：黑人是不是坏人？他们都说不是。作为孩子，在美国的中国人和各种肤色的小孩都能融洽相处。由于有了这种制度—法律的保障，所以现在美国的黑人在事实上获得了平等，至于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个例问题，首先不是因为制度—法律的偏颇歧视造成的。
不过，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谈起美国来，总能从鸡蛋里头挑出骨头。2003年8月25日 《北京青年报》纪念马丁•路德•金演说40周年，发表了题目为《 5大歧视让梦难圆》的文章，例如现在的布什政府里有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即黑人，他们是国务卿鲍威尔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他们二人都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事务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在4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可是《 5大歧视让梦难圆》的作者却只看到了鲍威尔退出总统竞选，原因是据“知情者透露说,鲍威尔夫人和他本人是出于对种族‘政治有色眼镜’的担心才退出的”。这未免不是揣测之词。他们看不见黑人鲍威尔做了国务卿，却盯着他退出了竞选总统。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届布什总统的内阁成员中，有一位女的劳工部长赵小兰，是华人，幼年随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各个少数族裔的利益更要照顾，其中华人占美国人口的1%，亚裔占美国人口的3%，所以，有了一个赵小兰，她可以为少数族裔的利益大声疾呼争权夺利，大家就比较放心安心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绝不敢实行白人霸权主义。
对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农民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二，50几年来，除了一个陈永贵当过副总理，还有可以例举的人吗？再往前推，曾经还有过一个正宗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可惜他成了叛徒。我们总是习惯于树立一两个农民或工人或资本家的典型，戴上高帽子，登上天安门，陪同领导人接见或出访，把他们捧得高入九霄，其实他们只是一个好看的花瓶，并不能为工人、农民或资本家鸣冤叫屈争权夺利。我们再看全国及省市县乡的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几个农民呢？对于农民如此的歧视，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对于鲍威尔放弃竞选总统就是不可忍。这种“双重标准”真有意思！
我从1960——1985年在一个县的中学教书，文革期间受到再次戴上右派帽子“监督劳动”的惩处，直接参与各种各样的农业劳动，和农民有了更多更直接的接触，对农民的生存状态有了直接的观察与体验。其次，又因为到美国探亲，有机会见识美国的黑人处境，看到他们实现了种族平等的梦想；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讨论执政党要加强执政能力的问题，“三农问题”自然也在视野之中。于是对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啧有烦言，不吐不快，由李昌平的文章说了如上的观感。
（200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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