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胡锦涛走后 留下了什么？

【大纪元4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龙淑蕙于西雅图采访报导】胡锦涛访美，场内和场外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像。挟着162亿、有史以来最巨额的中共采购团的助阵，胡所到之处吸引了许多政商名流，欲从胡经贸访问中有所斩获，杯觥交错间，政界、商业及社区领袖们凝目遥望在中国巨大的市场；然而场外一波波抗议的群众、一幅幅控诉的标语，交错着媒体的追逐穿梭，形成极端、尖锐的对比。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和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向记者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分析。

整体上来说，全世界面对的是同一个中国、同一个中共，当中共领导人踏上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时，何以会激发如此激烈、对立的反应？由胡锦涛的访美行，本地的民众可以从中、美双方互动看出何种端倪？

胡访美之前，大陆联想与微软签下10亿美金的软体合约，吴仪率领的采购团花了46亿买下80架波音客机、17亿购买美国正版软体。在这一笔笔中共花大钱讨好美大企业的背后，却写着企业以巨额的资金及高科技奥援中共，控制中国人民言论自由的历史。

胡访美行－中共政府“以商制官”外交路线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在胡访美之前，就可看出端倪，胡这次的访美行就各项双方关切的议题不会有何实质进展。而胡访美的姿态不高，与布什双方皆表现表面上的友好，但实质上的各项议题，除了人民币汇率没有达成协议之外，其他的经贸问题胡已作出部分让步，伊朗、北韩的问题则是中共牵制美国的筹码，更不可能在一次会谈中便可解决。

另一方面，胡访白宫前先到西雅图造访波音、微软两大公司巨头，由而可看出胡锦涛的外交路有所改变。中共向来吹嘘自己的发展模式是威权体制加市场经济，过去两年来中共不断提出，要以“北京共识”（专制政体加市场经济）取代“华盛顿共识”（民主体制加市场经济），拉丁美洲一些左派的当政者希望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亦即威权体制加市场经济。此次在胡访美前，中共的高级智囊郑必坚表示，中国只向外输出电脑，不向外输出发展模式。郑的此次发言是缓和美国担心中共势力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向美示好。

胡访美主要运用“以商制官”的外交策略，以商界力量来牵制政治力量。中共这样的策略最初在台湾实行，吸引台商往大陆投资，最后台商在中国大陆的利益越来越多，就要求台商游说台湾政府促统，这个策略在台湾非常成功。中共便将这种策略扩展用之于其他国的外交关系。

日本是另外一个中共运用“以商制官”的例子，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带着7个日本贸易组织访问中国，胡锦涛和其会面时就提到要“以民促官”，“民”就是指商人。

对美国过去几年来也利用跨国公司游说美国国会，因此这几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共人权及政治方面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受到牵制。

中共的“以商制官”在这次胡访美行可见成功之处。胡到访美国先见商界，再见布什总统，希望通过美国的经济巨头牵制白宫反对中国的力量。何清涟最后表示，“以商制官”这一谋略自有其厉害之处，试看今日台湾、美国与日本，哪家政府能够忽视商界的意见？

政界避开中共敏感议题 保持沉默

然而，对中共如何利用经济利益引诱美国大企业协助其维持政治控制的真相，又因着另外一种沉默，在美国大众面前呈现出扭曲过的表象。

在胡锦涛访问西雅图期间，华盛顿州前州长、同时是华州欢迎胡访问委员会的主席骆家辉接受当地电视台King5的专访。骆家辉认为，有3亿中国人民使用手机，中国在网路上有着大量的沟通，中共对一些敏感字眼的过滤是无法赶上人民发展自由沟通的速度。他同时表示，中国人因经济发展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非常渴求西方的概念、服饰等方面，透过和他们的接触，可将西方的民主自由带进去中国。

骆家辉的说法呈现了典型的西方亲中政治人物的看法。自1994年克林顿政府将中国的贸易与人权记录松绑后，各国政府与中共政府互动往来过程中渐渐产生一种心态与运作机制，一方面在商贸利益的考量下不得不屈服于中共将人权议题从谈判桌撤下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尝试说服自己，认为透过文化、教育、贸易的交流会使中共统治的本质发生变化。经过这十数年的运作，美国真的已成功的改变中国的情况吗？

中国前总理赵紫阳经改重要智囊、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对曾做过州长的骆家辉来说，抱持透过交流接触就可将民主自由带进中国这样的看法，是不合格的。这样的说法有意的忽略了一个阻碍中国民主化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共政府。“骆家辉绝对明白，中国自由、民主的障碍不是老百姓不懂得民主、自由，而是中国政府不让老百姓有民主、自由。”

