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6日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赵紫阳同志的领导下从事改革开放工作，那一段时间，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年代，是全民齐心拥护改革的年代，也是为中国改革打下重要基础的年代。紫阳为中国改革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是我亲眼目睹的。他为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经济有现在这样的局面，紫阳同志的功绩是不可忽视的。他对改革开放初期的贡献是历史的真实，否认不了。
他强调改革要给老百姓以实惠
我过去不认识他，只知道他这个人。在省委第一书记中，他年轻，思想开明。打倒四人帮后，紫阳到四川工作，他跑了很多县，寻找群众的创造。如他在四川提出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即种三茬作物的产量不如种两茬的产量），就是总结群众的经验。四川的联产承包学了安徽，也总结了四川群众的经验，有四川的特点。工业改革他在四川带了头。他搞了六个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通过媒体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作法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但在当时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阻力很大，没有一点魄力是做不出来的。
一九八○年四月，他到中央工作以后，始终强调用改革统帅一切，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我们是在一九八二年国家体改委成立后认识的。当时，紫阳作为国务院总理兼体改委主任，我任体改委党组书记，主持工作。我和他都是搞计划经济出身的人，他很有自知之明，强调在改革中学习改革，认真听取和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他特别强调，改革要给老百姓实惠。他强调改革措施必须经过试验，在试验中修正改革方案的错误。
企业改革曾经探索了很多路子。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润分成、利改税、承包制，等等。虽然这些探索不都是成功的，但总的指导思想是给企业松绑，扩大企业自主权，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束缚。为了这些探索，他尊重群众的创造，翻来覆去地找各方面的人听取意见，希望能找到多数人受益的办法。紫阳不是按哪一个经济学家的意见做（虽然他十分尊重经济学家的意见），也不是照搬外国的办法（虽然他也很愿意向外国学习），他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他对改革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他赞成搞特区并力举给广东和福建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以后又开会，决定沿海十九个城市搞开发区，吸收外资搞“两头在外”。在科技改革方面，北京中关村的科技试验区也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搞起来的。
八十年代农村改革使农民受益，企业改革也是多数职工受益。放松对企业的捆绑，让企业自己发展，效果也是很明显的。企业自己配置资源比靠国家配置资源效益要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八十年代也是上海、广东开始的。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使我国能在较短的时期，初步解决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以后经济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闯出了路子。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也是全世界公认的。
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紫阳不照搬外国，但很注意吸收外国的成功经验。一九八五年党代会，提出了国家不直接调控，而是通过经济手段间接调节。间接调节的思想最早是“巴山轮”会上外国人提出的。“巴山轮”会议是中国体改研究会、中国社科院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的，当时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紫阳很注意这个会上外国人提出的“间接调控”思想，以后发展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最早是廖季立提出来的，赵紫阳很重视。在八十年代，由于紫阳吸收了多方面意见，逐渐形成了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国家间接调控的指导思想，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紫阳多次对计委和财政部的领导同志说：“改革就是要改计委。”“改革就是要改财政部。”他话说得很尖锐，当时这两个部门的领导同志一时还想不通。紫阳对当时计委的负责人宋平不很熟悉，他对我说：“你和宋平是老熟人，以后应多沟通。”我和宋平、吕东私人关系很好，可以随便谈。实际上，计委也赞成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意见。
那时是短缺经济，企业生产的东西不怕卖不出去，同时乡镇企业还不强，还不能和国有企业竞争。对国有企业一松绑，生产上去了，企业也就上去了。企业上去了，职工的收入也就提高了。由于八十年代的改革效果不错，所以陈云同志也不反对。一九八六年陈云在杭州找我，当时正搞横向联合，这是紫阳搞的。陈云问我，横向联合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不是像过去那样由计委垂直指挥，而是企业间的经济联系。他也同意了。他说，我同意你们探索改革，我是主张先生活后基建，怕你们把基建摊子搞得太大。这一点，紫阳也是这么看的。
在八十年代，我和紫阳的关系很好，但只是工作关系，没有私人交往。自高岗事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工作关系不能变成私人关系，不吹捧个人。在李富春、薄一波领导下如此，在紫阳领导下也是如此。那时紫阳对我很放手，一般事务他不干涉，我和党组提的人事任免他都同意。我当党组书记不称职，由于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计划经济思想影响很深。廖季立是我的老师，我相信他，听他的。我没有什么创见。紫阳也是实际工作者，但他很能接受新事物。紫阳曾批评过我，说：“你和马洪要注意一点，要多吸收年轻人的意见。杜润生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紫阳曾多次说过要注重提拔青年人。陈一咨是我同意用的，不是紫阳用的。陈一咨对农村改革有贡献，我才让他当体改研究所所长。
单独参加廖季立遗体告别
