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4日讯】（三）
在上两次节目中，我和大家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开始于五四运动的全盘西化，和彻底砸烂中国传统文化的口号。而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的有两个。
一个公开的目的就是打倒封资修的意识形态，用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文化代替旧文化。减轻建立更纯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阻力。另一个目的，是借这场运动打倒和封资修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因此，在六十年代初的新道德运动和文化批判运动的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了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宣传的主调。因为只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才具有最大的煽动性和杀伤力。才能达到毛泽东的全部目标，而不是和党内同志共有的新道德运动和共产主义文化的目标。
在60年到65年的五年中，共产党的笔杆子们创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文艺形象，使得新道德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被推向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为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做好了思想舆论准备。到1966年初揭批封资修运动达到高潮时，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模式化的、形象鲜明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极端表现形式有两个侧面。
一面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曾经风靡一时。从极端的口号退潮到固定的民众思维模式，就是维持了十年以上时间的划分阶级成分，实行身份歧视和身份历史歧视的国家法律政策。类似于西方的种族歧视制度，是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虽然八十年代逐渐取消了这些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但至今仍有许多人以这种思维模式对待人和事务。甚至有人策划推出修改了内容的新血统论，以便操弄起新一轮的阶级斗争，重温毛泽东的一统天下的旧梦。值得大家警惕。
另一个侧面。就是毛泽东在时机成熟时，借助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极端化，把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引导到”揪出党内暗藏的阶级敌人”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去。很轻松地达到了消灭政治对手，统一思想和队伍，加快实行共产主义理想的目的。
这个揪出运动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60年开始的阶级斗争运动，是以过去的地主刘文彩为典型，把几千万早已被剥夺了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地主、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和右派知识份子，与刑事犯罪分子和政治反抗者（就是被称为”坏分子”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外的人员）划为一组阶级敌人。称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虽然宣传配合政策法令，已经推行得深入人心了，也得到了党内精英阶层的一致的支持。但理论的不完善，仍然会在有头脑的人们心目中遭到质疑。这就是：按马列主义理论，这么凶恶的黑五类形成的社会基础，谁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呢？他们靠什么政治力量来实行他们残害人民大众的狼子野心呢？
在1966年初，毛泽东适时地发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同时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疑问，完善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毛在这张大字报中正式提出了黑五类和封资修文化的代表，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指出：这一小撮当权派在中央内部有一个和他毛泽东唱反调的、甚至已经压迫了他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从此集中到了党和政府内部，并且迅速进入了白热化。进入了发动群众斗争官员的新阶段，也就是文化革命转变为政治革命的阶段。而且被斗倒、斗死、斗进监狱的官员的比例，超过了任何一般的革命。它的的确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但也的的确确起源于文化革命，并借助于文化革命的表现形式。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它的准确表述，没有背离毛泽东的新理论框架。
它确切的字义，就包括了阶级斗争和全盘西化这两种理论。同时，它并不是改良，而是革掉了几千万人的性命，革掉了大部分的当权者。这还不叫革命，什么叫革命呢？
（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整整四十年前，文化革命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发展到六十年代的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理论。四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发展到了顶峰，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爆发了。但是它的爆发，并不是纯粹的文化革命，纯粹的文化革命也不会以如此暴烈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不局限于文化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毛泽东集团企图夺回失去的权力，就利用了全党给他树立的活神仙的地位。第二个原因就是在人民大众之中积累了十几年的怨恨和不满，在专制的压力减轻时，会借机揭竿而起。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争权的斗争和被压迫者的反抗交错纠缠，使人一时分辨不清它的主要性质。大家都看错了形势，都有自己的自以为是的估计。
一般都认为毛泽东雄才大略，敢于玩弄发动群众斗官僚的把戏。这只说对了一半儿。另一半儿是因为他也无路可走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三年大饥荒之后，走了一条比较务实的、有限恢复市场经济和自主经营的修正主义的路子。既不是与共产主义政策尖锐对立，又很快地恢复了经济。使中国社会从大饥荒中缓过来了，并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强烈社会动力。这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得到了社会大众和党内官僚多数的支持。
中国人民的多数支持共产党，并不是认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共产党在四十年代的口号，吸引了农民阶级的大多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与在城市和乡村中各占少数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对立中，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如法炮制。利用城乡大多数人民要过富裕安定生活的愿望为动力，获得了大多数人民和官吏的支持。居然架空了全党树立的活神仙，在权力斗争中步步为营地战胜了虔诚的马列主义者。