程晓农表示，坚持民主、自由的理念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基本要求。他引用二次大战为例，英、法等国对希特勒采取绥靖主义，亦即他们希望用讨好希特勒来回避欧洲进一步发生战争，认为这是一种聪明的方式，事后证明完全错误。“短视的美国政治家可能会有类似的行为，对极权政府采取一种姑息、宽容、回避批评它的不当行为，即便这只是一种政治态度，而没有任何利益考虑，也是短视。因为宽容姑息绝不可能让一个极权政府改变，越对它姑息，它越觉得可以为所欲为。”

西方对中国问题的迷思已证明错误

最近华尔街日报一篇新闻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3月4日召集学者专家及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出现的各种激化的问题进行讨论，完整版会议记录事后被转贴于论坛上，使相关单位不得不将一些敏感讨论删节后，发布“官方版”的会议记录。该会议的讨论也显示出中国在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贫富悬殊恶化、腐败越演越烈等等，使中国目前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对此，程晓农表示，对改革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在中国已进行了半年多，只是这次特别尖锐。是因为与会讨论者已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已陷入极大的困境，经济改革并没有让全中国人民普遍受益，只让一小群人，占人口5%到8%的特权群体得利。同时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贫富差距越大，中国社会正上演着严重的社会悲剧。

中国的智囊、专家这样的讨论实际上提醒了西方，过去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存在几个错误。

第一，中国开放市场，经济活动越繁荣，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对中国政治上带来要求民主、进步的压力，意即市场化会带来中国的政治进步，大家耐心等待即可。

程晓农认为，现在中国所发生的现实已证明这个迷思完全错误。中国新兴的所谓“中产阶级”，即私营的企业家，他们现在基本的政治立场是反对政治改革，反对民主化。原因是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共产党统治的环境里，所有的商人必须和政府勾结，要参与腐败，一旦参与进去，这一阶级的利益和共产党的利益就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interest group）。

对中国而言，私营企业家和共产党大半都融合成一个群体，他们不希望改变现状，因为改变现状，这一群通过腐败致富的企业家可能面临刑事上责任。“因此单纯等待中国市场化以后出现政治上进步现在看来非常幼稚。”“在别的国家可以，在中国事实证明不会实现。”

第二个错误迷思是微软所提出的高科技能帮助中国民主化。但现今高科技公司的行为已经证明他们对美国民众说谎。如雅虎、微软及Google 都提供高科技协助中共镇压中国人民，如“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是对全中国百姓进行全面监控的高科技工程，监控所有的人民的上网活动、电子邮件、电话，甚至可监控人民在街上的活动。中共已经将监控活动扩张到10亿人，除了儿童外，所有的成年人档案已被建立，手机数量再多，也不影响监控的可能。中共之所以能对人民监控到如此程度，事实上是靠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帮它完成，它们出口高科技技术帮助中共政府建造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一旦高科技公司卷入这样的活动，它们不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民主，而是帮助中共政府压制民主。

程晓农认为，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他们对中国的判断，连中国自己已经重新检讨、并承认走的道路有问题，何以西方政治人物仍保有幼稚的想法，以为市场化能自然帮助中国实现民主？以为高科技会自动给中国带来民主？

程认为，事实上只有在国际社会认清这点后，从不同角度促进中国积极发生政治上的变化，中国现在面临的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危机才可能逐步消除。

美大企业积极协助中共内部控制人民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微软盯着中国的巨大市场，想尽办法与中共保持紧密配合。包括微软、雅虎、Google等都对中国社会采取严密的讯息封锁，使得中共的集权暴政得以继续存在。西方的大企业实际上是中共的帮凶。

“国际互联网的时代给民主、自由运动带来极大的转机。”郭国汀如此表示，微软等网路公司不但是对中国的公众封锁信息，也对全世界公众封锁信息。例如，这些公司对中国民运人士在国内采取了彻底封杀的作业，在海外则有不同比例的封锁。实际上已变成中共控制自由的执行者、工具。郭认为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存在这样的事实非常荒唐，是因这些大公司盯紧经济利益，不顾商业道德或基本准则。

对于这种做法，郭国汀认为是“目光短浅”、“杀鸡取卵”，将来中国自由民主实行的哪一天，这些公司都要付出代价，中国将会追究它们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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