廖季立思想开阔。我和他在文革前都在计委工作。在大跃进时期，我是一个实际工作者，犯过求成过急的错误，也做过检讨。而季立的看法比较正确，同时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是在体改委正式成立之前，就和薛暮桥、杨启先一起在张劲夫领导的国务院体改办工作。当时，劲夫、暮桥、季立、启先同志都是较早主张商品经济的。季立到体改委是党组成员，主管总体改革规划工作，启先是规划局局长，可以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多次和计委的同志一起探讨改革的总体规划，启先还参加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起草工作。紫阳对他们的意见也很重视。季立逝世，赵紫阳参加了遗体告别，那时中央是允许的。不过，是在别人告别之后，允许紫阳一个人单独向季立告别。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有那么好的局面，紫阳功不可没。他并不是有什么大本事，也不是先有一个什么理想，而是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吸收更多人的智慧。他很尊重群众的创新精神。紫阳那时能大刀阔斧地施行改革，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社会环境比较宽松。政治上有胡耀邦大力支持，他和胡耀邦配合得很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态度。小平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六年两次讲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权力不能过于集中，说像文革这样的事在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讲制度比人强。小平是战略家，经济上的具体事他是不管的。在八十年代，有了邓小平的开明态度，紫阳说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想批的人也批不了。
不怕风险，也有政治智慧
中国是一个实行了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计划经济的思想无所不在。持计划经济思想的同志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当时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旧局面，不仅要承担政治风险，还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紫阳不怕风险，也有政治智慧。
一九八一年四月，有人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当时，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
一九八二年五月初，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经济中心联合召开了一个大型讨论会，讨论经济改革的理论问题。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不能说存在着商品经济。在此期间，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批评文章。这些挨批的观点是当时一些积极支持改革的人提出来的。
计划经济思想也反映在党的指导文件中。一九八三年，党报还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论”，“指导性计划论”当作“精神污染”来清除。这一年，思想界比较紧张。
然而，事隔一年，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会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承认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结论和前一两年的主流看法的跨度如此之大，令人震惊。在这个大跨越中，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紫阳同志在幕后做的工作。
用传统思想包装新思想
紫阳首先想办法说服党内的老同志。为了说服老同志，他让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这个报告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却不露锋芒。新的思想用传统思想包装。紫阳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这篇文章是一块“问路石”，老同志们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在这个基础上，紫阳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组织起草小组在中南海讨论了两次。第二次会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还请来了邓力群。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紫阳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紫阳宣布散会，人们都站起来准备退场了，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一九七九年就赞成商品经济。”
条件已经成熟。九月九日，紫阳给耀邦、小平、先念、陈云写信，建议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概括为以下四层意思：
（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是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
九月十一日，小平表示同意。九月十二日，陈云表示同意。小平还说这封信写得很好，并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也就很自然地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封信的四点内容也全都写进了这个决定之中。
今天看来，紫阳这封信有点保守，但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他是用传统思想包装新思想。有了这种包装，“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个曾经挨过批判的说法写进了党的决议。有了这种包装，多年来被看作社会主义异端的“商品经济”，写进了党的决议。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其实，在紫阳心中，还有比这些更深刻的想法。有一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向赵紫阳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紫阳回答说：“就实际工作而言，没有差别。用商品经济，是为了减少震动，使更多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说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两个说法，一个意思。”紫阳在另一个场合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和手段，包括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等，我们都应该学习。
始终关注政治体制改革