但是刘少奇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他没有纲领，没有理论上的合法性，只不过是偷偷摸摸的改良。毛派指责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既形象又准确。第二个缺点是刘、邓既然和平演变继承了毛的衣钵，也就同时承担了共产党政策的恶果。基层的怨恨与不满，就得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倒把毛泽东的责任撇清了，使毛泽东处于更有利的道德制高点。
这种形势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毛甘当虚君，支持总理大臣收拾烂摊子。全党也是这样希望的，毛泽东也是这样接受的，六十年代的前五年也是这样操作的。而且操作得很顺利，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恢复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快。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神化也以同样的速度膨胀起来。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怨恨也以同样的速度膨胀起来。他们在共产党的体系内拥有完全的合法性，他们不认为造成大饥荒等等的政策是错误的、是执行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果，反倒认为是没有真正执行共产主义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站在了这个有利于开脱他自己罪行的立场上，在党内获得了一大批人的支持。摆脱了虚君的地位，而拥有了再次争夺领导权的资格。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帮助他的支持者，完全控制了军队和治安情报机构的最高指挥权。一场准备了五年的政变终于在1966年爆发了。爆发时毛派掌握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而且控制了军队和情治机构。
这些条件保证了他即使放弃了第一种选择，也不会产生大混乱，不会被外敌所利用。而且保证了他的对手不可能彻底打败他，在不败的前提下，战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的谋略。刘、邓及其官僚队伍显然看清了这个形势，所以没斗几下子就立刻投降了。 但这回毛泽东可不要什么招降纳叛了，招也只招将官以下，不接受统帅的投降。因为他不再相信这些背叛了他的部下，正式的说法就叫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也确实把刘少奇及其核心成员整到死为止。之后，再招降以邓小平为首的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多数官僚，来执行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十年代导致大饥荒的工农业政策，经修改之后从文革结束后的1969年开始继续执行，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结果。
（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关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谈了四次了，也只是个大概。更详细的内容，有宋永毅、王友琴等学者的资料，描述的巨细无遗，色彩斑斓，可供有兴趣的朋友做更深入的研究，我今天只想简单的评论一下，文革是为什么和怎样出现了各方意料之外的情况，造成了欲罢不能的结果，并延续到今天发展出各派共产党都不愿看见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主运动。
文革并不是什么民主运动。而是毛泽东及其同伙假借民主运动的旗号，达到实现一党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私货的一场专制化运动。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一样，是借助于民主化运动的大潮骗取了社会的支持，篡夺了领导权之后成功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实质，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集团，扩大了列宁主义的范围。不仅打着民主的旗号骗人，而且主要依靠非工人阶级，并团结资产阶级，打败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共产党建国前、有两千多年市场经济传统的中国社会，它的主要成分是资产阶级、中产知识份子和以农民、小手工业者为主的小资产阶级。私有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刘少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深得民心。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大障碍。
所以毛泽东就把两个力量作为发动运动的主要力量。一个是不谙世事而又迷信权威的学生，特别是中学生。中共搞了几十年的学生运动，经验丰富。如果不是最早期的学生运动参加者，几乎无法观察到，康生的特务机关是如何煽动和操纵了北京的中学生，发起了这一场造反运动。
但是仅靠学生闹不起大事，刘少奇的工作组差一点就平息了这一场学生运动。这时老毛亲自出面支援中学红卫兵，同时又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支持大学造反派。并号召把运动推向社会、推向全国。这就动员起了毛泽东希望依靠的第二支更为庞大的力量，被压迫而又有怨有恨的社会底层，特别是容易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以及各机构的小职员和知识份子。这些力量的动员，才真正打败了刘少奇所控制的官僚体系。
在破四旧达到意识形态目标后，毛立即号召学生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并且明明白白的指示说；大串联就像长征，是革命的播种机。而且战火也确实蔓延到了全国的各个领域。这时，刘少奇徘徊在老毛的门口几天想讲和，老毛也不理他了。大局已定，善后处理只是时间问题了，棋局已进入了收官阶段。毛的目标是置刘、邓这一批叛徒于死地，决不做东郭先生。然后用更纯洁的、便于指挥的人马去完成他的共产主义理想。
但计划出了意外。首先是最有胆量造反的那一批红卫兵也最不听话。当他们发现毛泽东和江青发动文革的目的并不纯洁时，造反的物件就上升到了毛本人的集团内部。这一部分没什么经验也没多大社会基础的年轻人，已经不太好对付。反反复复，直到一年后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阴招儿，才把他们彻底解决。
更难对付的是社会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造反。他们争取的是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利益，触及的也是共产党的基本权力和利益。而且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或者愿望。给予更严厉的镇压和瓦解仍不能平息。从一开始打着毛皇帝的旗号奉旨造反，一直发展到林彪企图打着下层人民的旗号造毛泽东的反。使毛泽东本人也感到了无能为力，感到了社会对共产主义倒行逆施的反抗，感到了他的理论的欺骗性的有限。感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百姓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就是他虽仍坚持己见，又不得不请邓小平出来收拾局面的真正原因。
文革由毛泽东打开了”造反有理”的潘朵拉的盒子。虽然瑕瑜并存，千奇百怪不可能统一定性，但赋予了人民造反的合法性，并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希望看到的。文革中失败的奉旨造反留下的精神遗产，有奉旨的一面也有造反的一面。
后人从不同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就产生了四?五天安门运动，78年的民主墙运动和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的海内外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中共歪曲文革历史、禁止谈论文革的原因，正是害怕被文革意外惊醒的人民造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最终将导致一党专政的崩溃。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