一九八六年，小平同志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党政分开，由人治走向法治；并指定由紫阳负责，组织了一个高层次的研究小组，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紫阳还是用经济改革的那种办法，多方面听取意见，开了很多政治改革研讨会。在社会上形成了政治改革的气氛。“党政分开”是政治改革的前提，小平讲到了这一点，紫阳把“党政分开”写进了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这一点很有意义。当时紫阳还着手采取一些党政分开的措施。因为一九八九政治风波，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六四”后，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但后来邓小平不讲政治改革了，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反而党政合一了。
“六四”以后，我见过紫阳四次。十五大前两次，十五大后两次。十五大以前比较容易见。因为十四大说对赵紫阳的审查到此为止。中央派人向他宣布两条，一是停止审查，二是结论还是李鹏的报告。紫阳提出两条意见：一是要求中央做出正式结论：我哪里分裂党，哪里支持动乱。二是我不接受党章、宪法以外的限制。所以那时对紫阳的管制比较宽松。可以打高尔夫球，也可以到外地，也可以见朋友。不过，那时离、退休的见他容易，在职干部见他难。十五大他提出要解决“六四”问题，使上面的人不放心，再见他就不容易见了。
“六四”以后的一次见面时，紫阳问我：我们这些人原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什么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在实际上搞起了一党专政？当然，提法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怎么专政？还不是靠少数人？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上犯了错误，斯大林也是如此。斯大林说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提出要整风，批判官僚主义，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但在运动过程中，毛主席坐不住了，就强调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接着是反右，反右倾，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和我们许多老同志也深受其害。改革开放以后，小平说这是制度问题，但他自己也强调，在思想领域里要反对自由化。这又和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自由有一定的矛盾。这表明，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最后一次见面
二○○四年九月十日，我去见了紫阳。他当时病得很重，我想，好几年没见面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这次是他的车接我去的。进门时我出示了自己的离休证，看门的战士就让我进去了。
见面时我才知道他的肺已经纤维化，要靠二十四小时吸氧维持生命。吸氧管插在鼻子里，一刻也不能拿下来。紫阳的父亲死于肺纤维化，所以，紫阳很危险。他的夫人患有老年痴呆症，没法照顾他，他身边连一个专职护士也没有，主要是靠公务员和家属照顾。
尽管如此，紫阳的精神状态非常好。鼻子里插着管，还谈笑风生。我们很放开地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两人的谈话的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下面介绍的很多是我们两人的共同看法。
关于对当前大势的看法。经济形势不错，但社会问题很多。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因为跛足改革。即只改经济体制，不改政治体制。跛足改革产生两个后果：一是腐败，虽然年年反腐败，但腐败还是在发展；二是分配上不公平，贫富悬殊过大，出现了两极分化。
中国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是听任问题的发展，成为权贵的市场经济；二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到底出现哪种后果，取决于是否搞政治体制改革。
如何启动政治改革。不可能从平反“六四”启动，因为“六四”平反阻力很大。现任领导人是不可能从“六四”启动政改的。我们认为，在肯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克服毛、邓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制度创新。这样就容易找到共同点。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问题积累，最后可能出乱子。从二○○○年到二○○四年上半年，群体事件就有二十多万起，年年增加。二○○二年四万起，二○○四年是七万多起。有人认为是群众闹事，实际上多数是人民自发的维权活动。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作为政府的公权，应当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不偏向某一集团，更不能用公权谋利。现在很多部门立法，为部门利益服务，这就把公权为某个利益集团所用。
总之，民主问题不解决，长治久安不了。搞不好的话，就会出现权贵市场经济。要解决民主问题，就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搞好市场经济，也得靠这一条。我们两人谈话中最关心的就是这一个事儿。关键是民主，要让人讲话，不能搞舆论垄断。毛主席也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什么意见都要听，错误的意见中也有正确的东西。不要分什么左派、右派，都要让他们讲话。兼听则明，能听到不同意见有好处。
这是我和紫阳的最后一次见面。半年以后他就逝世了。通过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的思想比“六四”以前有新的发展。他跟上了时代。
在和紫阳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曾谈到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后落实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次是邓小平南巡以后，最后落实到搞市场经济。紫阳对我说：“第三次思想解放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
总之，在紫阳和我的谈话中，他很少谈自己的个人问题。我的印象，他最关心的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只有走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这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安志文是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此文节选自将于二○○六年六月出版的《紫阳千古——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５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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